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与“茶文化边疆”的形成
茶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茶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在汉藏两地，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各有特点的茶文化。茶叶这种似乎微不足道的植物经由茶马古道进入藏区，具有不可或缺的机遇，而且成为藏文化的一种基因和宝贝，因为它与藏族的高原半农半牧社会的“骨干技术”融为一体，是他们肉食乳饮生活的必需品。在高原上，茶不可取代也无从替代。而由于茶马古道的贯通，盛产于汉地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进入藏族聚居地区，换取汉地稀缺的马匹和山货等资源，这种双向互动凝结成一种牢固而稳定的汉藏关系，那是一种和平交往、水乳交融并富有弹性和自我修复功能的关系。
每年春季，一旦冰雪消融、青草长出，大批的马帮即行出发，穿越横断山脉前往藏族聚居地区。由于他们的出现，商业的潮流从川西的雅安诸县，从云南南部的产茶区开始经过整个横断山脉，一直流淌蔓延到西藏腹地喜马拉雅深处，乃至南亚次大陆。这股潮流所及之地，形成了交流的道路，将商品的产出地与消费地长程联系在一起，不仅直接促成两端商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亦促进了汉藏和谐关系的形成。尽管横断山脉区域的气候、环境和文化与喜马拉雅区域有所不同，但两个区域本来就有着自然的联系，千百年来人类在此更进行着持久不断的接触交往，形成了十分独特而奇异的交流网络。
当这些商旅不辞艰险到达拉萨时，拜谒上层僧侣和贵族的最好礼物，当然非茶叶莫属。一般的农牧民众更期待以自己的产出去换取每日必需而当地稀缺的茶叶。苏联学者阿纳托利哈扎诺夫在其所著《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里就主要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游牧是一种不能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模式，因此游牧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有各种的互动模式，以获得外来资源。青藏高原虽然不纯然属于游牧社会，大部分人群采取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但由于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气候，他们同样难以自给自足，他们必须以各种互动方式获得外来资源。比如经由茶马古道和茶马互市来获得必需的茶。这在产地很普通的东西，在藏族聚居地区高原则成为贵重之物和每天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藏族生活必需的茶就决定了他们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群。
所以，茶马古道与茶文化，就是一个很值得追述的话题。
（一）普洱茶与滇藏茶马古道
在云南境内的澜沧江流域既未遭受过上更新世大冰期的侵袭，也躲过了中更新世两次冰期的袭击，因而许多古老植物树种，包括茶树，得以保存下来。这一地区以植物王国闻名于世，至今仍有着山高、湿热、雾大的地理气候优势，特别宜于茶叶的生长，也就是人们所谓的“高山云雾出名茶”。1949年以来，人们先后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南糯山、巴达山，景洪市基诺山，以及勐腊县易武、象明、倚邦山区，还有普洱市澜沧县的景迈山区，以及临沧市的勐库山区发现了一批野生和家培的大茶树，当地人称之为“茶王树”，树龄在800年以上，两三百年的茶树则成片成林。1980年在巴达发现的一株野生大茶树，初步鉴定树龄达1700年。后来在普洱市镇沅县发现的尚在生长的古茶树，树龄高达2700年，比孔子、佛祖释迦牟尼的年岁还大。1983年在勐腊县易武镇曼龙村发现的人工栽培型大茶树，直径45厘米，树围120厘米，高近12米，叶长24厘米，初步鉴定树龄在1000年以上。在当地主体民族傣族的语言里，“勐”就是地区、部落的意思，“腊”就是茶，所以傣语里的“勐腊”意思就是“茶叶之乡”，也就是说，勐腊向来是产茶的地方。
作为茶叶原产地的云南，向西向北冲破大江巨山的阻隔，把茶输送到藏族聚居地区，其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唐代，即西藏的吐蕃时期和云南的南诏时期。那时的吐蕃与南诏之间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不过，那时的交易量也许不大，更多可能是作为礼物来交换，我们所称的“茶马古道”刚刚在孕育之中。在传入西藏的茶叶中，云南特产的大叶普洱茶由于茶香浓郁、回味无穷，打出酥油茶来特别香醇，而且颜色极好，所以受到藏族人民特别的喜爱。
