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鲜明的技术愿景
每个时代都有其标志性的技术。今天，我们通常把技术等同于电子、机器和计算机系统及其各类应用。在那个工业化逐步成形并迈向成熟的时代，铁路和桥梁、蒸汽动力、燃气发动机和汽车占据了重要地位，正如第七至十章所讨论的那样，而在更早的时期，如前几章所示，农业、水资源管理、食品生产和武器装备等技术对时代样貌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技术在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扩大对问题的思考范围，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来审视技术那包罗万象的影响。上面列举的所有主题似乎在技术史上都有一席之地，但那些不太受关注却依然对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的技术也不容忽视；例如，那些与基本服务和公共卫生有关的技术。[1]
工业化的深远影响，以及推动其发展的机械和材料创新，自然而然地让早期技术史学家们倾向于关注那些具有变革性的创新——能够显著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科技、机械产物。[2]从这个角度来看，相比于火柴或炉灶，铁路显然是值得仔细研究的重要技术——尽管前者也从根本上改变了19世纪工业社会的生活。但是，对“技术史等于工程师史”的持续批判，促使技术史学家密切关注日常生活中涉及的技术，关注日常技术（例如用于住房、卫生、服装、食品和出行的技术）如何共同织就社会的结构。[3]
当我们将目光从传统上关注的正式发明上移开，就会发现还有能理解发明创造的其他方法。日常方法（the everyday approach）强调，创新不是主要由工程师或其他专业人士发明新东西、改变事物的运行方式，而社会上的其他人仅仅扮演被动的角色、接受新东西的出现；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共同创造过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使用者和发明者之间没有硬性的区分。观察满足日常需求的技术系统如何演变，突出了创新是一个集体的、社会的过程——一场对话，也强调其种种活动远远超出了实验室的专业空间。[4]
前面的章节已经说明了在社会间或社会内部展开的各种形式的对话是如何促进世界各地的技术交流和发展的。在一个没有专业工程师或实验室的前工业世界里，人们更容易接受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和学者分享的专业知识。但是今天，正规的技术是高度专业化的，人们普遍认为，解决技术问题的最好方法是请专家来制定解决方案，然后教那些所谓无知的当地人如何使用或应用新技术。[5]这种“自上而下”的理念，是技术转移概念的基础，而本章所挑战的正是这种关于专业技术等级的假设。日常视角使我们从现代主义的、以专家为中心的技术转移观（当地状况是问题，进口技术是解决方案）转向关注真正的对话，在对话中，外来知识和内生知识都为重塑技术贡献了资源，有时只是为了让它在当地发挥作用，有时（正如我们将在本章末尾看到的）是为了应对全球性的挑战。[6]
让我们以公共卫生为例，看看我们可以从运转中的日常技术里学习到什么。在20世纪，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一个显著进步，即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幼儿死亡人数大幅下降。在美国，1915年，每1000名婴儿中约有100名在出生后一年内死亡（这一数字是一个世纪后的20倍），还有许多儿童在5岁前夭折。[7]这一婴幼儿死亡率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尽管这期间各国建设大量工程来改善卫生条件和水资源供应、减少了许多成人疾病的流行，包括伤寒和霍乱，但婴幼儿的死亡率仍然顽固地居高不下。
但最终，更好的妇产护理、卫生条件、住房条件、受过更好教育的母亲以及更充足的营养，多管齐下，为现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使婴儿死亡人数大大降低。以往，人们往往觉得工业化国家劳动人民的健康状况不佳是理所当然的，而随着欧洲国家纷纷做出类似的改善，大众也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惨况其实并非无药可救。这些举措推动了许多社会运动、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而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重建工作，则使面向大众的健康服务快速发展起来。
