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于唐宋，盛于明清
（一）唐宋的茶马互市
茶马古道起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可以说是先有“互市”，后有“古道”。茶马互市是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用茶易马或用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始于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唐朝国家实力的增强，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使中原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互市的内容进一步丰富。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吐谷浑等西北少数民族请求互市，唐高祖允准，并且派遣使者出使吐谷浑。内地所产的丝织品和茶叶是唐王朝用于互市的基本物品，而牲畜则是少数民族用于互市的主要商品。
唐太宗在位期间，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人逐渐崛起。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率吐蕃大军进攻大唐边城松州（今四川松潘），唐太宗派大军讨伐，大败吐蕃于松州城下。松赞干布俯首称臣，并对大唐的强盛赞慕不已。他在上书谢罪的同时，还特向唐朝求婚，以示血脉交融的联姻之好。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应允吐蕃的请求，把16岁的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大量的庄稼种子、生产工具、医疗器械、茶叶、生活用品，还有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方面的书籍。
唐代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为“青藏道”，也称为“唐蕃古道”。这条道路东起关中地区（今陕西省），经过青海，从四川西北角过金沙江，经西藏的昌都市、那曲市至逻些（今拉萨市）。
从五代到宋代初年，由于内地战乱频繁，需要从藏族聚居地区采购很多战马。同时，为了以茶叶贸易来加强与藏区各部落的联系，朝廷正式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使茶叶输藏成为朝廷专管的一项国策。作为茶马互市的必经之路，茶马古道也随之有了较大的拓展。
为使边贸有序进行，更为了维系大宋王朝的权威，宋代还设有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检举茶监司”。由于当时藏族对茶叶已十分依赖，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于控制了藏族人的生活，因此茶马互市对维护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26]
（二）明清的繁荣
元代时，统治中原的蒙古族并不缺少马匹，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不过元朝为了加强对藏族聚居地区的治理，在茶马古道沿线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自此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的管理、经营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茶马古道既是经贸之道、文化之道，又是边防之道，即中央政府的治藏、安藏之道。
明朝开国后，在“以茶驭番”思想的指导下，官营茶马贸易体制得以建立，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到清代中期，基本上沿袭了宋代的做法，后期才渐渐废止。1371年，朝廷最先在秦（今甘肃天水）、洮（今甘肃临潭）、河（今甘肃临夏）、雅（今四川雅安）四地设了统管茶马交易的茶马司，并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年间（1368～1398年），茶马互市中的一匹上等马最多换120斤茶叶。而到了宣德十年（1435年），西宁、河州、洮州三地的茶马司则以千余斤茶换取13000余匹马，合一斤茶换12匹马。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一诗中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
由于明朝与北部蒙古人关系紧张，无法从蒙古得到军马，故只有从青藏高原获得补给。朝廷充分利用藏人嗜茶的特点，严格控制茶叶的生产、运输、销售，茶叶只许换取藏马。由于不是等价交换，再加上走私活动的泛滥，以及朝贡贸易的发展、运输困难等，导致了明朝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衰落。
清朝初年承袭明朝旧制，于顺治二年（1645年）正式恢复和延续了茶马互市这种特殊的民族贸易形式。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炉（今四川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于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了直达打箭炉的交通要道。打箭炉成为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马大道的交通枢纽。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清廷为平定准噶尔叛乱，又开辟了自打箭炉经四川理塘、巴塘，西藏江卡（今芒康）、察雅至昌都的川藏南路大道。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来往以及运输进藏粮饷，故习惯称之为“川藏官道”，实际上此道也经常是茶商驮队的行经之路。而由打箭炉经四川道孚、甘孜、德格、西藏江达至昌都的茶马古道，则习惯上被称为“川藏商道”，两道会合于昌都。[27]
云南茶叶资源丰富，为滇藏茶马古道的形成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藏族聚居地区人民对茶叶的需求每日剧增，人们迫切需要以相互的交换来获取资源的分配和赐予，以此来应对高原山地的物资匮乏与困难，并维持族群间的秩序。[28]滇藏茶马古道就是在这样一个巨大内需的推动下，渐渐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三）吐蕃势力南下扩张(https://www.daowen.com)
