君主和对外政策

前文我们回忆了欧洲走上复兴之路后出现的种种变化。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教会势力的削弱和查理五世在罗马加冕，似乎欧洲又回到了马其顿式的个人专制政治势态中去了。这是因为当时旧的观念已经遭到了破坏，可是新的观念却还没有最终成型，人们只得在无所适从的“乱世”中迎回君主专制。

到16 世纪末，君主政体在全世界盛行，而且专制集权越来越严重。德国和意大利都是君主专制的大本营，西班牙也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专制政体。英国国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利。到17 世纪，法国国王成了欧洲最大的掌权者。

当时，各国宫廷都有大臣在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与他们的外国对手交锋，外交事业成了帝王和大臣的天生职业。可以说，外交部门成了17、18 世纪欧洲政治活动的主角，它们让整个欧洲都患上了战争狂热症。

与前代相比，此时的战争越来越费钱。士兵不再是不用训练就可以上战场的民兵，也不再是自备马匹、武器和随从的封建骑士。军队需要火炮，士兵需要军饷，当兵已经成了一种职业。战争越来越旷日持久，进攻的一方需要进行长年累月的包围攻城战，守城的一方则需要建筑高墙壁垒。战争经费的增加致使税收上扬，这导致16、17 世纪各国政府和社会新兴力量发生了大量冲突。君主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们并不是臣民生命财产的所有者，在征税时他们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可是要进行外交上的侵略和联盟，征税又是必不可少的，于是财政就成了会议室里最不招人喜欢的话题。(https://www.daowen.com)

从理论上讲，君主是天下的共主。1603 年英王詹姆斯一世曾经发表宣言称：“讨论上帝能干什么就是在渎神，与之相同，讨论君王有什么权利也就是在僭越。”话虽如此，可现实中却并不是这样的。他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都明显感觉到，英国国内的地主和富商都有足够的智慧去对君主和大臣的要求阳奉阴违。他们肯接受国王统治的前提是他们能保有自己的土地和经商事业。

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比比皆是。君王下面有分封贵族、资产阶级和富裕的平民阶层，他们就像昔日德国贵族反抗德皇一样反抗他们的君王。面对沉重的赋税，他们会联合起来抗捐抗缴，会要求对自己的财产拥有完全的处置权。书籍的流通和交通的便利让这些人能够很顺利地联合起来。不管在什么地方，这些人都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在行动上保持了团结。荷兰与英国的经济情况和政治传统使得君主政体和财产私有制之间的斗争迅速爆发了。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这些17 世纪的公民——也就是财产私有者——对外交政策很少关心了。他们不知道外交政策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也不想为此操心，因为那是君王们应该关注的事情。他们始终不愿意涉入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去，所关注的只是外交活动导致的直接结果——征收重税、政府干涉商业活动、政府肆意逮捕和拘禁民众。如果发生了这些事情，他们就会和君王抗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