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
在整个武装和平时期，德国都成为各国效仿的对象。它颇具侵略性的新帝国主义思想对英国人造成巨大影响。当时在英国，阿尔贝特亲王掀起的普及教育的浪潮已经渐渐消散，英国剑桥和牛津大学的教育改革，因为遭到宗教界人士的反对而陷入停顿，平民教育也因为宗教界反对、政府当局吝啬、工厂主对童工需求旺盛和社会个人主义盛行等因素而饱受摧残。英国人旧有的诚实守信、公平自由的传统已经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被彻底抛弃，浪漫主义甚嚣尘上。随着殖民地事业的繁荣，整个英国都开始被近代帝国主义的虚荣所笼罩。
英国作家们仿效德国人提出了一个新的人种学上的“发明”：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日耳曼人优越性的宣传让波兰人和法国人格外愤怒，现在出现的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优越性的传说，也同样让爱尔兰人无比愤恨。出乎英国人意料的是，这种宣传在全世界范围内拉低了英国人的声誉。因为它让英国在许多“附属民族”面前失去了谦恭和公正。
在诸多帝国主义思想的干扰下，19 世纪末的英国大学生对国内政治的虚伪彻底感到厌恶。他们受到自大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吸引，被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所鼓动，认为英国也应该有闪亮的甲胄，有锋利的宝剑。于是，英国的新帝国主义在国内工商界、金融界人士的支持下，开始引导国人向垄断和暴力开发的方向走去。总之，普鲁士化的英国人也在不断效仿德国人的做法。
中欧本应该是作为一个完整经济体系存在的，德国已经和自己的盟友形成了一个经济同盟，这就好比是一个握紧的拳头；英国则是一只在全世界张开五指的手。它们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共同利益。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上风，彼此针锋相对也就不可避免。比如德国建立一个关税同盟，那么英国也必须建立。于是两个阵营内的成员，就难免要为这种对立竞争所羁绊。
但是，英国的帝国主义者没有德国同行的那种权威和全体一致性。它也不是英国三个主要民族中任何一个的自然产物，不符合这些民族的特性。不管是维多利亚女王还是她的继承者，都没有欲望像德国皇室那样穿上“闪亮的甲胄”、挥动“铁拳”和“宝剑”，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去扰动公众的情绪。实际上，这种思想一萌芽，就受到许多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作家们的敌视，作家们拒绝承认、宣传“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族性。而在工商界，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大海运企业，本身就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所以也对这种“霸道”的新帝国主义的金融商业冒险家非常排斥。欢迎新帝国主义思想的是军人、印度殖民者和与之相似的人群。因为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存在和所作所为辩护。刚刚诞生时，新帝国主义思想主要受低俗的报刊支持，因为这些报刊的主要读者是仅受过初等教育的人。
尽管新帝国主义思想显得魅力四射，但它从来没成为英国民间的主流思想，英国人在思想上并不容易被左右。平民，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人一直在用怀疑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宣扬帝国主义思想的政府官员、军人、牧师、暴发户和新工厂主。虽然英国人冒险发动了不必要且劳民伤财的布尔战争，但那次战争也导致自由党人重新掌权，并带动英国走上了公平合理的发展之路，独立的南非联盟也得以建立起来，可以弥补布尔战争带来的恶果。
在普及平民教育和发展公益事业、平衡社会财富上，英国在不断取得进步。英国的三个民族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与爱尔兰达成了和解。不幸的是，正当这项事业要见到曙光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它的进程。
爱尔兰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小，这与日本很类似，因为它们都是小型岛国，自给自足，既没有要献给世界的东西，也不会向世界索取什么。爱尔兰人口结构复杂，主要居民为发肤黝黑的“地中海人”后裔。公元前6 世纪，克里特人入侵爱尔兰，与当地人相混合，形成了使用爱尔兰盖尔语的民族。此后，他们与生活在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的各种克尔特人相互交流，入侵或反入侵。5 世纪，爱尔兰岛被基督教化了。