唐朝年间，云南大理南诏控制洱海地区，并不断向外进行领土扩张，威胁到了唐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唐朝两次向南诏发动战争均以失败告终。几乎同时，西藏吐蕃政权崛起，统一青藏高原各部，并向南扩张同唐朝和南诏争夺滇西北以及川西南边境。在公元678年，吐蕃势力进入云南西洱海北部地区，于公元680年建立神川都督府，并修建了沟通吐蕃和南诏的铁桥，铁桥的具体位置在今天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塔城乡的金沙江上。神川铁桥这一官方通道的修建，不仅拉开了滇藏关系的序幕，同时标志着滇藏茶马古道雏形的基本形成。除了神川铁桥之外，吐蕃还在漾水和濞水上架设铁桥，确保滇藏交通的顺利通行，同时在滇藏交通线上设立驿站，为滇藏往来人员提供马匹补给和休憩场所。樊绰《云南志》卷六《云南城镇》记载：“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驿。”驿站的设置更加方便了滇藏之间的往来。滇藏两地同处我国西南边疆，经青藏高原南缘的横断山区，由北向南的金沙江、澜沧江等河流的河谷地带，从藏东南到滇西北地区有很多天然通道，滇藏间的交通很早就已出现。唐时南诏与吐蕃之间主要形成了两条通道，一条是铁桥道，一条是雪山道。铁桥道的具体路线在史书上没有留下明确记载，但从地图上来看明显是吐蕃南下云南的最便捷的道路。据各种史书记载，铁桥道大约是从南诏王城阳苴咩往北，经过逡川赕（今大理邓川）、宁北城（今大理洱源）、剑川城（今大理剑川）、铁桥城（今丽江塔城）、敛寻城（今迪庆维西）、聿赍城（今迪庆德钦），然后一路北上通往吐蕃。[29]这条道路是滇藏之间往来的主要通道，后来成为滇藏茶马古道的主干道。
另外一条大雪山道，樊绰《云南志》卷二中有记载：“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充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大赕三面皆是大雪山，其高处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30]文中的腾充就是今云南腾冲，金宝城在今缅甸密支那一带，大赕则是今缅甸的葡萄，而赞普牙指的是西藏的逻些城（今拉萨）。有吐蕃至赕货易则说明当时滇藏民间已经开始了早期的商贸活动，这条古道经腾越出境至缅甸既是沟通滇藏之间的商贸古道，同时也是云南对外交通要道之一。该路线偏西，而且要翻越大雪山，地势险峻，加上途经地区多有瘴气，行走难度极高，在通达性上明显不如铁桥道，所以并非滇藏往来的主要通道，只是作为民间通道进行商贸交流。其大致路线是从大理出发，沿永昌道经腾越（保山）出缅甸，沿高黎贡山西侧的梅开恩江顺江而上，翻越大雪山到达西藏自治区察隅县。
宋代由滇入藏的茶马古道路线与唐代基本上保持一致。北宋时期的大理国和宋朝的关系由紧张转为缓和，宋代开始施行的“茶马互市”政策，使滇藏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南宋末年，忽必烈率领蒙古大军自川西松潘一带分兵三路进入云南，其中一路就是由今天四川理塘经木里一带到达丽江宁蒗县，然后进攻大理国（今丽江地区）。元军到达宁蒗拉伯乡以后，凭借革囊和羊皮筏到达金沙江对岸的奉科乡，经过鸣音镇一路到达丽江，这就是著名的元跨革囊。这条元跨革囊道较铁桥道偏东，并不是滇藏官方往来的主要通道，只是作为民间商贸通道存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滇藏茶马古道的一条支线，西藏僧侣到云南宾川鸡足山朝拜走的也是这一条路。
元代忽必烈统一全国，设立行省和站赤制度，据《元史·兵志·站赤》记载，元时云南共设置有78处站赤，其中从大理到丽江的站赤一共有六处：邓川站（今大理洱源县的右所镇）、观音山站（今大理洱源县牛街乡）、剑川站（今大理剑川）、立吉庄站（今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剌八站（今丽江市玉龙县龙蟠乡）、义都站（今香格里拉虎跳峡镇）。然后由虎跳峡向北行经过大旦当即今云南香格里拉市、小旦当即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便可至西藏，这是云南深入藏族聚居地区的重要站赤道路。[31]根据站赤设立的走向我们可以判断出元代滇藏茶马古道的大致路线是从大理经丽江、香格里拉到达西藏，这和唐代由滇入藏的铁桥道路线基本一致。元代站赤的设立，不仅把云南境内主要交通线上的城镇联结了起来，又通过这些交通线上的主要城镇把周围广大的乡村联结起来，使马帮运输的路线开始深入到各村各寨。
茶马古道的扩展基本以驿站和驿道为基准，因此驿道的完善程度决定了茶马古道的通达程度。明清的驿站基本沿袭元代站赤，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明代开辟了大理到普洱的驿道，以大理为起点，经开南驿（今大理巍山）、定边驿（今大理南涧县城）、新田驿（疑今南涧县南新街）、板桥驿（今景东县北龙街）、景东驿（今景东城）、威远州（今景谷），到车里宣慰司（今景洪）。明中后期，战事连绵、政治腐败，很多驿道都被破坏，清代的驿道在明代的基础上更加完善，增设了驿马、军站和驿馆，方便了滇藏之间贸易的往来。很多驿道修建的具体时期难以考证，直至清中后期，从产茶区通往滇西北大部分的驿道才逐渐完善起来。近代以来马帮运输以驿道作为运输路线，这样不仅使马帮运输更加便捷和高效，同时也促进了茶马贸易的发展，加速了滇藏茶马古道网的形成。
大理作为滇藏茶马古道的中心枢纽，早在南诏时期就已经出现驿道，南诏地方政权的相对稳定，为驿道的开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里初步形成了以大理为中心，连贯东西、纵横南北、四通八达的驿道网。明代木氏土司崛起，丽江成为滇西北的经济、文化中心，作为交通中枢的地位日益凸显。木氏在滇西北统治时期修缮滇藏之间的栈道，开发矿产资源，使滇藏之间的茶马古道通达性更高，既确保了滇藏之间的经贸往来，又为日后大规模的马帮运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代，吴三桂为扩充战马，巩固割据势力采取拉拢西藏的政策，不仅将滇西北的维西、中甸（今香格里拉市）和川西南木里等地送给西藏，还让西藏僧侣多次请求清廷在永胜州（今丽江永胜县）和中甸（今香格里拉市）两地开茶马互市，“顺治十八年，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请，于云南北胜州以茶马贸易。康熙四年……开茶马市于北胜州”。[32]北胜州、中甸（今香格里拉市）相继开市。中甸（今香格里拉市）开市以后汇集了大批商人，设立商号，贸易往来频繁，商品经济繁荣，成为继丽江以后滇西北地区又一个滇藏贸易市场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大理、丽江、中甸市场的繁荣同时也牵动了这一线周边城镇的发展，德钦、维西、永胜、鹤庆、剑川、巍山等集镇纷纷兴起，经济贸易的联系必将带来交通的发展。
