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物与陶器贸易
印度手工业（尤其是棉织业）和中国手工业（丝绸和瓷器）是亚洲商业的两大支柱。棉织品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但波斯和土耳其也采用同样的技术。此外，斯里兰卡、缅甸、暹罗和爪哇的小型手工业也会从印度（原棉和染料）、中国（丝绸）和日本进口原材料。到16世纪后期，这种海上贸易多用欧洲船只运载货物，但此类往来的双方绝大多数时候是两个亚洲国家。对欧洲的出口只占整个贸易的一小部分。俄国也与其亚洲邻国进行了广泛的通商。在17世纪，莫斯科和阿斯特拉罕（Astrakhan）都有印度商人，往来于莫斯科和中国之间的商队也川流不息。
要想搞懂火药帝国中的制造业，我们就需要回顾先前讨论过的强力中央集权国家与其对火药武器的控制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政府的控制也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方面。其主要目的不是促进贸易，而是监督宫廷奢华生活所需的优质纺织品和家具的生产。这就催生了一种特别的产业形式，其代表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王室工厂（karkhanas）以及奥斯曼土耳其的“帝国工坊”（imperial workshop）。[19]在这些政权中，政府通过监督系统监管着丝绸等制造业。在德里的工厂，一度有4000名丝绸工人工作于此。而在奥斯曼帝国，数量相当的工人为宫廷工作，其中一些在帝国工坊，还有许多人则在私营作坊。许多在私营作坊中工作的人常驻在布尔萨（Bursa），那里是通往中国和波斯的陆路线路的终点，也是丝绸贸易的中心。虽然有些丝绸是在当地通过养蚕生产的，但生丝多从波斯进口。事实上，意大利商人会来布尔萨购买原材料，以便在卢卡或博洛尼亚制造丝线和织物。
图5.3 波斯的小型织机，用于织造丝绸或棉布制的窄幅织物。织工坐在座位上（A），用脚操作踏板（B）。悬挂在工作间天花板（D）上的综丝（C），在经线之间开出一条通道（称为梭口），梭子就从这里穿过。（绘图参考自伍尔夫《波斯传统工艺》）
我们对16世纪土耳其使用的织机的技术细节知之甚少，但从同时代中国以及较晚年代里土耳其和波斯使用的织机中可以推断出很多历史信息。在这三个国家中，许多最珍贵的丝织品（例如织锦缎damask和锦brocade）都有精致的图案，都是在两人操作的大型提花织机（draw looms）上织出来的：一个人坐在机器的高处，按顺序拨出不同的综丝束，以控制正在织造的图形或样式；另一个人则坐在工作台上，操作踏板，来回传递梭子（见图6.1）。
许多较小的织机，如图5.3中的波斯式织机，用于在当地生产丝绸及更为普通的棉织品。大多数织机的一个特点是使用踏板升降综丝束，来产生基本的组织（ground weave，例如平纹、缎纹和斜纹），织工可以腾出双手来操作梭子。与王室工厂的大规模生产相比，从印度出口的棉纺织品大多是在众多分散的村庄里用非常简单的设备制作的。商人预付了必要的材料；然后，尽管工作条件很差，但纺纱工和染色工、织布工和印染工还是凭借其高超的技巧和专业度生产出了品质极佳的纺织品。当地的许多技术都与特定的种姓绑定，据说这导致工人们总是与特定的工艺绑定，抑制了技术革新。历史学家最近对这一论点进行了修正，指出在创造新的纺织风格和供应新的市场方面，印度纺织业还是有创新性的。[20]但无论他们多么富有创意，在印度、土耳其和其他亚洲国家中，手工业者的就业往往还是面临着诸多严苛的条件。
官方控制对创新也有所推动，主要是在技术工人的流动方面，工人流动往往是王室要求的。16世纪末，土耳其人和波斯人被招募到印度工作，这促进了技术的重大发展。虽然印度是许多重要工艺的来源，但其他国家也开发了不同的棉纺织品染色技艺和方法。[21]有两种染料尤为重要：茜草红（madder）和靛蓝（indigo）。两者都是从植物中提取的，但它们的特性却非常不同。要使用茜草红染色的话，就必须得先用媒染剂溶液（mordant solution）处理布匹。媒染剂溶液的成分依所染的具体颜色而定，包含许多种类的矿物盐。如使用明矾媒染剂，茜草红染剂会将布染成红色；若用铁矾（硫酸亚铁）媒染剂，布则会被染成黑色。这种差异可以很好地用于绘制或印染布上的图案。在印染时，匠人们会首先用刻有图案的木块将铁矾媒剂印在布上，图案部分将会呈黑色（图5.4）。之后，他们用其他木块上的明矾媒染剂来印制红色的图案。在这个阶段，布上呈现的只有模糊的图案，但当茜草红染剂与布接触后，染料只会挂在涂有媒染剂的地方，其他地方的染料都会被冲走。这样一来，成品的图案就是规划好的黑色和红色了。
