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贸易概况

茶马古道是一条古老的文明古道，蕴含着丰富的历史韵味。它是指唐宋以来至近现代汉族与藏族之间进行茶马贸易而形成的一条商贸古道，先有“互市”，后有“古道”。茶马贸易就是在这条无数人为了生存不惧险阻用脚印及马蹄印走出来的古道上发展起来的，它兴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

茶马互市拥有极其悠久的历史，根据史籍记载，其兴起于唐宋时期。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与突厥、吐谷浑等西北少数民族互市时茶叶已作为互市的基本物品。唐太宗时期，唐太宗应允将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跟随文成公主进藏的有大量的农作物种子、农业生产工具以及包括茶叶在内生活必需品，还有一些有关文史、医学类的书籍。唐中宗在位时期，他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赤德祖赞。金城公主进藏时带去几万匹锦缎，还有许多书籍和乐工杂役等。

宋时，内地茶叶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藏族聚居地区的饮茶之习也已从贵族上层普及到了民间。茶叶受到藏族的喜爱，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之一，为此藏族聚居地区对茶叶的需求量增加，使“茶马互市”成为一种经常性的交易。宋朝中央政府正式与藏族聚居地区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每年由官府将茶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以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为使茶马贸易有序进行，宋代还设“检举茶监司”专门管理边贸。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茶马古道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展拓。这一时期的茶马大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随着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可以说汉、藏之间茶马贸易大规模兴起于宋。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族聚居地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族聚居地区。^[1]

明朝是汉藏民族之间茶马贸易的极盛期，在“以茶驭番”思想的指导下，官营茶马贸易体制得以建立、发展。明朝政府禁止私人开展茶贸易，并制定了“茶引”制度，后来发展到“引岸”制度。“引岸”是指在固定的地方进行茶马交易，同时缴纳税收，由政府发放可以经营的特许凭证——“茶引”，对茶引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虽然茶引可以转让，但是不到人不在世是不能注销转让的。明朝廷只允许官方组织进行茶叶贸易，目的是利用茶马交易牵制少数民族，维护社会稳定。尽管如此，汉藏民族之间的私茶贸易是没有被打断的，以马易茶或以茶换马的贸易依然存在。除了官方组织的茶马贸易及民间私人贸易外，藏族聚居地区还以朝贡的方式至内地贸易。明代藏族聚居地区僧俗首领不仅能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而且其返程时更是大量购买私茶，足见明朝茶马贸易的兴旺与繁荣。茶叶不仅是汉、藏民族之间重要的经济纽带，同时也是维系汉、藏民族关系的政治和文化纽带，促进了汉、藏民族之间相依相存的关系。(https://www.daowen.com)

清朝时期，中前期茶马贸易的规模较前朝得到进一步发展。清朝初年，由于国内局势动荡，所以基本承袭明制，以备战马供应。于顺治二年（1645年）正式恢复和延续了茶马互市制度，继续推行茶引制，继续在四川、云南、青海等地设茶马司，管理与控制茶马交易。这一时期云南成为最主要的茶马贸易区，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延许可。^[2]四川在茶马贸易中的角色也更加重要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准行打箭炉市，蕃人市茶贸易，随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炉设立茶关，在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从此后打箭炉就成了西陲重镇。^[3]

乾隆时期川、滇、藏地区的茶马古道得到进一步的拓展。“茶马古道”支系更加繁多、运行更加畅通，但“茶马互市”制度逐渐消失，由“边茶贸易”制度取而代之。由于汉、藏民族之间贸易的频繁往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贸易的商品越来越多，藏族聚居地区对除茶叶以外的其他商品的需求也逐渐增加。而内地对藏族聚居地区战马的需求明显减少，对藏族聚居地区皮革、药材等物品的需求大幅增加，拓宽了汉藏之间的商品贸易广度。为了改变官方组织的茶贸萎缩现状，清朝茶叶贸易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在经营上改官茶为商茶，促进了民族贸易商品的多样性，极大带动了“茶马古道”沿线民族贸易的繁荣和发展。从此，“茶马古道”开启了新的篇章。

总的看来，随着茶马古道及茶叶输藏规模的开拓，清朝中前期茶马贸易是继续发展与繁华的。到了清朝后期，清政府通过与民族地区建立马场，基本解决了马匹的来源问题，作为茶马贸易主要角色的马就逐渐淡出了市场，茶马贸易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