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革命
生态特殊主义影响了一项20世纪的重要技术成就，即“绿色革命”，它使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能够大规模地增加谷物产量，并供养迅速增长的人口。乍一看，绿色革命似乎完全是西方创新的结果，即安德鲁·皮尔斯（Andrew Pearse）所说的“遗传-化学技术”（genetic-chemical technology）的产物。[16]这项技术的起点是一系列主要在美国展开的植物育种和化学肥料应用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美国科学家生产了一种玉米杂交品种，其每公顷的粮食产量比当时农民种植的品种高得多。1934年，这种杂交品种首先在艾奥瓦州流行起来，然后慢慢传播到其他各州。[17]
因为大多数粮食作物的授粉方式不同，想要将在玉米上获得的经验应用于其他作物并非易事。玉米植物有独立的、非常明显的雌雄蕊，所以对于育种者来说，将花粉从一株植物的雄蕊转移到另一株植物的雌蕊上从而产生杂交种子是比较简单的。小麦和水稻的花则要小得多，而为了使不同品种的亲本植物杂交，就需要去除一个品种的雄蕊部分（花药）。做到这一点所需的显微手术（通常是对生长在温室中的植物进行的）是在1920年前在日本开发的。日本植物育种家还负责制定了后来大多数高产小麦和水稻育种工作中使用的挑选标准，包括要求植物应该是矮小的类型，具有短而粗的茎秆，能够承载施加大量化肥后的更重的谷穗。[18]
日本的工业化激发了人们对发展这种植物的兴趣——为了满足城市人口的需求，扩大粮食产量迫在眉睫，同时人们也可以买到更廉价的化肥。[19]重要的是，在日本，就像在北美和欧洲一样，工业化是带来农业技术革新的关键因素，这表明，关于技术对话、技术转移和本土技术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谁控制着市场和技术资源的问题。即新一代改良作物——转基因作物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在欧洲部分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由于对控制市场、资源和分配新种子供应的行业参与者的极度不信任，这种作物受到了强烈抵制。[20]
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将日本改良作物培育经验成功推广到其他国家的重要推手。1943年，4名美国植物遗传学家被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往墨西哥。从日本生产的水稻和小麦的矮秆品种以及日本植物育种家的方法入手，他们培育出了更多适应当地条件的新品种。墨西哥的小麦产量在20年内增加了两倍。1962年，这两个基金会在菲律宾建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不到5年，一种所谓的奇迹水稻（miracle rice，又称IR8）出现了。只要有充足的肥料和严格的病虫害预防措施，它的产量较之以往品种便会大大增加。
在印度，1965—1967年一场可怕的旱灾使人们更迫切地引进、种植起这些高产谷物。第一个干旱年的粮食产量比1960—1961年减少了10%，当印度向美国寻求粮食援助以弥补赤字时，援助的条件是印度将大规模引进小麦、玉米和水稻的新品种。这就需要国家制定一个全面的规划，来分配肥料和杀虫剂，同时改善灌溉条件（通常借助于电泵）。印度大概本来也打算试种这些新作物了，但可能会比现在更加谨慎，并会仔细斟酌在种植所需的设备和化学药品方面的投资。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印度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水稻和小麦的产量几乎翻了一番，并且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于耕种这些作物（尤其是小麦），总产量的增长甚至更为显著。印度的粮食开始自给自足，在丰收年份里甚至可以出口。
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技术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引领的植物育种计划的技术转移。但这种说法忽视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对话，日本自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相关工作，而墨西哥农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以及德国和中国的作物育种计划的遗产都对此有所贡献。[21]它还忽略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印度施加的政治和工业压力。正如植物育种历史学家乔纳森·哈伍德（Jonathan Harwood）所指出的：“一旦考虑到这些交流，绿色革命就不再是北半球专业知识的‘英雄’壮举，而是一项融汇南北半球资源的共同事业。”至于美国迫使印度等国采用绿色革命技术所涉及的自身利益，哈伍德还指出，“北半球的农业和工业已经从中获得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收益”。[22](https://www.daowen.com)
前几章已经指出，当来自另一个国家或文化的技术被引进时，它们的成功通常取决于它们在当地引起的回应，包括当地的创新。虽然这些反应往往是为了帮助新技术适应当地条件而进行的部分改造，但有时这样的引进也会激发一些全新的创想。印度植物育种家在当地农业研究站进行了许许多多的改良工作，从而实现了印度的绿色革命。但这些机构往往都位于良田之上；而在贫瘠的土地上，是普通农民的实验和创新确保了新作物的繁衍。事实上，有时农民会选择采用被官方研究所抛弃的作物品种。有一个代号IR24的水稻品种开发出来后被植物育种家弃置，但拿到这个品种的农民们却很喜欢它，于是他们便自己培育、收获种子，选出那些在当地条件下生长良好的植株。这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种水稻比科学家认可的大多数品种更能抵抗当地的虫害。
当地的另一项创新是一种杂草防除方法，是由买不起官方推荐的大规模化学除草剂的农民们发明的。这种极端但精准卡时间点的耙地方法来自以下的观察结论：在作物播种一个月后，需要对付的最麻烦的杂草特别容易通过机械手段清理，而这个阶段的水稻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当农民向科学家们解释这一点时，他们感到很惊讶，但在实验中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23]
这些例子并不是对官方科学的整体批评，但它们确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当某一项目的成败涉及当地环境的特殊性时，来自地方的知识能在外来专家注意不到的地方做出贡献。
印度绿色革命的成功程度因种植规模而异，主要惠及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许多拥有小块土地的人反而会受其害。买不起小麦或以小麦为原料的产品（包括面粉）的消费者根本没有受益，而且印度也没有针对小米等其他居民日常依赖的粗粮作物的育种计划。[24]然而，粗粮的产量却依然大幅增加了。粟类作物中最重要的两种是高粱（jowar）和珍珠粟（bajra），它们的产量从1950—1951年到1977—1978年大约翻了一番。其中部分原因是耕地面积扩大，另一部分原因是当地人增加了化肥和灌溉水的使用。此外，农民还不断对种植的品种进行试验。因此，在这里，粮食生产的改善并不仅仅是外国转移而来的绿色革命技术的结果；本土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绿色革命的早期阶段，中国还相对封闭，因此粮食产量的提高更依赖于当地的创新。[25]此外，虽然中国也建立了工厂，用合成氨制造氮肥，但产量总是不够，因此中国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源自人类和动物排泄物的肥料。[26]此举有相当大的卫生隐患，但通过在化粪池中先一步“消化”排泄物，便可以大大减少相关危害。中国发明了许多这样的设备，从位于稻田边缘的简易存粪箱，到处理养猪场污水的复杂系统，不一而足。一些化粪池经过改造，可以收集消化分解排泄物过程中产生的甲烷气体；而这些气体随后被用作烹饪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