而要用靛蓝染剂时，则需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布匹上需要保持为白色（或蓝色以外的颜色）的区域会被涂上蜡，以阻隔染料的侵染。人们会将布反复浸泡在靛蓝染料桶中，直到获得所需的那种蓝色。然后，人们用热水来清洗布，蜡就能被回收下来，以待下次使用。
这些印染技术大部分似乎是在很早的时候于印度发明的，后来广泛地流传到了所有织棉布的地方。在爪哇，靛蓝的以蜡防染工艺演变为著名的蜡染纺织品（batik textile）设计的基础，这种织品通常用某几种颜色染成。西非的伊斯兰地区也生产棉织品，在那里，靛蓝染色是在半埋入地下的大缸中进行的。在波斯，布匹印花已经发展成一门特别精细的艺术；在莫卧儿时期的印度，大约从1550年开始，波斯手工业者将他们的技术传回印度，并将其引入新的地区，那些地方的布匹以前都是手绘的。制作印花用的木块要用弓形钻（bow drill）和凿子进行精细作业，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行当。到1700年（也可能更早），这一行当在印度的中心是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此地地理位置绝佳，联通了纺织印染中心古吉拉特邦，与其互惠互利。同时，土耳其的手工艺人致力于使茜草红的红色更加鲜艳，并摸索出了一套有16道主要工序的复杂工艺，其中油和单宁酸（tannic acid）被用于布的初步处理，还有明矾媒染剂。“土耳其红”的染色工艺也被带回了印度。
图5.4 以木版印染布料。木版被小心翼翼地置于印染位置处（上图），然后工匠用右手拍击（下图），将媒染剂溶液印到布上。图中只有单一的花朵图案而没有其他图样，可见用茜草红染布时使用了含铁媒染剂将图案印成黑色（绘图：黑兹尔·科特雷尔）(https://www.daowen.com)
这些手工业的技术创新，都是仔细观察和艰苦试验的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一个个微小的改变累积而成。在这种情况下，同一技术基本相似的变种会同时存在：在一本讨论植物染料的莫卧儿早期图中，作者列出了生产45种色调或颜色的77种不同工艺。在炼钢和其他技术方面，经验知识的积累，也同样体现在那些差别细微的技术和产品变体的发展之上。
从以上情况来看，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些技术中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创新，只是在技艺上有微小的进步。然而，在印度，欧洲船只和武器的出现，在16世纪极大地激励了当地的技术进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印度兵工厂就生产出了质量上乘的枪支。同时，波斯纺织工人的涌入也很有可能重振了印度传统棉花工业的一些方面。印度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的出口表现的确举世瞩目。来自古吉拉特、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和孟加拉的印花棉布，其精致的图案、鲜艳的色彩、持久的光泽以及“精细灵巧的工艺”使它们“比丝绸更显尊贵”。[22]欧洲统治者和社会评论家都哀叹在所谓印花棉布热潮（Calico craze）中购买这些进口产品所花费的巨资，但几十年来，尽管欧洲工匠们努力求索，也没能领悟这些技术奥秘，造出与印度织物质量可堪伯仲的产品（见第七章）。