清朝前期和中期是云南普洱茶产销的极盛时期，仅西双版纳六大茶山最高年产就达八万担，以致“西双版纳几乎家家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充斥。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于春秋二季来回于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云南的普洱茶、勐库茶、凤庆茶年产量为十至十二万担，这些茶叶除少量供当地饮用外，百分之八十作为主要商品运输省内外各县和四川、西藏，其中部分远销缅、越、老诸国。”[7]
清政府于雍正七年设普洱府，并在普洱开设茶局，专办茶引，普洱茶也因此而得名。同时普洱府还负责督办贡茶厂以向政府提供数额巨大的贡茶。这些贡茶的一部分又由清政府赐予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以及藏区的活佛高僧，于是普洱茶以另一种方式进人藏族聚居地区，成为政府联络藏族聚居地区、保持边疆稳定的重要战略物资。清乾隆元年，清政府将云南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从此思茅成为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思茅城也因“普茶远销”而繁荣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思茅城商旅云集、市场繁荣，据普洱府志第十七卷所载：“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者络绎于途，滇南马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
在滇南、滇西茶山，许多少数民族妇女都投身于茶叶的采摘制作中，并将收入所得作为自己的嫁妆，因而有了《红楼梦》里提到的女儿茶。张泓《滇南新语》载：“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一团，皆夷女采制，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另据记载，仅清康熙五年销西藏茶叶就达3万担。在滇西北的丽江贸易市场，每年九月到次年春天都有藏族赶着马队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领取茶引（经营贩运茶叶的执照）后，赶赴普洱、思茅贩茶。从丽江经下关、巍山、景东到思茅一带，马帮结队每年茶叶一项的贸易额即达到50000斤之多，汉族、白族、纳西族、回族、彝族和藏族商人还常参加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三”贸易活动和丽江盛大的“骡马会”，各族人民互通有无，可见已经形成相当繁盛的产购运销机制。
进入民国后，滇茶藏销也一直保持旺盛的势头。据谭方之《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入藏一年也至少有一万担：“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中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又据王图瑞先生论及云南西北边地状况时说：“云南于康藏一带的贸易，出口货以茶叶为最大。康藏人民的茶叶消耗能力，可算是世界第一。他们每日三餐，一刻不能没有茶叶，所以云南的十万驮粗茶叶，三分之二以上都往康藏一带销售。普思边沿的产茶区域，常见康藏及中甸、阿墩子的商人往来如梭，每年贸易总额不下数百万之巨。”[8]
在近现代滇藏茶马古道兴盛的早期，大约从清代中叶始，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丽江的地主兼商人就以村寨为单位组成逗凑马帮，每年形成几千匹骡马的运力，自己前往滇南的茶山采购茶叶运回丽江重新包装以后再以马帮贩运到西康和西藏。当时他们把这种生意叫作“走茶山”或“赶茶山”。后来，腾冲帮的“茂恒”“洪盛祥”“元春茂”，喜洲帮的“永昌祥”等大商帮在大理下关等地开垦茶园，自己制茶并自办运输，垄断了茶叶货源，丽江人才没有走茶山的。前一段茶马古道的生意断了，但他们并没有停下生意不做，而是像跑接力赛一样就近在丽江采购别的商号马帮运来的茶叶大规模走进西藏，将它们运到更遥远的别人难以到达的藏族聚居地区。
就是这些看似普普通通却关乎民生大计的茶叶，造就了一条道路，塑造了这条路上丰富多彩的文化。
（二）川茶与川藏茶马古道
在四川成都平原西端，龙门山南缘，自古也是茶叶盛产区，蜀人也是植茶的高手。后来巴蜀相争导致秦的入侵，不过还是将种茶、饮茶之风传了下来。在西汉时期，雅安名山区的蒙山就已有人工栽培茶树。唐人樊绰所著的《云南志》就记载有“蒙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绵延数十里，在县西南”。蒙山茶自唐代起就作为贡茶，进贡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历时弥久，天下闻名。唐代是蒙山茶的黄金时期，那时的达官贵人不惜重金争相购买。宋代时，蒙山茶继续保持产销两旺，制茶工艺也进一步完善。据称四川当时茶叶产量居全国第一，而以蒙山茶叶执牛耳的名山茶叶又居四川之首。(https://www.daowen.com)
