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文才的感召
我这一讲的标题“文才的感召”源于一首绝妙的法语诗《阿纳巴斯》（“Anabase”），作者的笔名是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T.S.艾略特将其翻译为英文。诗的主题是一个城市及一种新的文明的诞生。不言而喻，作为一名诗人，作者高度意识到词语的运用在社会建构中的重要性。现在，我想要从严格的批评理论转向文学训练中更大也更为实际的层面。我不会认为自己首先是在对作家或者想成为作家的人们讲话：我讲话的对象是你们这些文学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是阅读文学并构成文学受众的人。你也许想以消费者的身份来了解在文学带来的愉悦感之外，它还能做什么、有什么用处。
我在最开始说过，没有什么能够比学会阅读、写作和讲话具有更明显的用处了，但是许多人，尤其是年轻的和缺乏经验的人，看不到为什么文学学习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一系列讲座中，我一直尝试在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想象的语言，即文学，同另外两种使用语言的方式区分开：普通言语和信息传递。你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三种使用语言的方式互相之间有很多重叠部分。文学采用想象的语言，文学学习应当训练并培养想象。但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运用想象：它在我们的对话和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甚至在我们睡觉时制造梦境。因而，我们只能在一个训练糟糕的想象和一个经过良好训练的想象间进行选择，不论我们是否会阅读诗歌。
当你停下来思考这一点，你很快就会意识到，想象是我们全部社会生活的真正基础。我们拥有感觉，但它们只会影响我们和就在我们身边的人，并且感觉根本不可能直接地被语言所传达。我们拥有智力和推理能力，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从未有机会去单独运用智力。几乎在我们做的所有事情中，都是我们称为想象的情感和智力的组合在发挥作用。就拿文学批评中所谓的修辞作为例子吧，它指的是语言的社会性、公众性运用。同在文学中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你说话的方式可能同说的内容一样重要。你采用的语言就像是你穿的衣服。情境就像身体一样应当被体面地遮盖起来。你可能有一些同语言相关的社会工作，比如演讲、布道、教书、向法官呈递诉讼、为一个吝啬鬼撰写讣告、报道一起谋杀案庭审、在公共建筑里欢迎访客或为广告撰写文案。在所有这些工作中，你的任务都不是讲出赤裸的真相：我们意识到，即使在真相当中，也有一些事情能说，有一些事情不能说。
社会赋予在正确的时机说正确的事情以巨大的重要性。“正确的事情”这个观念牵涉两个因素，一个是道德的，一个是审美的。它们不可分离，并且同等重要。某些被说出的正确的事情可能只是部分真实，或者真实性少到实际上成了虚伪或错误的信息，至少在记录天使（Recording Angel）[1]看来是如此。这并不重要：在社会看来，在正确的时机说正确的事情要比说出全部真相，甚至哪怕说出一些真相更加重要。我们甚至有诽谤法来避免大家说出关于某些人的某些真相，除非是为了公共利益。所以，当萧伯纳评论道，说出真相的诱惑应当得到和说出谎言的诱惑同样谨慎的对待时，他指向了一个在真实和错误这一单纯的理智标准之外的社会标准，这一标准拥有最终的否决权，只有想象才能抓住它。在生活中，我们处处都能看到修辞性场合，只有想象能让我们从中脱身。假设我们在和某个人说话，比如一位心情不好的女士吧。我们立即就会碰到这个问题：她正在说的话代表了真实的意思，还是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用来表达她情绪的方式呢？通常我们认为是后者，但会假装自己认为的是前者。这就是一个修辞问题，我们的决定是一个文学批评行为。修辞的重要性再次证明了想象利用语言来表达某种社会图景。修辞的社会图景就是人们身着正装的社会图景，人们互相在对方面前招摇，坚持认为他们就是所展现出来的样子，尽管这一礼貌而必要的假设并不总是正确。
我在上一讲说过，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使用当中，我们都是糟糕的诗人。我们在报纸里阅读关于英国、俄罗斯、法国和印度的事情，这些国家都在做某事、想某事，就好像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单独的人一样。我们当然知道，这种对语言的使用是一种修辞格，并且很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修辞格，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被这样的修辞格所误导。或者我们会落入相反的习惯，将政府称作“他们”，忘记了他们是我们的公仆，认为“他们”是在实现他们自己的计划、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两种习惯都是神话或者拟人化的误用。
