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主义对宗教和政治观念的影响
在古代典籍中，我们可以见到许多较为合理的宇宙起源学说。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发现了许多近似于近代地质学的知识，卢克莱修也同样如此。达·芬奇对于化石的研究前面我们已经叙述过了。笛卡尔甚至大胆推测我们地球最初形成时是处于白热化的状态的。不过，一直到18 世纪末，关于地理学的研究才正式大规模展开。法国科学家布封在自己的著作中把世界的年龄延长到了7 万～7.5 万年，认为基督教创世故事的六天实际上暗喻的是六个时代。这说明当时的地质学还是需要附会教会传说的，依此才能实现与正宗宗教教义之间的调和。时间车轮到了19 世纪中叶，这种风气才为之一变。
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以后，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众多保守人士和宗教人士对他大加讽刺和批判。该图为1871 年3 月22 日发表在报刊上的讽刺达尔文的漫画
用岩石和化石考察人类远古历史的方法，在历史上被许多科学家使用过。在下面两件事的刺激下，西方世界的科学智慧才慢慢醒悟过来：一是按照地质研究，生物出世的次序与创世纪六日故事中记载的不一样；二是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足以推翻《圣经》中上帝创造万物的传说，足以证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有自己的进化源头。两个问题中的后者对宗教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如果人类和动物一样，都是经过进化而来，那么人类也就没有始祖，没有了伊甸园，也没有了所谓的人类的堕落，由此出发，基督教的历史就全都是假冒的了。
出于这个原因，当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着手创作自己的进化论著作时，几乎所有虔诚的教徒都产生了诚惶诚恐的心理。1859 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面世。该书详细介绍了物种的进化原理。1871年，他又完成了《人类由来》，明确地把人类归入进化论体系中。
当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一举战胜基督教的宇宙起源论时，西方普通知识阶层都感到极为痛苦。许多人出于本能而不是理性，拒绝新的学说。因为他们的道德观都是建立在伪造历史基础之上的，一旦接受新的学说，那么他们的道德大厦就有崩塌的可能。英国的大学与教会联系密切，所以更是不遗余力地反对新学说。1870—1890年，新旧学说之争几乎弥漫在所有文明国度。其争执之激烈，我们从1860 年英国协会开会时，威尔伯福斯主教当面侮辱赞同达尔文观点的赫胥黎一事就可见一斑。(https://www.daowen.com)
当时威尔伯福斯主教盛气凌人地对赫胥黎说：既然你自命是猿猴的子孙，那你的这个血统究竟是出自你的父系还是母系？赫胥黎听了以后，对身边的人说：“上帝已经把这个人交到我手里了。”接着他站起来发言说，自己不以自己的祖先是猿猴为耻辱，但是却因为自己与一个面对真理胡搅蛮缠的人有关系而感到可耻。从这些充满愤慨的话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时场面的激动，据说有一个贵妇人甚至因此晕倒了。
达尔文对基督教发起的攻击非常猛烈而突然。基督教短视的宗教学者当时根本没有能力重新解释教义来挽回日益衰落下去的宗教信仰。牧师主教之流，只能蛮横地对达尔文施加干涉攻击，例如禁止达尔文的著作发行，侮辱诽谤拥戴进化论的人，这种做法愚蠢至极。事实上，在此前的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人公开怀疑基督教，皇帝腓特烈二世显然就是其中之一。其他如18 世纪的吉本和伏尔泰，也曾公开反对基督教，其作品打动了许多人。可是这些怀疑者仅限于一些特殊人士。可是到了达尔文时代，几乎所有的普通人都开始怀疑宗教思想了。当新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进化论时，都很容易就感受到了基督教的暴虐和自甘堕落。这种斗争的结果是，科学战胜了宗教。
这次大争辩对西方上流社会的思想和方法的直接影响，结果并不好。新兴的生物学这时还没建立起新的、足以代替旧道德的东西。于是社会的道德堕落就成为必然。20 世纪初，上流社会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17 世纪，可是在公德心方面却远不如从前。17 世纪的有产阶级虽然也有少数不信仰宗教的人，但能诚心祈祷、自省自查、愿意为正确的事情忍受痛苦和做巨大牺牲的人要远多于20 世纪的人。1859 年以后，人们在信仰上产生了巨大的缺失。宗教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都一起被扔进了垃圾桶。19 世纪末，被误解的达尔文主义成了许多新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
17 世纪的统治阶层普遍有一种观念：上帝会注意我的言行，考验我，所以我应该虔诚地尊敬上帝，所有事情都要符合上帝的旨意。这种观念在20 世纪初彻底土崩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适者生存。有权势的人认为自己是依靠竞争，凭借自身力量占据上层的，所以所有弱者都应该服从其管理。他们认为人当自强、勤劳、无情、务实且自谋福利。至于上帝，他或者已经“死”了，或者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这种思想完全超出了新学说的本意。
很快，这些人就扭转了对达尔文主义的粗浅误解，可是他们并没有在思想上取得更大的进步。在他们看来，人类就是一种类似猎狗的社会动物。就像狗群中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可以欺压幼者和弱者一样，在人类社会中欺压幼弱也同样理所应当。这种情况下，19 世纪初盛行的民主主义遭到了鄙视，对专横和暴虐的艳羡又开始抬头。吉卜林曾把身处社会中上阶层的英国儿童带到丛林野地去学习“自然的法律”。在他所写的《丛林之书》中，他以赞赏的态度来描写了三个男孩凌虐另外两个男孩的情形——这三个男孩先用诡计把对方捆绑起来，然后再肆意欺凌。这种思想就很能代表当时的特色，它非常生动地揭露了19 世纪末英帝国的政治心理。如果想弄懂19 世纪后半期的历史，那就非常有必要弄清这个故事背后扭曲的心理状态：两个被欺负的男孩是欺软怕硬的人——这是三个施暴者的借口。三个施暴者之所以这样做，又是受一个牧师的煽动。这个故事给人的启示是，在施暴以前一定要找到合适的借口。只要有借口，那么施暴者就是正当的，不会受到谴责。这显然是典型的帝国主义教条。身为弱者，只能是逆来顺受。故事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孩子的师长和牧师都被描写成暗中参与此事的人，他们对它乐见其成。面对受害者母亲的申诉，两个人都充耳不闻，这其实也是吉卜林最认可的事情。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现代帝国主义丑恶观念的核心：法律和非法暴行可以暗中勾结。就像沙皇暗中鼓励“黑色百人团”暴徒屠杀犹太人和其他反对者一样，英帝国也出现了许多令人震惊的事情，比如：布尔战争以前，詹姆森博士非法侵掠了德兰士瓦；卡森与史密斯爵士在爱尔兰的种种冒险；英国政府默许在爱尔兰的王党分子对新芬党人行凶，等等。英帝国政府的名声也就是这样被玷污了。这种做法对英国来说是自取灭亡的，帝国政府的真正力量不是源自军队，而是源自人民对他们的信任，源自政府的公正合法。一旦偏离了这个标准，政府就会沦为一个暴徒称霸的团体。这样一来，其寿命也就很难长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