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褪色的记忆
历史上思普区的盐、茶马道，是伴随着盐茶的生产、运输、销售而兴起的。据光绪《普洱府志》载，普洱茶早在唐代就已行销西蕃。其卷十九《食货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代时已开始有茶马市场，以茶易马，茶马互市。
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在攸乐山设攸乐同知，统兵五百防守山寨，征收茶捐，当时每年约有马帮一千余驮运茶叶，然后转运普洱府加工精制。由于瘴疟流行，乾隆元年（1736年），清政府将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从此思茅又成了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繁荣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年），思茅城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于途”，滇南商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印度、缅甸、暹罗（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均有商人来往于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这时期的普洱茶马道异常兴盛。清人擅萃《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矣。”道光《普洱府志》载：车里（景洪）为缅甸、南掌（老挝）、暹罗（泰国）之贡道，商旅通焉。威远（景谷）宁洱产盐（指磨黑），思茅产茶，民之衣食资焉，客藉之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寓焉。茶马道之商旅络绎不绝，由此可见一斑。
1983年思茅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古茶马驿道，至今还有那柯里驿道、茶庵塘驿道等。“那柯里驿道”是在今普洱市境内同心乡那柯里村的一条古茶马驿道。清光绪时，称那柯里塘，设兵6名，归中营左哨头司把总管辖。今还可见用人工打制的条石和砾石铺就的石道，路面宽1.4米，有石台阶盘旋而上，全长断续30千米。
“茶庵塘”驿道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内地南下到思普区的一条古茶马驿道，在普洱县城东北12.6千米的茶庵塘坡头，海拔1960.7米，是古代重要关哨讯塘之一。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茶庵塘设五名驻守。明末清初，为了方便向京城进贡普洱茶，便修了一条由普洱到省城昆明官道，陆陆续续铺砌了一些不甚规则的方形、长形石头。这条道也就成了商旅行人骡马运输茶盐来往的交通要道。
驿道在蜿蜒的群山峻岭之中，过去有一小寨人住在这茶庵塘道旁，除从事一点农业外，多数是设店卖茶卖饭，接待过往茶马道的行人马帮的，因称茶庵寨子。茶庵塘因山高路险，故有茶庵马道之称，故亦成了清代“普洱郡八景”之一。现今还可看到宽约2米，断续长约6千米的茶马古道，石上已踏出2厘米深的马蹄印，历史之久，由此可知。
关于清代进贡普洱茶的情况，从“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两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鲜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斤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33]当时，地方官员要备办贡茶，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充斥。
据考，“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于春秋二季来回于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随着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生，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来往于思普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其一，“由下关经凤庆（顺宁）、云县、临沧、景东、景谷、双江运输勐库库茶、凤庆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000～6000匹驮运”。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往南至江城抵西双版纳”。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
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清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八（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
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一年（1912～1923年）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18、19世纪在思普区进行茶叶贸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主要垄断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主要垄断勐海、勐遮茶叶的运销。
此外，中甸、德钦（当时称为阿墩子）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来到西双版纳驮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每年约三千担。在茶叶加工制作上，20世纪30年代，思茅曾建立过思普企业局，并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厂。1949年前，墨江县有私营景星茶厂，为加工生产好茶做了努力。
普洱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光绪年间，云贵总督还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由于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34]
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绎、商旅塞途的景象一去不返。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到1949年时，全区茶园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
虽然在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被终止，但清末民初时茶商大增，茶马古道依然繁荣。除藏族商人外，还有许多汉族、纳西族的商人。他们或雇请人背运，或用马帮、牦牛驮运，将茶叶、食盐、布匹等运进藏族聚居地区，再将藏族聚居地区的兽皮、药材等土特产品运往川、滇两省，往返于茶马古道之上。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阻断了所有入华通道，尤其是在缅甸沦陷、滇缅公路被切断后，滇藏线的茶马古道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许多国外援华物资，以及内地运往滇西前线的抗战物资，都是通过这条古道由马帮运送。当时在滇缅边境参加抗战的中国军人达16万之多，加上抗日游击队，总人数达20万以上。他们绝大部分的日常供给和枪支弹药都是由滇西各族马帮经过茶马古道运送的。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茶马古道这条古老的贸易通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留下了它在历史上最后的光彩一笔。
用茶马交易来治边的制度从唐代始，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逾千年。现在，茶马互市早已终止，古道丧失了昔日的作用。20世纪中期修建的川藏、滇藏公路大多地段都循茶马古道原址修建，取代了过去蜿蜒在大山、河谷及连接起一座座村寨的茶马古道。汽车代替了驮马，茶马古道也已成为历史。传统意义上带着帐篷、罗锅和枪支，响着铜铃唱着赶马调浪迹天涯的马帮也渐渐消失了。然而，茶马古道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历史见证，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历史意义和价值。茶马古道的国际意义堪比丝绸之路，同样亘古数千载，至今已可称之为重要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35]
【注释】
[1]《茶马古道》编委会：又见茶马古道，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2]〔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
[3]〔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5]黎世蘅：最初华番茶马贸易的经过，社会科学季刊，1925第2期，第20～25页。
[6]〔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
[7]张翔：西南腹地的构建——从茶马古道与西南古道说起，读书，2019年第9期，第145～152页。
[8]张翔：西南腹地的构建——从茶马古道与西南古道说起，读书，2019年第9期，第145～152页。
[9]周重林，凌文锋：茶马古道20年从学术概念到文化符号，中国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
[10]云南省文物局：“茶马古道风情展”走进澳门，中国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第21页。(https://www.daowen.com)
[11]刘绍文：关于保护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普洱共识，中国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第109页。
[12]胡远航：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开幕“茶马古道”焕发新活力［EB/OL］.（2013-06-06）［2020-08-20］.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606/c70731-21760803.html.
[13]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唐蕃古道青海段联合申遗的几点思考，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143～150页。
[14]赖小春：中国茶文化研究的知识图谱可视化演进分析，新闻知识，2020年第1期，第32～40页。
[15]陈保亚：论滇僰古道的形成及其文化传播地位——茶马古道早期形态研究，思想战线，2006年第2期，第105～116页。
[16]周重林、凌文锋、张娟：茶马古道的范围与走向，中国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第35～41页。
[17]陈保亚：百越走廊及其向茶马古道的转型——从词与物的传播说起，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第9～14页。
[18]陈保亚.从丝绸之路到茶马古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5日第5版。
[19]彭玉娟、尹雯：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经典案例，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第156～160页。
[20]杜韵红：南方丝绸之路的变迁与保护，文化遗产，2015年第2期，第148～156页。
[21]张翔：西南腹地的构建——从茶马古道与西南官话说起，读书，2019年第9期，第145～152页。
[22]陈保亚：论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从词与物的传播说起，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60～67页。
[23]刘勇：茶马古道，黄山书社2015年版，第18～21页。
[24]刘勇：茶马古道，黄山书社2015年版。
[25]周重林、凌文锋、张娟：茶马古道的范围与走向，中国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第35～41页。
[26]刘勇：茶马古道，黄山书社2015年版。
[27]刘勇：茶马古道，黄山书社2015年版。
[28]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9]陆韧：高原通途——云南民族交通，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0]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1]陆韧：元代云南的站赤与站赤道，云南政协报，2011年7月5日。
[32]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7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3]〔清〕阮福：普洱茶记，1826年。
[34]〔清〕吴应枚：《滇南杂记》，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5]刘勇：茶马古道，黄山书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