广告商在几年前突然间意识到想象在社会生活里的中心地位。自此之后，他们就一直在做他们所谓的影像投射，并且聘用心理学家告诉他们什么才能最直接地唤起想象。我在上一讲中谈到了想象的幻觉因素，广告就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故意营造幻觉的例子，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我们对广告的反应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批评。我们不把它当真，也不应该这样：任何将每个广告内容都当真的人都会难以照管自己的事务。我最近路过两个少女，她们正看着某家电影院前面的屏幕，屏幕上说，走入影院，她们将体验一生只有一次的震撼，绝对不容错过。我听到她们两个当中有一个说：“你认为这会好看吗？”这是正常心智的声音，它试图在幻象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们可能将它看作理性的声音，但它实际上是履行本职工作的想象的声音。你记得我提到过反讽，即说一件事但意味着另一件事。反讽是作者采用的一种手法，通过让我们环顾这样的世界，使想象从一个荒谬或沮丧的世界中抽离出来。为了在我们生存的社会里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像看待那个电影展示一样反讽地看待广告：它对于我们的意义与它所说的东西是两回事。这一过程的终点并不是拒绝所有广告，而是培养起我们自己的社会图景，使我们做到能够在所有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中，选择我们想要的，而放弃其他的。我们做出的选择同我们的社会图景是相应的。
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广告，还适用于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层面。在竞选活动中，政客们向我们投射各种各样的形象并做演讲，我们知道这些演讲至多不过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一部分真相。我们倾向于瞧不起对这些呼吁予以情绪性回应的人：我们感到他的行为很孩子气，而如果他放任自己冲动行事，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公民。当然，一个纯粹的情绪性反应通常都包含极大的释放感。希特勒仅仅通过像三岁小孩那样行事，就向德国展现了从自身的沮丧和悲痛中得到解脱的巨大释放感：当他想要某样东西，他就大发脾气，高声尖叫，搞得一团糟，直至得到这样东西为止。不过，这个例子说明的是情绪性反应的危险，以及对此保持警惕的正确性。所以说我们应当运用理性。但是，除了显而易见的蹩脚把戏外，所有对我们的呼吁都被精心地理性化了，可我们还是需要做出选择。负责任的公民真正运用的是他的想象，不是确切地相信任何人，而是给同他想在其中生活的社会图景最为切合或差异最小的人或政党投票。这样，想象在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工作就是从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中创造出一种我们想要在里面生活的社会的图景。显而易见，这个理想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社会，所以我们需要弄明白如何在这两者间建立联系。
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对我们来说就是20世纪的中产阶级社会，以它自身的文学替代品展现了我们的想象。这是一个包括民俗、文学程式及与之相对应的东西的社会神话。这一神话的目的在于说服我们接受我们社会的标准和价值，并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去“适应”它。每个社会都会产生这样的神话：它是社会一致性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要生活在这一社会当中，我们就必须接受神话的某些部分，哪怕是我们不相信的东西。一个社会的变化越缓慢，它的神话基础就越扎实。在中世纪，庇护和服从的神话似乎是一种永恒真理，永远都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它确实发生了变化，至少其中所有依存于某一社会结构的东西发生了变化。100年前，关于独立自主、努力工作、省吃俭用、未雨绸缪的神话看起来同样不朽，但是，再一次，任何基于薄弱的社会服务和金钱的稳定价值的东西不得不消逝。如果一个社会变化迅速（我们的社会显然如此），我们就必须看出来，所有社会神话中巨大的幻觉因素都不过关乎自我保护。只要我们对语言的运用达到能够阅读、写作和交谈的程度，想象为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努力保护我们不掉入社会用以威胁我们的幻象之中。当然，幻象自身也产生于社会想象，但它是想象的倒置形式。它所创造的是虚幻的想象（imaginary），我之前就说过，这和创造性的想象（imaginative）是不同的。