在接下来的四五十年里，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世界许多地区的婴儿死亡率都有所下降。同时，在欧洲和北美，婴儿死亡率也都下落到非常低的程度。这应该被视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技术成就之一。许多地方落实了改进后的节育技术，在那里，妇女可以享受规模适中的家庭生活，摆脱频繁生育的负担。因为不再需要经济和生物资源来养育那些在婴儿期或幼儿期早夭的孩子，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https://www.daowen.com)
然而，这一技术成就所得到的认可却远远不够，因为它没有与任何进步或权力的象征明确联系在一起。这套技术中没有神奇的子弹，变化不是由哪一个引人注目的创新单独带来的。许多医疗卫生方面的进步是由作为母亲或作为护理、营养等相关领域专业人员的妇女带来的。换句话说，健康条件的改善归功于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即社会、营养、家庭和医疗方面的发展，以及供水和卫生工程方面的工作；尽管这些都是满足人类需求的技术的基本要素，但却没有哪项具体的发明、硬件项目或医疗突破能够象征在这些领域里取得的成就。[8]
婴儿死亡率下降的同时，一个问题也浮出水面。在部分国家，新生儿的哺育条件远非理想：虽然更多的孩子存活下来，但环境却在不断恶化。现代化的压力使人们在现代方法被引入之前就抛弃了传统的节育方法；例如，引入奶瓶喂养后，人们较少通过长时间的母乳喂养来避孕。随着其他社会习俗的紊乱，许多国家进入了人口结构急剧转型的阶段，出生率的下降比儿童死亡率的下降要慢。不可避免的是，人口快速增长，尽管人口增长速度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放缓，有时还是会产生巨大的环境压力。
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历史，我们看到了一项社会进步是如何逐步系统性地实现的，其中涉及在社会的许多层面上发展新的专业知识，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的许多变化。另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是疟疾防控。印度和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分揭示了培育不同种类技术创新的土壤会有多么不同。印度对西方思想和西方援助持开放态度，而中国则因政治原因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隔绝。因此，印度在一些公共卫生和农业领域采用了西方技术，但中国只能更多地依赖本国人民的创新能力。
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源于西方化学工业的创新，即杀虫滴滴涕（DDT），20世纪40年代末，它被证明对南欧传播疟疾的蚊子非常有效。很快，在印度控制疟疾的计划就展开了。[9]在接下来的20年里，印度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每间住宅的墙壁上定期喷洒滴滴涕。这对抑制疟疾的传播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政府却对滋生贫病的恶劣生活条件袖手旁观，也没有努力减少人们住所附近的蚊子滋生地。因此，一旦蚊子获得了对杀虫剂的免疫力，这种疾病就很容易再次传播，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疟疾病例的数量就大幅增加了。[10]
与此同时，中国则不得不在无法广泛使用滴滴涕的情况下应对疟疾。政府并不怕在没有这种神奇子弹的情况下工作，而是相信群众教育和群众动员是根除蚊子和其他传播疾病的生物的解决方案，比如传播更普遍和更有害的血吸虫病的钉螺。当地社区举行了许多次会议，向人们介绍疟疾和其他疾病传播的环境条件。政府对卫生和排水的许多方面也加以审查，并组成小组来填埋水坑或重新设计用于灌溉水稻作物的水道，以便大大减少蚊子的繁殖地（以及其他有害生物的栖息地）。住房也慢慢得到了改善，人们接受了预防措施的相关培训，以防止疟疾传播。这些活动对降低疟疾发病率的效果没有印度那么引人注目，但成效可能更持久。
尽管这些大规模动员的疾病预防运动表面上是专业知识民主化的实践（包括将初级医疗服务资质下放给著名的赤脚医生），但实际上，政府努力保持着严格的控制。以卫生的名义来约束人们的日常生活，往往让人有受干涉的感觉，许多地方在殖民时期或国家独立后发起了在当地人中间的清洁运动，也有类似的情况，包括印度的滴滴涕运动，许多社群都对此进行了抵制。然而，从长远来看，自上而下的教育和基层动员的结合得到了回报，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预期寿命和科学素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