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概况
茶马古道是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中心，伸向中国内地，并辐射周边邻国的古代商贸通道。茶马古道的主干道路线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西藏三省内，除此之外，国内段向北还可延伸至甘肃、青海、新疆与北方丝绸之路交会，向东可到达贵州和广西。国外段向西则可直接到达印度、尼泊尔、不丹，甚至远及阿富汗中亚地区和西非红海海岸，向南可延伸到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南亚、东南亚国家。茶马古道可以说没有终点也没有起点，一段茶马古道的终点也是另外一段茶马古道的起点，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交易，茶马古道在地域范围上的延伸就不会终结。茶马古道是世界通行里程最长的古代商路，其范围之广，交通网之庞大，通行程度之艰难，可以称之为人类交通史上的一个奇迹。多年来，诸多学者对茶马古道的路线进行考证并基本达成了共识，茶马古道一共有三条主干道，分别是滇藏茶马古道、川藏茶马古道和青藏茶马古道。本文梳理的各条主干道路线阐释如下：
（一）茶马古道之滇藏道
到达芒康以后，藏族聚居地区的茶马古道可分出南、中、北三条线路：南线是从芒康向西依次途经左贡、八宿、波密、林芝、工布江达，最后到达拉萨，这条线路即是现在的滇藏公路西藏段，在地理空间上是最近的一条路线，但以前波密一带人烟稀少，常有野兽出没，加之有藏王把守，所以这条路反而比较少走；中线是从芒康北上到昌都，经过类乌齐、洛隆、边坝、嘉黎到工布江达，再经达孜直至拉萨，是滇藏茶马古道入藏后的主要路线，清代马帮进入藏族聚居地区以后基本都在这条路的沿线进行商贸活动；北线是从昌都出发，途经类乌齐、丁青、巴青、索县，到达那曲以后又经当雄抵达拉萨。
滇藏道是“滇茶藏销、藏马滇销”的主干线，形成于唐代，其历史比川藏道更为悠久。历史上由于受交通条件的限制，只能在陆地上利用大批马帮和脚夫把茶叶从云南运到西藏，然后就地贸易或再转往印度和尼泊尔等地。马帮除了把茶叶、盐等从云南运到藏族聚居地区外，还从藏族聚居地区购买特产或直接买藏马回云南销售。
滇藏道的大部分位于青藏高原上，途中经过无数大小雪山，海拔都在3000～5000多米。途中经过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等地，更艰难的是青藏高原上无数的冰峰雪岭。
商队通常是在每年5月雨季到来之前通过云南西南部地区，这是由于云南的雨季气候湿热，瘟疫等疾病流行，人和骡马都极易染病。滇西北和西藏地区，夏有蚂蟥之害，冬有大雪封山，行走异常艰难。即使在天气好时，马帮驮队也步履维艰，有的通道极为狭窄，宽不及尺，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深渊。再加上路途遥远，沿途缺乏供给，人马容易困乏，因而常出现人亡马死事故。
虽然路途艰险，但滇藏道沿途的风景十分壮观。历史文化名城大理、丽江，风光秀丽神奇的香格里拉，雄伟壮丽的雪山群，幽深险峻的大峡谷，还有神秘的宗教文化和绚丽的西部民族风情等，都给滇藏道增添了无数壮丽的风景。[23]
滇藏茶马古道早在唐代就已存在，最初只是用于军事目的。相传大历十四年（766年），吐蕃与南诏王阁罗凤联合了20万兵马，分兵三路准备进攻成都，欲在成都建立东府。为此，吐蕃军队在横断山脉艰难地开辟了几条网状的栈道，用以输送军队。
后晋天福二年（93年），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当时，吐蕃与大理国的贸易不但没有间断，反而因大理国与宋朝建立大型的互市而规模有所扩大。当时大理国主要向内地输送马匹、牛羊、鸡和刀、毡子、甲胄、漆器等工艺品，还有一些麝香、熊胆之类的珍贵药材，从内地可获取汉文书籍、缯帛、瓷器、中药材、金属工艺品等。吐蕃则从贸易中获得了用以制造农牧工具、刀具的铁以及茶叶、布匹、糖等商品。
北宋后期，长期生活在滇西北地区的么些人（今纳西族），在丽江地区逐渐形成了势力，不断向吐蕃边界扩展，并开拓了周边地区的贸易通道。至宋宣和元年（1119年）前后，么些人取代了大理国在吐蕃的贸易地位，与吐蕃直接建立了贸易往来，确立了么些人在滇西北地区商贸中转站的地位。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年），么些首领被赐以木姓，次年又被任命为丽江知府。此后，历代木氏土司经过上百年的商贸交易，把用于战争的滇藏栈道发展成为一条以运输商品为主的通商渠道。