在西汉末年，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真在石栏内栽植七株茶树，首次将野生茶树人工驯化种植成功。据说那几株茶树采制的茶叶能治疗多种顽疾，被人们认为是仙茶，后人于是将吴理真尊为“茶神”并建起了茶神殿予以纪念。如今，据说吴理真居住过的石屋仍保存完好，他在蒙顶五峰中心皇茶园中种下的七株茶树直到清雍正年间还存在，并且延种至今。皇茶园是宋孝宗淳熙十三年正式命名的，而它在唐代就出产贡茶了，并与历史上的西南丝路互为依托，促进了古道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融合和民族的团结。始建于汉代、宋代重修的天盖寺至今矗立在蒙山顶上，中间是明代建筑的石柱大殿，据说就是茶神吴理真当年结庐种茶处。大殿里塑有吴理真的全身坐像，每年还有盛大的祭祀活动，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参加，尤其是来自东亚的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茶客。
在蒙山东麓的新店镇，现318国道旁边，还存有一座茶马司的纪念型建筑，是一座红砂石料檐柱的砖木结构四合院，于清道光二十九年重修而成，至今保存尚好，据称它最早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它应该是茶马古道最佳的见证。“蜀茶总入诸番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宋人吴曾的这两句诗，揭示了川茶在宋代的茶马互市景象。茶马司过去就是宋王朝为处理内地与藏族聚居地区的茶马互市而专门设立的机构，管理茶马互市事宜。茶马司的建立，将茶马互市这一地区间的民间贸易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统购统销对稀缺战马的宋王朝十分重要，对内地与藏族聚居地区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茶马互市的兴盛，促使川茶产量大幅度增长。据贾大泉先生研究，其最高年产量达到3000多万斤，超过了当时全国其他地区茶叶产量的总和。这些茶叶当然大部分向西进入了藏区，其中运到西北熙、秦、河州的川茶，一从青衣江经嘉州、渝州溯嘉陵江至凤州转运；一从陆路经邛州、成都、汉州、绵州、剑州、利州，过金牛驿、青阳驿，至陕西兴州转运。后来到清代的又一个鼎盛时期，这里的边茶贸易达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之多，以每驮斤计，一县即合有二万斤的茶叶运销量。有时仅此一茶马司每天就要接待商队2000余人，驮马不计其数，当年的茶马互市盛况可见一斑。
自唐代天宝年间始，四川“蒙山茶”就作为贡品被精心采摘制作，进贡西安和洛阳。宋以后大量输入藏族聚居地区的茶叶被称为“边茶”，采摘的部位和制作方法都与内地饮用的茶叶有很大的不同。“边茶”一般采用老茶叶，并经过发酵，有的舂压成砖头形状，有的成块状，以竹篾包装成大长条运往藏族聚居地区，所以也叫“大茶”。
四川边茶的采茶时节一般是在春耕过后，茶农用特制的小刀将嫩干嫩枝带叶子全部砍下来，带回家里晒干后堆放在屋里，等候茶厂来收购。茶厂购茶称之为“踩茶”——因为购装茶叶时是用麻袋来盛，要用脚一层一层踩实，每袋约一两百斤。茶商把茶收购进厂后堆放在四面通风的仓房里，随时进行翻晒。茶叶晒干后就进行分级去掉杂物，按级别质量分堆。再将茶叶连枝带叶用铡刀铡成半寸以内的短节，再将铡好的茶拌上一层熬好的糯米浆，粗茶多上，砖茶不上，金玉少上。然后将茶上“炕”——烘焙茶叶的炕是一圆锥体的灶，用石头砌成，在灶内用柴加热，灶外铺撒茶叶烘焙，再将烘焙好的茶叶按一定重量（粗茶五斤，金玉四斤，砖茶一斤）用细麻袋盛装，放到大桶甑里蒸，蒸好的茶叶要趁热连麻袋一起甩到顺墙摆放的、有一定坡度的“板凳坡”上，由人上去来回上下踩踏，一直到将茶叶踩绒为止。最后才是舂包、倒包——按茶包的大小尺寸用木头做一个可以拆卸的长方盒子，内放篾篼，再把已经上过板凳坡踩踏又回甑蒸热的一甑茶倒在盒里，用一块木制的舂板将茶冲压成块，此为一甑，四甑为一包，拆盒后就可以连篾篼带茶一起取出，等到过一些时候水汽干了，从篾篼里倒翻出来，一甑一甑连带说明书和藏文商标包好，再用原来篾篼重新包装，并在四面印上藏汉文商标，在封口处还打上黑巴一块表示原封，捆扎后就成一个茶包。砖茶则是一砖包一次，四砖包成一甑，四甑一包。有经验的藏商，无论包里包外几乎一眼就能辨别出是哪家的茶，并能识别真伪。研边茶一般按质量分为砖茶、金尖、金玉、金仓、粗茶数级，砖茶、金尖供藏族上层人士饮用，金仓多为农牧民饮用，金玉是中等茶，可上可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期，实际上只有砖茶、金玉和粗茶三级茶了。
位于四川盆地西缘与横断山脉衔接的雅安、名山、邛崃、天全与荥经一带就是历史上边茶的主产区。种茶、采茶和卖茶历来是这一地区农民的主要副业收入。采茶、卖茶一般在春耕以后秋收以前，既不影响粮食生产，又正好可用茶叶的收入弥补青黄不接时的不足，所以农民都把茶叶亲切地称为“二季粮食”。
