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在不同时期对茶马贸易的影响
（一）唐朝时期
唐代，伴随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而兴起的唐蕃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唐人饮茶之习也被传入吐蕃，逐渐成为社会风习。在这个时期，我国茶叶的种植已经非常普遍，为茶马贸易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吐蕃赞普朗达玛“灭佛”以后，饮茶之术被大量僧侣传到了民间，茶叶很快成了藏族的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习俗，并在大众中成了燎原之势。同时，唐朝制定了专门的茶叶贸易政策，允许交马、互市，实施了茶税和“榷茶制”。并且唐朝严禁私茶贸易，其目的就是要将茶叶的经营置于官府的垄断之下。至赤松德赞时期，茶马贸易开始发展起来，藏族以马匹大量换取内地的茶叶，并且吐蕃还派专人负责经营汉藏茶叶贸易，来增强对茶叶贸易的管理。唐蕃双方都非常支持这种互惠互利的茶马互市。例如，到吐蕃王朝瓦解时，双方往来使团的人数多者50余人至百余人，使臣来往多达191次。由此可见，唐朝时期的茶马贸易地区扩散到了西部大部分地区，贸易形式主要是“贡”“赐”的形式，这为宋朝时期的茶马古道奠定了基础，宋朝政府对贸易的经营和管理不健全，贸易数量呈急剧扩大的态势，属于形成和开拓阶段。
（二）宋朝时期
北宋时汉藏之间的茶马交易主要在黎州，其贸易道路是由今天的沪定之沈村、磨西到汉源。南宋时则开碉门为主要茶马市场。因此，藏汉间的茶马贸易道路改由打箭炉（康定）经瓦斯沟、天全至雅安。[4]茶马贸易形式有：宋政府在沿边各地设立了茶马司，广招良马，并招募很多蕃商，政府高度重视，官方交换主要以朝贡和赏赐为主。如：唃厮啰（吐蕃王朝赞普后裔）与北宋政府以“贡”与“赐”名义进行大规模的茶马贸易，在90年间，双方的贡赐贸易共进行了39次，唃厮啰为北宋运来了马、珍珠等物，而宋朝回赐了茶、金银和衣着等物，从1008年至1098年，有11次以茶、马进行纯粹的贸易，茶马贸易进入兴盛时期。两宋政权在政治上实行羁縻统治，在经济上则对茶的销售严格控制，以羁绊少数民族，对愿意俯首称臣的民族赏赐或出售茶叶和购买战马，因此“茶马互市”便成了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联系的纽带。唐蕃古道的拓展使茶马贸易更加频繁，不仅为朝廷增加一大笔茶利收入，而且客观上促进了藏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又满足了国家对战马的需要。
（三）元朝时期(https://www.daowen.com)
元政府采取了“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治藏策略，同时开创了土司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是“土官治土民”，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力。自此“茶马贸易”的开展和“茶马古道”的开拓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元政府十分重视对古道的开拓，积极发展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在藏族聚居地区开辟驿路、设置驿站，于朵甘思境内建立19处驿站，从而使川西、滇西北和西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得到了大大延伸，茶马互市规模也得到了大大拓展。从此“茶马古道”既是经贸之道、文明之道，又是固边之道、安藏之道，极大凸显出“茶马古道”的战略意义。对中央政府而言，“茶马古道”的政治意义重于经济意义，茶马贸易从由政府管理、控制、经营，逐渐发展为藏汉民间贸易自由往来。
（四）明朝时期
明朝古道得到进一步完善，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逾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岩州（岚安）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5]明朝时期健全了茶马贸易制度，茶马贸易内容及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营管理更加严格，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时期，茶马贸易具有了经济和政治关系，巩固了其对西藏的统治。在制度建设方面，明朝制定了“茶课司”“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的治藏之策，大量设置茶马司。并且明朝还制定了茶法，禁止私茶出境，对违法者处罚非常严格，“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议者立论死”。另外明朝还设立了茶课，“民所收茶，官司给直买之”。在贸易方式上，明朝时期主要有政府贸易、朝贡贸易和私茶贸易三种，其中政府贸易是明朝茶马贸易中一个不同于前代的显著特点。其中一种是对藏族聚居地区收取马税，并配以茶的制度——差发马制度。洪武二十六年，明朝制定了“金牌信符”，来防止在边各官吏利用职权假朝命，这是一种由明朝政府颁发给纳马藏族部落的一种铜制牌状凭证，还有一种形式就是通过茶马司进行贸易。同时虽然明朝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禁止私茶贸易，但是后期差发马制度废除以后，明朝的私茶贸易却一直比较兴盛。另外，明朝时期，古道也进一步进行了完善和发展。明朝开辟了自碉门至昂州逾大渡河至长河西的碉门路茶道，增强了与长河西、朵甘思各部的关系，并于昂州设卫加以保护，方便了茶叶运输。成化三年到六年，四川也成了边茶的主要产地，并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成了茶马互市的主要贸易区。根据相关统计，从1490年到1601年，明朝以甘、青、藏的茶叶为主进行茶马贸易，仅四川、陕西等地行销就达到了30万斤至80万斤[6]。
（五）清朝时期
清初，国内动荡不安，清朝承袭了明朝的制度，继续推行了茶引制，实行了官茶“储边贸易”、商茶给予“茶课”，并在四川、云南、青海等地，增设了巡视茶马御史。清朝还实施更为严格的贸易措施，来保证茶马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并且清朝还对四川茶叶贸易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来改变官茶贸易的逐渐萎缩，如将四川茶定为三种专岸，变“茶引制”为“引岸制”。南路边茶是以雅安、天全、名山等五县所产茶专销康藏地区；西路边茶是以灌县、大邑等地所产的茶行销松潘一带；专销内地的茶叶称为“复茶”。茶马贸易的地区拓展到了云南，云南茶大量销往藏族地区，并成为主要的茶马贸易区，地位日渐提升。四川在清朝茶马贸易中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康熙三十五年，四川的打箭炉成了西陲重镇，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使得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族聚居地区。乾隆时期，川、滇、藏地区的茶马古道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松潘发展到了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滇藏线有三条路线可从丽江到达德钦。而川藏道也形成了南北二路茶道，昌都成为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贸易中心，是滇藏、青藏交通的总枢纽，是两条川藏茶道的汇合点。总之，清朝前中期是历史上茶马贸易继续发展的时期，到了清朝后期，茶马贸易主要角色的“马”逐渐淡出，为了解决马匹的来源问题，政府在藏族聚居地区和其他民族地区建立了马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