明清时期云南普洱茶因其品质佳在藏族聚居地区和内地销售量大增，特别是在北胜州和中甸（今香格里拉市）开通茶马互市以后，滇藏之间的贸易日益繁荣，西双版纳、思茅（今普洱）等产茶地每年将茶叶送到大理或者丽江进行中转。普洱茶的制作工艺一般是将新鲜采摘的茶叶炒炙以后晒干再继续用火烘焙成散茶，也叫粗茶，最后将茶叶用器具压成矩形的茶砖或者茶饼，茶砖专供西藏。从大理一路经过漫长的运输，日晒雨淋，普洱茶在运输的过程中自然发酵，味道极佳，深受藏族的喜爱。因为砖茶价格低廉，茶味香浓，逐渐成为藏族聚居地区人民的日常消费品。清代，仅西双版纳产茶区一年的产量就达8万担，一部分茶叶直接送进藏族聚居地区，另一部分作为贡茶由清政府赠送给藏族聚居地区的高僧。巨大的茶叶需求也带动了产茶业的发展，在六大茶山产茶区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茶，茶叶的产量也急剧上升。民国时期滇藏之间的茶叶也每日剧增，茶叶成为藏族每天生活必不可少的产品，滇茶三分之二的销量都是送往藏族聚居地区，滇藏茶马古道上每天穿梭着马帮忙忙碌碌的身影，来去之间将茶马古道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
在明以前确定了滇藏茶马古道的三条进藏方式，分别是从迪庆德钦县直接进藏，丽江宁蒗县经过四川进藏，以及保山腾冲出缅甸进藏，明清时期基本上延续了这个走向，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沿线各节点之间的路线，滇藏茶马古道在形态上趋向密集化。民国时期增加了两条进藏路线：一条是从怒江州贡山县进藏；另一条是从西双版纳出缅甸走海运至印度进藏。至此，滇藏茶马古道网基本形成。
从唐代的初步形成，到明清的繁荣，直至晚清、民国时期达到鼎盛。随之而来的是民国时期社会的进步和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滇藏茶马古道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一千多年的沧桑变换中，茶马古道从未停止过发展，哪怕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官方的道路受阻，人们也总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开辟出新的道路，保证贸易的正常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从未间断。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滇藏茶马古道的生命周期，即初步形成期、上升繁荣期和衰落期。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的时间，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地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手段控制茶马交易。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至千年元年，在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北宋时期，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从隋唐始，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
古道上成千上万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风餐露宿，用清悠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打破了千百年山林深谷的宁静，开辟了一条通往域外的经贸之路。在雪域高原奔波谋生的特殊经历，造就了他们讲信用、重义气的性格，锻炼了他们明辨是非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既是贸易经商的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他们凭借自己的刚毅、勇敢和智慧，用心血和汗水浇灌了一条通往茶马古道的生存之路、探险之路和人生之路。历史已经证明，茶马古道原本就是一条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马帮每次踏上征程，都是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旅。茶马古道的艰险超乎寻常，然而沿途壮丽的自然景观却可以激发人潜在的勇气、力量和忍耐，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从而衬托出人生的真义和伟大。不仅如此，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滇西北纳西族、白族、藏族等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
沿途上，一些虔诚的艺术家在路边的岩石和玛尼堆绘制、雕刻了大量的佛陀、菩萨和高僧，还有神灵的动物、日月星辰等各种形象。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艺术造型为古道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种精神上的神圣和庄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从久远的唐代开始，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的修通，历经岁月沧桑一千余年，茶马古道就像一条大走廊，连接着沿途各个民族，发展了当地经济，搞活了商品市场，促进了边贸地区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如今，在几千年前古人开创的茶马古道上，成群结队的马帮的身影不见了，清脆悠扬的驼铃声远去了，远古飘来的茶草香气也消散了。然而，留印在茶马古道上的先人足迹和马蹄印记，以及对远古千丝万缕的记忆，却幻化成华夏子孙一种崇高的民族创业精神。这种生生不息的拼搏奋斗精神铸成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一座座永恒的丰碑，千秋万代闪烁着中华民族的荣耀与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