一旦我提及这个社会的主要神话元素，你们一定会对它感到很熟悉。我说过广告，它的虚幻之处在于它经常对想象提出扭曲的召唤：唤起势利态度和所谓的“地位象征”，充分利用人们对被社会嘲笑或被社会排除在外的恐惧，暗示存在着进入内圈、获得有利地位的途径，诸如此类。除此之外，还有对陈词滥调的运用，即现成的、提前炮制的套路，它们针对懒惰到不去思考思想的幻象的人。不仅其他社会有一套陈词滥调的重型产业，我们也有自己的这套产业。精明的商人，象牙塔，长发，组织化，和睦，空想。任何真正相信这些陈词滥调的人，只要他自己拿主意，同样可以在莫斯科阅读关于法西斯鬣狗和帝国主义侵略走狗的文章。
此外，人们还使用我们称为行话或者官话的东西，以及华盛顿或渥太华居民口中的联邦文体（federal prose），它由抽象和含混不清的词汇构成，避免任何直接或简单的陈述。官话的运用有一个特殊原因，使它成为社会神话的一部分。当人们想听起来公事公办、与个人无关时会采用这种方式写作，而他们之所以想显得非个人化，是因为他们希望显示出在他们操作下的社会机器运作良好，没有任何人为因素能够对其产生干扰，而这个机器通常是一个政府机构。直接明了的语言总是会蕴含着力量，而官话的作者并不想要有力；他们希望得到慰藉和心安。我想起一篇关于政府文件分类的报告，它告诉我有些文件最终会被归到永久沉积一档。作者的意思是他会把它们扔掉。但是他并不想直说，指出某些人实际上在撕掉纸张并将它扔到垃圾篓；他想传达出某种不可见的完美的操作流程。在军事写作中我们会看到类似的委婉说法，我们读到的“杀伤炸弹”（anti-personnel bombs）其实意味着能够杀人的炸弹，这一说法用来避免给我们带来任何腿被扯断或头盖骨被炸开的不舒服的场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旨在使社会显得更加得体的修辞的日常运用是怎样开始变得虚伪，并且掩盖了它所展现的超出社会安全层面的事实。
除此之外，还有关于“美好的旧日时光”的神话，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更为简单休闲，人们同大自然更加亲近，从牛身上而不是从瓶子里得到牛奶。文学批评家把这些幻梦称为田园神话，因为它们对应着文学中同一类型的程式，这种程式创作关于幸福的牧羊人和挤奶女工的故事。很多人愿意设想他们童年时的社会是一个坚固一致的结构，这一结构现在正在分崩离析，因为世风日下，社会环境更加混乱，艺术对普通人来说更加费解，等等。前些日子近东的一位考古学家发掘出一块有5000年历史的铭文，上面写着“孩子们不再服从他们的父母了，世界末日很快就要到来”。从一个极端荡到另一个极端而无任何矛盾之感，这正是此类社会神话制造的特点。所以我们也有关于进步的神话，这类神话将加油站、郊区平房和田野上四车道高速公路的发展变得合理。进步神话在人们利用虚假历史时处处可见，比如说一个人是“新教徒”，意味着他是个假正经，或者说别人是“中世纪人”“维多利亚中期人”，意味着此人很老派。这些词汇的作用是传达一种印象，即所有过往历史都是一种糟糕的梦境，而处在启蒙时代的我们摆脱了这些梦境。
我在上一讲中提到了人们在思维当中用以弄清事情所采用的各式各样的图表和涂鸦。有些时候，它们会使人错误地理解事情。比如说，在政治中有左翼和右翼的图表，从极左翼到极右翼。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这个图表，但是假如我说“保守派比自由派更接近法西斯主义者，自由派比保守派更接近共产主义者”，你会意识到这个结论荒诞无稽。由这些图表得出的结论有可能是荒诞无稽的。但如果结论本身是荒诞无稽的，那么它所基于的图表毋宁说是误导性的，而不是有益的。从这一图表得益最多的人是那些想变得粗鲁的人，我下面就要讲到这一点。
日常语言的很大作用在于记录我们对身外之事的反应。所有的反应都带有很大的自动或机械性的成分。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说出社会上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的反应就会变得几乎完全地机械化。这就是运用陈词滥调会将我们导向的方向。在一个飞速变化的社会中，许多使我们感到害怕或受到威胁的事情正在发生。在感到害怕或受到威胁时，那些除了接受他们的社会神话外别无他法的人们只能够尝试更紧密地聚在一起，这时他们的陈词滥调就变得异常激烈、歇斯底里了。当然，这并不会减少这些陈词滥调的机械化程度。几年前在美国的一个城镇里，我听到有人用“黄皮混蛋”来称呼一个亚洲国家的人。最近，在另一个城镇，我听到有人使用同样的表达，但说的是另一个亚洲国家的人。关于为什么人们不应该对任何人使用此类表达，有许多与文学批评无关的原因。但是出于文学考量的原因是，这个表达是纯粹的反射作用：它就像狗的叫声一样，并非一个有意识的心智的产物。