1169 年亨利二世以继位后，诺尔曼英格兰人移居到了爱尔兰，他们给爱尔兰人带去了更浓厚的条顿民族特性。往日的爱尔兰是个各部落分居的野蛮之地，境内很少有安定的地方，其民间艺术还倾向于远古时代，这些都可以从那个时代的金属制品和宗教典籍插画上看出来。12 世纪，英国国王征服了部分爱尔兰地区，诺曼人和英格兰人进入爱尔兰分散定居。这时候，爱尔兰和英格兰在民族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就显现出来了。这种差异在新教徒掀起宗教改革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英格兰人成了新教徒，而爱尔兰人则岿然不动。
英国在爱尔兰地区的统治，因为两民族在语言、土地分配、遗产继承等方面的不同而困难重重，以至于经常发生内乱。其间，爱尔兰人民的反抗和遭到的杀戮、伊丽莎白等英国统治者对他们的镇压，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过多叙述了。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詹姆斯担任英国国王时期，阿尔斯特等地区被没收充作长老会会众居住的地方。这些长老会会众成了一个新教徒团体，与原居住在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共和国相争的内乱时期，斗争双方均试图获得爱尔兰人的同情，竞相与他们联络，所以爱尔兰当时有一句民谣说：“英国人的不幸就是爱尔兰的福气。”1641 年斯特拉福被处死时，生活在爱尔兰的英国人也惨遭屠戮。后来，克伦威尔为报复这次屠杀，宣布所有持有武器的爱尔兰人均在处死之列，这给爱尔兰天主教徒带去了刻骨铭心的仇恨。
1689—1691 年，爱尔兰因为内乱陷入分裂。詹姆斯二世为了对抗威廉三世而去拉拢爱尔兰天主教徒。可是，他却分别在1690 年和1691 年两次输给了对手。交战结束后，双方签订了《利默里克条约》。条约中，英国政府允诺将宽容对待天主教徒。这个空洞且从来没被遵守过的诺言最终成了后世争端之源，直到现在它还是爱尔兰人心中的痛。
18 世纪，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仇怨越积越深。英国出于忌妒在商业上给爱尔兰加了诸多限制，爱尔兰西部和南部的毛纺织业因此深受破坏。阿尔斯特的新教徒在这一方面，也没有享受到比旧天主教徒更好的待遇，因此他们也成了反抗英国的重要分子。19 世纪要求均分田地的动乱在爱尔兰北部地区的激烈程度远超南部。(https://www.daowen.com)
作为恩怨纠葛极多的双方，爱尔兰和英国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我们做一个比较。爱尔兰有一个被新教徒把持的、执政能力稍差的国会，它的腐败程度要远远超过英国国会。都柏林附近地区文明发展状况良好，尤其是科学和文学的发展让人称道。其研究成果都是以英文发表的。新教徒的三一学院是这里的中心。斯威夫特、哥尔德斯密斯、伯克、贝克莱和波义耳等人是爱尔兰文明发展的代表人物。从实质上讲，爱尔兰其实是英国文化的一部分，它独有的特色并不多。旧天主教和爱尔兰语都被逐渐抛弃在黑暗之中了。
20 世纪抵抗的爱尔兰就是从这个黑暗的爱尔兰之中崛起的。当时爱尔兰的文学、科学，乃至所有文化分子都被伦敦所吸引。富裕的上层人士均迁居英国，以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这使爱尔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以房租、日常花费和投资的方式流向英国。这一趋势随着日益方便的交通而加剧。都柏林国库空虚，资源耗尽。1801年元旦《合并法案》颁布，宣布盎格鲁爱尔兰国会同英国国会合并。这一决定一度遭到居住在爱尔兰的新教徒的激烈反对，与之相比，旅居英国的爱尔兰人则反应较小。1803 年，罗伯特·艾米特率兵反抗，结果遭到失败。于是，18 世纪中叶，盎格鲁爱尔兰人的骄傲——都柏林逐渐被知识和政治生活所抛弃，爱尔兰外部的人开始迁居到这里。都柏林围绕总督城堡进行的“时髦生活”都成为官僚式的行为，真正的智慧生活却奄奄一息了。
事实上，爱尔兰的统治阶级从古至今除籍贯以外，与英国统治阶级是没有明显差异的。不过，两国的下层阶级却完全不同。英国的平民阶级在教育和社会地位方面更加要求民主和有上升的空间。这与爱尔兰很不同。英国的大工业发展造就了大量的工人，就连农业也是有农业工人而没有佃农。爱尔兰境内煤炭资源贫乏，土地贫瘠，地主主要居住在英国，所以那里的平民阶层主要是佃农，他们耕种的土地因为肥料跟不上逐渐沦为种植马铃薯和放牧的地方。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平民而言，婚嫁繁育、宴饮和打架斗殴是仅有的家庭娱乐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爱尔兰的人口剧增。据统计，1785 年爱尔兰总人口为2 845 932 人，在1803 年是5 536 594 人，到了1845 年则是8 295 061 人。可以说，在1845 年时，爱尔兰本土生产的马铃薯已经无法养活这么多人口了，大饥荒随之爆发。人们或者饿死，或者逃荒，留在爱尔兰的只是一些等死的老弱和满目苍凉的空房子。
随着两国国会的合并，爱尔兰和英国的平民皆获得了普选的权利。英国的天主教徒有选举权，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也自然如此。只不过英国人要选举权是他们的需要，而爱尔兰人得到选举权则是因为英国平民早就拥有它罢了！昔日爱尔兰人在联合议会中占据了较多的席位，因为他们更容易被操纵，这种情况被热爱爱尔兰的爱尔兰人和天主教徒所利用，从以前没有政治工具，也没有去谋求政治工具的状态，变成在立法会拥有一大批坚定、团结的议员。1874 年普选后，所有唯利是图的旧爱尔兰议员都被清除出去了。刚刚获得政权的英国议员惊讶地发现，他们要面对的是一群风俗、宗教乃至个人需要都迥然不同的爱尔兰人。他们在控诉着普通英国人从没听说过的民族迫害事件，他们群情激奋地吵闹着要独立。这让英国人既觉得不可理喻又格外厌恶和排斥。
