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特殊主义

非洲也面临着疟疾肆虐的问题，除此之外，另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也令殖民时期在当地的欧洲人十分头痛——昏睡病（神经系统非洲锥虫病）。导致这种疾病的寄生虫跟随着臭名昭著的采采蝇四处传播，给牛群和人类都带来了极大危害。身处非洲的欧洲人观察到昏睡病正在不断扩散到新的地区，而控制采采蝇及其携带的疾病也成了他们的重要目标。他们认为这种疾病是非洲耕作和畜牧业“落后”的结果。

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假设几乎与事实完全相反。在殖民时期之前，采采蝇在非洲的许多地方都曾得到良好的控制。例如，在博茨瓦纳，牧民们通过在某些季节焚烧草地来确保放牧地没有苍蝇。^[12]这一做法遏制了灌木的生长，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昆虫栖息地的范围。其他地方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居住在莫桑比克边境的祖鲁人（Zulu）后裔于1861年采取了一项特殊的行动，将采采蝇赶出他们的居住地长达30年。

在19世纪80—90年代的殖民侵略和一种新的牛类疾病——牛瘟到来之后，非洲对采采蝇的各种管控面临崩溃。牛瘟是欧洲人于1889年在苏丹意外引入的。它在非洲大陆的所有养牛地区迅速蔓延，在某些地方导致90%的牛群死亡。许多放牧地由此废弃，而灌木丛则得以再次生长，这为苍蝇提供了更大的栖息地。

殖民时期的科学家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对它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糟做出了错误的假设，他们“几乎完全忽视了本地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前有效地限制了该病的传播。其中有位科学家承认了这一点，并悲哀地总结道：“就算我们取得了什么成就，代价也往往是加剧我们自以为在帮助的社会的弊病。”^[13](https://www.daowen.com)

欧洲人不仅对当地情况做出了误判，而且他们所秉持的信念——认为其部分科学和技术可以适用四海——也是错误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的基本原理确实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在农业和公共卫生领域，对当地环境的精确认识也是至关重要的。人类学家保罗·理查兹（Paul Richards）从“生态特殊性”（ecological particularism）的角度谈论了这一点，^[14]他认为非洲在控制采采蝇方面的成功，是由于当地人对采采蝇在当地特定栖息地的实践知识以及长期积累的经验。这些环境中的特殊知识在其他地方可能是无用的。相比之下，在非洲工作的欧洲科学家拥有许多普通的相关知识，但缺乏对当地具体或特定的知识。

在广泛的科研领域——土壤科学、营养学、矿物勘探和草药学中，都有这样的故事：西方科学家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得到了许多生态知识，但后来才发现，如果对当地文化背景有所了解，这些知识本可以从当地非洲人那里学到。例如，美国科学家在加纳进行土壤调查后，发现当地农民早已掌握了调查所发现的土壤类型的差异，如果早点咨询他们，科学家们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了。几十年前，也是在加纳，欧洲人的可可种植园按照殖民主义农学的最新原则进行维护，其成果却无法在世界市场上与任何非洲人自己种植的可可竞争，后者是粗放的农林复合式种植（agroforestry-style，在下一节讨论）。然而，殖民政府却依然深信其种植园模式具有普世的优越性。^[15]

回顾前几章，西方国家从亚洲的技术转移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个过程在1900年之前就结束了，当时欧洲人和美国人正在进入亚洲技术从未预示过的电力和化学新领域。然而，像农业这样需要适应当地环境特点的技术则是另一回事；西方的设备和方法往往是针对欧洲温带或美国东北部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