我们说过，被广告商环绕，或者在选举期间被政客环绕的人，既不会真的相信所有事，也不会拒绝所有事，而是会根据他自己的社会图景进行选择。选择的力量是根本所在。在战争时期，这一选择权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接受了在一段时间内靠着半真半假的话生活。在一个极权国家，宣传领域的竞争大幅消失，具有创造性的选择的力量也因此被封印。我们对战争和极权政府的憎恶中的一个核心元素就是对封闭的恐惧，想象被禁止正常运作时就会产生这种恐惧。这就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突出展现的专制的方面。奥威尔甚至暗示道，使专制永远稳固，换言之，在人间建立一个真正的地狱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将我们的言语转变为自动的喋喋不休来有意地贬低它。对被降格到这种生活的恐惧是一种真正的恐惧，然而，一旦我们用歇斯底里的陈词滥调来表达它，我们显然就陷入了同样的状态。正如诗人威廉姆·布莱克在描写一些类似的事物时所言，我们成为我们看到的东西。(https://www.daowen.com)
文学学习，甚至语言学习，常常被看作一种风雅之好，指的是言谈的语法良好或者保持阅读习惯。我想尝试证明这一学科要更为严肃。我不知道对文学和语言的学习如何能够同言论自由相分割，我们都知道言论自由对我们的社会来说非常根本。在我看来，日常言语的领域是两种社会言语，即群氓的语言和自由社会的语言的战场。前者意味着陈词滥调、现成观点和自动的喋喋不休，它不可避免地将我们从幻觉引向歇斯底里。群氓之中不可能存在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群氓所不能忍受的东西。言论自由同抱怨或说国家一团糟、所有政客都是骗子等毫无关系。抱怨从来不会超越这一类的陈词滥调，它们所表达的模糊的愤世嫉俗就是想要加入群氓的人的态度。
你晓得，自由不会和训练的匮乏沾边，它只会是训练的产物。你没有行动的自由，除非你学会走路，你没有弹钢琴的自由，除非多加练习。没有人具有言论自由的能力，除非他知道如何运用语言，而此类知识并不是一种天赋：它需要学习和练习。唯一的例外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在某些危急时刻展现出自己具有足够强大成熟的社会想象，面对群氓时可以挺身而出，而这恰好证明了这一准则。在新奥尔良市关于废除种族隔离的争论中，有一位母亲对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兼收白人与黑人子弟的学校给出了极为高尚和准确的理由，以至于记者没法明白，一位从未接受过六年级以上教育的女性是怎样学会像《独立宣言》那样讲话的。这样的人已经拥有了文学试图赋予人们的东西。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言论自由是有教养的言论，但是使言论有教养并不只是像下象棋一样是一种技巧。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你就不能继续培养你的言论了，除非你有要说的东西，而你要说的东西的基础就是你的社会图景。所以，虽然言论自由只对很少的一部分人具有重要性，至少就目前而言，但就是这一小部分人造成了生活在这里和生活在东柏林或南非的区别。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标准来自哪里？正如我们刚刚所言，它们并不源于这个社会本身。
我们不妨设想有些极为聪明的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地位的象征，直到突然间他的世界崩溃了，他看不到任何继续下去的原因。他不再能够用金色凯迪拉克代表自己的成功、名誉或者性能力：现在，这在他看来只是荒谬的，还有一点可悲。心理医师或神职人员也不能够帮助他，因为他的思想状态既非病态，也没有罪：他在同他的天使摔跤[2]。他立即发现自己想要更多的教育，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渴望食物一样。但是他需要一种特殊类型的教育。他的智力和情感可能都状态良好，长期以来饱受饥饿、以虚影为食的是他的想象，他格外渴望并需要的正是对想象的教育。
情况是这样，到目前为止，他只认识一个社会，即他不得不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他身边可见的20世纪中产阶级社会。也就是说，他生活的社会同他想要生活的社会是一致的。所以，他要做的只是适应这个社会，明白它如何运作，并且找到在其中领先的机会。这都无可指摘：我们所有人都这么做。但这并不是我们做的全部事情。他开始意识到，如果他只能认识自己身边的社会，他就至多只是这个社会的寄生虫，而任何心理健康的人都不愿意成为一只寄生虫：他需要感到自己能发挥一些作用，对世界能有所贡献，如果世界缺了他会变得更糟。然而，一旦这一观念进入脑海，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我们希望生活的世界就变得不同了。前者在我们身边，后者则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图景，它由想象孕育并培养，但足够逼真，让我们尝试使眼见的世界符合它的样式。这第二个世界就是我们想要生活的世界，但是“想要”一词在此呼吁的是我们内部某种非个人化、大公无私的东西。除非一个人意识到某个超越个人利益的理想世界的存在，否则他不可能进入一门职业：对医生而言，这意味着一个健康的世界，对律师而言是公正的世界，对社会工作者来说是和平的世界，对牧师来说是被拯救的世界，等等。