爱尔兰人有强烈的民族自私情节，这是他们受生活环境影响的结果。他们不能心平气和地观察英国的局势，他们进入英国国会就是为了扰乱英国的政权，以达到让爱尔兰独立的目的，这让英国人感到厌恶。这种状态深受统治英国的政治寡头喜爱，他们与爱尔兰北部“效忠”英国的新教徒联盟，试图煽动起爱尔兰普通民众对英国的敌视，进而从中渔利。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爱尔兰和英国的恩怨纠葛彻底暴露了英国政府的无能，这与英国平民无关。自由党人不顾保守党和阿尔斯特爱尔兰人的反对，屡屡制定政策试图缓和与爱尔兰人的矛盾，这种努力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1886 年，自由党人格莱斯顿组建的内阁政府破天荒地提出了《爱尔兰自治法案》。格莱斯顿的目的是想把爱尔兰的事务交给爱尔兰人民管理，可没想到这个法案最终导致了自由党的分裂。一个由统一党领衔的联合政府取代了格莱斯顿的内阁政府。
这半个世纪正是英国新帝国主义思想泛滥的时候。所以这一阶段的英国历史，也就是新帝国主义与英国自由主义相冲突的历史。狂妄自大的民族主义分子试图在整个英国占据上风，而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把英国发展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联邦。在前者眼里，驯服听命的爱尔兰才是好的爱尔兰，而后者则想把爱尔兰变成自主且合作的帝国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努力，1892 年，格莱斯顿终于重新执掌英国政坛，并且让自己的《爱尔兰自治法案》获得了微弱的多数票。1893 年，他的第二个自治法案在下议院通过，却遭到上议院否决。1895 年，帝国主义政党“统一党”掌权。在此后由统一党执政的10 年里，英国掀起了第二次布尔战争，对南非的侵略达到了高潮。1906 年，统一党政府试图仿照条顿人的做法建立关税壁垒，结果遭遇失败，被自由党政府取代。自由党政府建立了南非自治领，把惨遭迫害的南非荷兰人——布尔人变成了享受公民待遇的不列颠臣民。从那时起，自由党内阁就开始与保守固执的上议院展开了长期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是一场涉及英国国家根本的竞争。一方面是在英国平民阶层占据多数的自由党人真诚地希望能和平解决爱尔兰问题，化解爱尔兰人的仇恨；另一方面则是态度坚决的帝国主义分子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宁愿采取非法途径维持自己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帝国内外事务上的主导权。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出现过的内部斗争，例如北美的独立运动：怀有自由精神的平民反抗有权有势的统治阶级……爱尔兰不过是这种斗争的一个战场罢了。在印度、英格兰，到处都有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到处都有反抗。幸运的是，类似下议院爱尔兰党团领袖雷德蒙那样的爱尔兰政治家们超越了民族的狭隘性，主动对英国自由党的善意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这让顽固的上议院不得不让步了。1912 年，首相阿斯奎斯提出了第三个爱尔兰自治法案。经过两年的反复辩论，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王才正式批准了这一法案，但同时也批准了一项要求自治法案暂缓生效，直到战争结束为止的法令。
第三次自治法案提出以后，许多顽固的帝国主义者采取各种措施，不惜一切代价试图组织它的施行。都柏林的一个律师爱德华·卡森爵士就是极力反对它的人之一。在他和他的伙伴运作下，1914 年7 月，都柏林传出了叛乱的枪声。整个英伦三岛都陷入了内战的危机之中。
1914 年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9 月，卡森爵士等人还在致力于反对将自治案列入英国法典。可是，爱尔兰人的领袖、正式代表约翰·雷蒙德先生却开始号召爱尔兰人民应该负担起英国在战争中的责任，并且为赢得最后的胜利而努力。从那时起，爱尔兰就作为一个忠诚的伙伴与英国并肩作战。1915 年，自由党政府被联合政府取代。由于利用了首相阿斯奎斯的软弱，爱德华·卡森爵士成为司法大臣，不久又被他的同伙史密斯爵士取代。这种做法无疑是对爱尔兰这个友好民族最大的羞辱。自从1886 年以后，由格莱斯顿努力创建，并在1914 年几近成功的英国-爱尔兰友好的局面遭到了彻底破坏。
1916 年春，都柏林试图反抗新政府，可是没有成功。参与起义的人——包括许多儿童都惨遭杀害。这种残酷的做法让整个爱尔兰为之震惊。对这次都柏林的叛乱，爱尔兰各地都没有给予多少支持，可是起义之后，要求独立的呼声却迅速升高，独立运动没用多久就遍布整个爱尔兰。与这种激进思想对立的是爱尔兰政治家普伦基特爵士一党，他们相对温和，希望爱尔兰能够成为一个自治领，或者说是一个“君主共和国”，获得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一样的地位。
1919 年，乔治在英国国会再次提出自治案的时候，已经没有爱尔兰议员对此感兴趣了。爱尔兰已经与英国彻底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