清代顺治十八年（1661年），朝廷批准西藏在北胜（今永胜）互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又批准在中甸建立互市。1688年，康熙皇帝还批准云贵总督在中甸设立了茶关，从此引来了大批茶马商人。至全盛时期，来往马帮的牲畜可达上万匹之多。这条通商渠道由于朝廷的认可，有了正规的互市地点和优惠政策，从此滇藏线茶马古道的贸易往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滇藏线路三条干线：由内江鹤丽镇汛地塔城，经过崩子栏、阿得酋、天柱寨、毛法公等地，至西藏；由剑川协汛地维西出发，经过阿得酋，再与上一条道路相合至西藏；由中甸出发，经过尼色落、贤岛、崩子栏、奴连夺、阿布拉喀等地至西藏，主要通道与今滇藏线接近。
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的起点就是唐朝时期南诏政权的首府所在地大理。其中，大理、丽江、中甸、阿墩子（德钦）等地是茶马贸易十分重要的枢纽和市场。滇藏线茶马贸易的茶叶，以云南普洱的茶叶为主，也有来自四川和其他地方的茶叶。滇藏线茶马贸易有自己的特点，由云南内地的汉商把茶叶和其他物品转运到该地，转销给当地的坐商或者西藏的贩运商人，又从当地坐商那里购买马匹或者其他牲畜、土特产品、药材，运至丽江、大理和昆明销售。西藏、川藏的藏商，大多换取以茶叶为主的日用品返回西藏。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和牦牛等。
滇藏茶马古道所处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区域资源的差异性分布和多元化民族风貌，不同的居住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给各民族创造了富足的生活空间，避免因为争夺生产生活资源而产生冲突。白族、纳西族、汉族、傣族等民族大多生活在地势较缓的平坝地区，藏族、傈僳族、怒族等大多生活在山区，交错立体的分布方式使他们和睦相处，而且这些民族大多都是由古代氐羌系、百越系、濮系族群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分化而形成的，因此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性和亲缘性特点，共同的族源使得各民族之间的联系紧密，各民族在迁徙过程中因生存而不断地进行斗争与融合，民族关系逐步走向团结和稳固，为多民族共生局面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为了发展稳定，各民族形成了彼此之间相互尊重、信任、认同的和谐画面，这是多民族共生形态存在的主要推动力，族际之间通婚、通商，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文化交流上取长补短、去芜存菁。为了本民族的发展，各民族勇于冲破地理单元的阻隔，与周边民族密切往来，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各民族相互依存、互通有无，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滇藏茶马古道上的藏族、纳西族、白族、彝族、傈僳族、独龙族、怒族、傣族、布朗族、拉祜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共同构成了滇西北区域多民族共生发展的局面。
滇藏茶马古道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共生的地带，各民族因地理环境的差异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和山坝共居的空间分布状态。各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独特的文化，表现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饮食习惯、婚丧嫁娶、居住形式、节日集会、建筑风格等方面，所谓“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音”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多民族共生的格局使得滇藏茶马古道沿线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同时，滇藏茶马古道也是各种国际文化的交会带，中华文化、东南亚文化、印度文化在这里聚集，雪域文化、茶文化、马帮文化在其中绽放，形成了多种民族文化交流共生的走廊和人类民族文化遗产的宝库。