我并没有偏离自己的主题，至少我试着不要偏离主题。我的主题是受过教育的想象，教育会影响一整个人，而不只是他的某些部分。教育不只是训练头脑：它也带来社会和道德的进步。既然我们已经发觉想象性的世界和我们身边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并且想象性的世界更为重要，我们就需要更进一步。我们身边的世界看起来像真实世界，但是我们刚刚意识到这其中有很多幻象，诸如宣传活动、有倾向性的新闻、偏见及很多广告所利用的幻象。一方面，就像我们一直在说的那样，世界在飞速变化，而不知道其他世界的人永远无法明白是什么使世界发生变化。1962年的社会与1942年的社会不同，但1962年的社会不可能是真实社会，而只是真实社会的一个暂时的表象。就像这个社会看似真实一样，想象在我们内部培养的理想世界看似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梦，除了我们放入其中的真实性之外就没有任何真实性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想象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是隐藏在我们可见的人类社会之后的人类社会的真实形态。这是关于人类已经做过什么，并且可以再做什么的世界，是艺术和科学向我们揭示的世界。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消逝的世界，我们据此建设1942年的加拿大，现在又在建设1962年的加拿大，将来会据此建设1982年大为不同的加拿大。
100年前，维多利亚诗人兼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指出，我们生活在两种环境之中，一种是现实的社会环境，一种是理想的环境，而理想的环境只能来自我们教育中提示的一些东西。阿诺德将这一理想环境称为文化，并将文化定义为最好的思想和言语。文化一词对我们而言有着不同的意涵，而阿诺德的概念非常重要，我在此需要借这个概念来解释。这样，我们就同时生活在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而只有文化环境，也就是我们在艺术和科学中学习的世界，能够提供当我们希望超越单纯的适应时所需要的标准和价值。
我在第一讲中谈到了心智的三个层次，我们现在看到这也是三种社会形式和三种使用词语的方式。第一个是普通经验和自我表达的层次。在这一层次上，我们运用词语，在对的时机说出对的话语，维持社会机制的运行，保全面子，维持自尊，保持社会形式的完整性。这并不是词语能做的最为高尚的事情，但是它是最基本的，它创造并且传播了一种社会神话，即由想象培养的一种言语的结构。因为我们发现，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地使用词汇，我们也还需要运用想象，否则它们就会成为机械式的陈词滥调，离现实越来越远。我们所有人心中都有想要向群氓的方向漂移的部分，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同样的事情，因为除了我们憎恶或压迫的人，每个人都彼此相似。每当我们使用词语，我们要么在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要么在向它屈服。当我们在斗争时，我们就站在了真正的、永恒的人类文明的一边。
这是由哲学、历史、科学、宗教和法律揭示的世界，它们都体现出一种更具组织性的使用语言的方式。我们在这些学科中获得知识和信息，但它们也是结构，是由人类心智中能够建筑和构造的力量从词语中得出的东西。这一力量就是想象，而这些学科是它的产物。当我们想到它们的内容时，它们是知识的实体；当我们想到它们的形式时，它们是神话，也就是说，想象性的言语结构。所以关于言语的使用的学科整体都围绕着这一建构性的力量，因为它在言语艺术即文学中发挥作用，而文学是神话本身得以被研究和实验的实验室。
《圣经》中巴别塔（Tower of Babel）[3]的故事是组织起这一讲的特定的神话，在某种程度上也组织起了这一系列演讲。我们目前生活的文明是一个巨大的技术结构，一座高到几乎可以触及月球的摩天大楼。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单一的全世界范围的努力，但实际上是各种竞争的僵局；它看起来令人赞叹，然而缺乏真正的人类尊严。尽管它是绝妙的机器，但我们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疯狂的朽坏的建筑，任何时候都可能在耳边倒塌。神话告诉我们的是，巴别塔是人类想象的作品，它的主要元素是词语，使它崩溃的是语言的混乱。神话说，最初只有一种语言。如果有这样一种语言的话，它也不是英语、俄语、汉语或任何普通的先祖语言。它是人类本性的语言，使莎士比亚和普希金都成为真正的诗人，赋予林肯和甘地同一种社会图景。只有我们愿意花时间在闲暇时聆听，它才会发声，并且它只会以一种无法为恐慌所听到的低音发声。当我们看向我们倾斜的塔的边缘时，它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并没有离天堂更近，是时候回到地面了。
【注释】
[1]记录天使，指记录每个人一生善恶的天使。
[2]同他的天使摔跤，雅各与天使摔跤的故事，参见《圣经·创世记》。
[3]巴别塔，在《圣经·创世记》中，人类妄图构建一座通向上天的塔，上帝被这一僭越的行为触怒后，用不同的语言使人们分裂，阻碍彼此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