就是这些看似普普通通却关乎民生大计的茶叶，造就了又一条道路，塑造了这条路上丰富多彩的文化。
（三）茶马古道与茶文化边疆
茶与古道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茶马古道因茶得以兴起和延续，茶又因古道得以发展和传播，这不能不说是茶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
茶马古道是一种古老而又具有延续性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一传播方式复杂而又立体：浅表的层次是商品贸易活动；较深的层次是建筑及生活习惯的互渗；更为深隐的层次是语言和宗教信仰的相互影响。茶马古道这一植根于人性深处的古老传播方式，曾给它所经过的村落和城市带来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交融与互渗。
在茶马古道上，马帮不断地游动，茶叶从一个商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等将这些茶叶一站转一站，送到世界的另一边。此外，茶文化的传播还有向日本的东渐和向欧洲的西行。无一例外的是，茶在其所到之处都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色。茶，这位中国文化特殊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就这样穿越了几千年的时间长河，翻越了最高的世界屋脊，漂洋过海，历尽艰辛，把茶文化播撒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成为世界第一饮料。正如《茶史正源》（VictorH.Mair，ErlingHoh，2009）一书所言：“历千百年来，茶叶——或激发艺术的灵感，或增进禅佛的体悟，或扮演催生世界贸易的有功之臣，或触发改变人类进程的伟大事件。……自古以来，没有任何饮料像茶一样，如此深入地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悄然改变着各方的习俗；其关涉的人员之广，影响的方式之多，前所未及。”
茶，这位沟通和连接人类心灵的和平使者，颠覆了那个古老而陈腐的格言：“东方是东方，西方还是西方；二者彼此隔绝，永不谋面。”[9]生长于山地的几片茶叶，在连接着山地的古道上流动传播，千百年以来，竟然成为打通民族隔膜，连接东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域的重要文化传播纽带，这不能不说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
近年来，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出现一种新的类型——文化线路。根据马德里会议（1994年）判别文化线路的标准——强调文化线路使用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反响和在文明传播上的贡献——茶马古道堪称文化线路的典范。
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10]作为一动态的强调文化的整体意义的理念，它更重视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由是观之，茶马古道因其“绵延几千年的时间跨度”“长度和空间上的多样性”“多功能的角色和目的”及“产生了巨大的跨文化影响”，成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一个典型案例。2009年8月，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中心宣布将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与其他遗产类别不同，文化线路更为强调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这种影响通常是非直接的，不仅有物质的方面，更有非物质的方面，其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随着一些线路所发生的宗教、思想文化观念的传播，这些传播参与了对各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塑造，因而意义往往十分重大。
总之，文化线路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对话和交流，是多维度的，有着除其主要方面之外多种发展与附加的功能和价值，如宗教的、商业的、管理的等等。因此，文化线路不仅只是一个申报和保护遗产的类型，更是一个动态的强调文化整体意义的理念，要求人类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和看待自身历史文化的发展与传播，重新看待文化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