在茶文化方面，滇藏茶马古道沿线的各民族具有各自的茶文化，每个民族的饮茶法不尽相同，但对茶叶的热情始终如一。众所周知藏族喜欢喝酥油茶，从寺院喇嘛到普通民众，藏族的日常生活完全离不开酥油茶；纳西族受到藏族的影响较大，也有喝酥油茶的习惯；白族的三道茶风俗也颇具特色和富有人生哲理；此外还有傣族的竹筒茶、基诺族的凉拌茶、哈尼族的土锅茶、布朗族的酸茶、彝族的盐巴茶等。茶将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同的民族又根据本族文化和族人的需求创造出特有的饮茶习惯，共同构成西南地区丰富多元的茶文化。
茶马古道上还存在着其特有的马帮文化。“山间铃响马帮来”，马帮既是茶马古道上贸易物资的运输组织，又是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在千百年的马帮运输史中，这个群体也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马帮由马锅头和赶马人组成，马锅头是马帮的首领，负责整个运输团队的运营、分工、生意洽谈、开销支出以及赶马人的伙食，除了强健的体魄、灵活的头脑，还要富有冒险精神和诚信合作精神。此外，抗战时期马帮自主加入抗战物资的输送队伍，为抗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赶马人彼此之间坦诚以待、相互包容、团结协作，正是少数民族那种不怕吃苦、开朗豁达、富有包容性的性格造就了极具魅力的马帮精神。
（二）茶马古道之川藏道
川藏道以今天的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和西藏的江达抵达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西藏的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和西藏的芒康、左贡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在唐代，西藏地区与中原往来的主要通道是青藏道，即由关中地区沿河西走廊经过今天甘肃的兰州和青海的西宁、玉树，再经西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直至拉萨，这也是当时茶马互市贸易的主道。到了宋代，随着吐蕃王朝的瓦解，青藏道失去了军事要道和官道的作用，北宋在四川设置茶马司，青藏道由军事要道变为茶道。
而川藏茶道是从明代开始正式形成，随着茶叶贸易的开拓和发展，川藏道逐渐取代了青藏道的地位。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藏族聚居地区的管理，放宽茶叶输藏政策，打箭炉（即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中心康定县）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促进了川藏道的繁荣。(https://www.daowen.com)
由于川藏道崎岖难行，由雅安运至康定的茶叶，仅少部分靠骡马驮运，大部分则要靠人力搬运。从康定到拉萨，要经过很多人迹罕至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渡过奔腾咆哮的大河，爬过巍峨的雪峰。马帮在通过狭窄的山路前，会以铃声、锣声或以“赶马调”的歌声“鸣笛”，通知前方，以防拥堵“撞车”。万一在狭窄陡峭的岩壁前两队马帮相遇，进退无路，只能双方协商作价，将瘦弱的马匹推下万丈悬崖，以便让对方马匹通过。在长途运输中，高原地区天寒地冻，气候变化莫测，每日行程仅有二三十里，川藏茶马古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拓出来的。[24]
（三）茶马古道之青藏道
青藏茶马古道，从青海西宁出发，途经日月山、玛多、玉树、杂多抵达西藏安多，然后经那曲、当雄进入拉萨。[25]
唐蕃古道就是唐朝和吐蕃之间的交通大道，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条非常著名的道路，也是唐代以来中原内地去往青海、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等国的必经之路。著名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王松赞干布走的就是这条大道。它的形成和畅通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整个古道横贯中国西部，跨越举世闻名的世界屋脊，连通中国西南的友好邻邦，故亦有“丝绸南路”之称。