波斯帝国那一边也有重大的技术发展，萨法维王朝最辉煌的统治时期（1587年到1629年）是在沙阿阿拔斯治下。[23]他将首都迁回伊斯法罕的旧址，彼时那里已发展成非常美丽的城市，灌溉工程哺育着广阔的中央花园里的鲜花和树木，100多座清真寺为据说已经达到50万的人口服务。阿拔斯奉行的经济政策也十分明智，他鼓励发展陶瓷业和玻璃制造业，推动向欧洲出口高质量的瓷器。为了这项事业，他招募了300名中国制陶工来协助波斯当地的工匠，帮助他们做出合格的陶器。
阿拔斯还希望伊斯法罕能成为天文学研究的中心，但这并不容易实现，因为波斯最后一个重要的天文台（在撒马尔罕）已在一个多世纪前关停。难怪波斯天文学家的研究质量不怎么样，只消看看他们写的关于行星运动的书就知道了。不过，他们也在研究欧几里得和早期阿拉伯天文学家的作品，而且他们在萨法维时期产出的许多著作至少是合格的。[24]
数学和天文学教师带的学生中似乎有很多人是仪器制造者，他们主要在伊斯法罕及其周围地区从事星盘制造的工作。这些铜制或黄铜制的仪器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早期伊斯兰世界被广泛使用，并通过伊斯兰时期的西班牙传入中世纪的欧洲。星盘可以测量星星的高度角，可用于计算与之相关的时间和纬度。它也是导航的重要工具，对于穆斯林旅行者来说，星盘是确定麦加方向（qibla）以进行祈祷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星盘由四个部分组成，包括一个边缘呈环形凸起的圆板，与边缘紧紧贴合的是一个名为衬盘（tympan）的可更换圆盘，此外还有一个网状金属盘（有时被称为星形轮）以及一个照准仪（alidade）或指针，用于观测星星或地平线。这四个部件被设计成围绕一个中央枢轴或销子旋转，中轴贯穿各个部件的中心并在星盘的背面固定住。网状的金属盘（或说星形轮）上的嵌钉或小孔代表各个星星，当星盘旋转时，这些嵌钉在下面衬盘上对应的刻线和标度也会发生变化。（图5.5a）衬盘上刻有从特定纬度或城市可见的天体的特征，所以它们通常是成套的：旅行者每到不同的地方，就可换上相应的衬盘。（图5.5b）
这些精细、复杂的仪器是在波斯生产的，其生产规模在当时的伊斯兰诸国和欧洲都是绝无仅有的，而且精度和质量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星盘生产却并不是一个出口行业，而仅仅只是应和了萨法维宫廷对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兴趣——许多仪器上刻的占星表就说明了这一点。[25]这些表是用来计算星相的，当时大多数重要的决策以及日常事务都是基于这种占星术。星盘（及其他仪器）的生产在整个17世纪蓬勃发展，直到1722年，萨法维王朝的命脉戛然而止，仪器贸易也几乎停滞了。正如前面讨论火药帝国时谈到的，如果我们用其统治集团最重视的技术来描述帝国，那么古代中国的标志性技术就是印刷术，而波斯，我们现在可以补充，则是星盘。星盘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消费品，相当于现在的智能手机。[26]
图5.5 来自马拉喀什的古董星盘（a），有六个代表不同纬度的衬盘（b）［照片由拉蒙·丹斯（RamònGuardans）拍摄，已获得使用许可］
沙阿阿拔斯推进陶器业的发展，不仅是为了生产高质量的器皿，也是为了其不可或缺的使用价值。瓷砖在当时主要用作建筑物的表面材料，既可以整块使用，也可以切割成马赛克图案。更具实用性的陶瓷产品还有用于灌溉系统的陶管和用于衬垫坎儿井（qanat）地道的重型陶环（坎儿井要穿过软土层）。据估计，波斯一半以上的灌溉和城市供水都来自坎儿井，由此可以看出其重要性。图5.6展示了这些获取地下水的地道是如何运作的（至今仍在使用）。有几个坎儿井大到可以容纳地下磨坊（由地道的水流驱动）。[27]
由于波斯位于通往中国的古老贸易路线上，中国的瓷器进口影响了当地的陶瓷制造也就是意料中事了。多年来，波斯的陶工做出了不错的中国风格的仿制品，但都不是真正的瓷器。与其他技术案例一样，这一过程中也不乏技术对话和模仿借鉴：钴蓝釉是早年间波斯的创造，之后被中国采用，然后随着进口明代青花瓷器的流行，波斯又将其重振。更广泛地说，沙阿阿拔斯的商业头脑就表现在他鼓励从中国进口瓷器、再出口到欧洲。这使波斯商人能够绕过在印度洋上往来的欧洲商人，获得本来属于西方人的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