公元7世纪初，在祖国中原地区，李世民父子创立李唐王朝。几乎与此同时，吐蕃王国在赞普松赞干布的率领下也迅速崛起，统一了西藏地区的许多部落，建立了强大的奴隶主专制政权，进而向北扩张，最后于663年攻灭吐谷浑，从而与唐王朝接界，互为邻壤。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派使臣前往唐朝首都长安，拜见唐太宗，并请求联姻和好。唐太宗也派出使臣前往吐蕃回访，但未答应联姻。640年，松赞干布再次派大相（宰相）禄东赞携带金、白银及其他珠宝数百件，前往长安求婚，唐太宗审时度势，答应将自己的宗室女儿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
641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作为国舅，专程护送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双方结为甥舅之邦，揭开了唐蕃友好历史的新篇章。在此以后的200年中，双方虽然也曾发生过误会、摩擦甚至一时失和的情况，但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却一直是唐蕃双方关系的主流。从吐蕃首次遣使来唐到两个王朝覆灭前夕，有据可查的使者往来就多达19次，可见双方关系的密切。因此可以说这条古道的重大意义绝不仅仅限于道路本身，而在于当时乃至以后的漫长历史岁月里，它起着维系唐蕃甥舅情谊、加深和强化藏汉两大兄弟民族友好情谊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文成公主受父皇之命，带着大批卫队、侍女、工匠、艺人和大量绸缎、典籍、医书、粮食等嫁妆，从长安迤逦西行，经甘肃，到青海，过日月山，经大河坝，到达黄河源头。为了保障公主一路顺利，唐太宗命沿途官府修路架桥，造船制筏，建筑佛堂，开辟通道。松赞干布则亲自率领满朝官员与大队人马迎亲于柏海（即今扎陵湖和鄂陵湖），并在此举行欢迎仪式。然后，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结伴而行，前往逻些（今拉萨市）完婚。文成公主进藏途中不仅播撒下了汉藏友好的种子，也留下了众多的胜迹与美好的传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不仅揭开了唐蕃古道历史上非常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第一页，而且作为唐朝与吐蕃之间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公元709年，即唐中宗景龙三年，应吐蕃之请，唐王朝又将金城公主许配给了赞普赤迭袒赞。金城公主又沿着文成公主进藏的道路嫁往吐蕃，成为唐蕃古道上的又一桩盛事。从文成公主嫁往吐蕃起，唐朝与吐蕃之间使臣不断，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唐蕃古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开辟、迅速兴盛起来，并且很快成为一条站驿相连、使臣仆仆、商贾云集的交通大道。
唐蕃古道西段山高路险、气候严酷，至今仍然是人烟稀少的牧业地带。时至今日，在现代条件下，以车马代步，走起来也仍然比较艰辛，不难想见当日文成公主进藏、使节商旅往来长途跋涉的困苦情景。
这条大道的起点是唐王朝的国都长安（陕西西安），跨越今陕西、甘肃、青海和西藏4个省区，终点是当时吐蕃都城逻些（西藏拉萨），全长约3000千米，其中一半以上路段在青海境内。
古道东段：从长安沿渭水北岸越过陕甘两省界山——陇山到达秦州（甘肃天水），溯渭水继续西上越鸟鼠山到临州（甘肃临洮）。从临洮西北行，经河州（甘肃临夏）渡黄河进入青海境内，再经龙支城（青海民和柴沟北古城）西北行到鄯州（青海乐都）。东段全在唐王朝境内，这是汉代以来从中原进入河湟地区的传统路线。它的历史甚至可以上溯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正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开拓前进的。
古道西段：经鄯城（西宁）、临蕃城（湟中哆吧）至绥戎城（湟源县南），沿羌水（湟水南源药水河）经石堡城（湟源石城山）、赤岭（日月山）、尉迟川（倒淌河）至莫离驿（共和东巴），经大非川（共和切吉草原）、那录驿（兴海大河坝）、暖泉（温泉）、烈谟海（喀拉海）、过海（玛多黄河沿），越紫山（巴颜喀拉山），渡牦牛河（通天河），经玉树地区，过当拉山（唐古拉山查吾拉山口）到藏北那曲（阁川驿），继续沿今青藏公路经羊八井（农歌驿）到逻些（拉萨）。在西段的古道线路中，从西宁到玉树、从那曲到拉萨这两段线路大体上是沿着今天的青康公路和青藏公路行进的。
（四）茶马古道带来的文化交流
1.商贸文化交流
清乾隆以来滇藏茶马贸易快速发展，在滇藏茶马古道从事商业活动的除藏族外，纳西族、白族、傈僳族、汉族也加入其中，其中从事滇藏茶马贸易较活跃的纳西族商人被称为“藏客”。藏客起源于去西藏朝拜或进修的纳西族僧人，明代万历中期以后木氏土司开始大力支持噶举派，到了清代，藏传佛教噶举派在滇西北已大范围地传播，大批的纳西族僧人、信徒前往康藏、卫藏等地朝拜、进修。在物资匮乏的远距离朝拜过程中，朝拜团队会有马帮携带沿途居民所需物资用以交换，获得朝拜团队所需。随着这种驮队交换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从事滇藏商贸活动的纳西族“藏客”。随着藏客的壮大，在滇藏茶马贸易中出现了一种以充当西藏商人的中介为主要生计的阶层——房东。随着明朝以来滇藏茶马贸易的发展，大量的藏族商人从拉萨贩运货物进入滇西北进行销售，为了保障藏族商业贸易的安全，藏族商人贩运货物至滇西北中甸、丽江等地时，需居住在房东家进行投保才能进行贸易，房东不收取住宿费用，但会协助西藏商人卖出货物并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提成。杨福泉调查滇藏商贸的结果显示，一些纳西族“藏客”会同藏族商人建立这种房东关系，纳西语称这种藏族商人为“扣巴”，指“有生意关系或朋友关系的主顾”。这种房东伙伴关系是建立在纳西族和藏族的友好关系之上的，明清以来藏传佛教在滇西北的传播与扩展，使得滇藏间形成了共有的文化基础和语言环境，这是纳西族“藏客”在滇藏茶马古道的长途贩运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而且随着茶马古道物物交换网的扩大，这种独特的伙伴关系网也在不断地向外延伸。
2.服饰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滇藏两地各民族在服饰文化上也进行了相互借鉴和吸收。在滇藏茶马贸易中，为了便于商贸活动的进行，在丽江与拉萨间从事商贸活动的纳西族“藏客”在出发前往拉萨前会“换上一套藏装，佩戴嘎乌尔，胸前悬挂护身符，喝酥油茶、敬献哈达、学说藏语等，俨然是藏族马帮的派头”。“藏客”在前往拉萨从事商贸活动中以藏族服饰、习惯出现，变换为藏族身份以便于从事滇藏茶马贸易。商人的交流与传播，带动了各区域间、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推动了服饰文化的融合发展。聚居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傈僳族，除个别村寨保留有傈僳族本民族的服饰穿着外，大多均穿着藏族服装。在德钦县居住的纳西族在服饰文化上受到了藏族服饰文化的深刻影响，女性喜穿着无领大襟宽袖短袄，男性大多穿着有领大襟外衣。奔子栏的藏族其服饰文化既保持有本民族特点，又吸收了纳西族、彝族等民族的服饰文化，有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征，女性裙装与彝族的裙子相近，上衣同蒙古族服饰相近，围腰则与纳西族相近，融合了多民族的服饰元素。
3.生产技术文化交流
晚清民国时期由于生产力获得较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商品经济达到一定规模，滇藏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大批云南商人到西藏设立商号，同样藏族商人也纷纷来到丽江经商，在你来我往中，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得到了交换和发展。
丽江的铜制品一直远近闻名，深受各族人民喜爱，日常生活所需的铜制锅碗瓢盆、铜制的工具、铜锁等皆出自丽江。随着马帮运输业的繁荣，铜制的马掌、马镫等配件有了很大的需求，这些铜制品除了在省内销售，很大一部分还销至西藏各地，藏族聚居地区不仅需要铜制的佛像、酥油灯、酥油茶壶、铜锅、铜碗，还需要红糖、粉丝等云南特产。据资料记载，民国时期仅丽江一地从事打铜业的就已经多达100多家，除了大量的铜制品，销往藏族聚居地区的还有皮制品和银器。纳西族永宁皮匠街所生产的藏靴、藏帽等皮制品质量上乘，在西藏地区供不应求，从贵族到普通藏族，从佛教僧侣到马帮商人无不喜爱丽江生产的皮毛制品，这些毛皮来自藏族聚居地区，最后又销售回藏族聚居地区，甚至更远的尼泊尔、印度等地。大理剑川白族的木雕技术和鹤庆的制银技术也十分精湛，木制的碗、酥油盒、银碗、银饰品等在藏族聚居地区大受欢迎。同时，那些技术精湛的手工艺人也会去藏族聚居地区谋一份职业，参与寺院和民居的建造、整修，家庭佛堂的门楼雕刻、藏族聚居地区寺院的木制门窗等很多都是由大理、丽江的木匠完成。勤劳的白族、纳西族手工匠人将先进的工艺技术带到了藏族聚居地区，使当地的藏式建筑带有纳西族、白族的元素，同藏文化产生了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