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海上瓷器之路的连接
（一）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
最早进入人们视野的当属“丝绸之路”。早在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就将中国丝绸传入中亚和欧洲的东西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其后，斯文·郝定对丝绸之路进行了完整的考察，并从理论上论证了这条通道的存在。此外，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也从文献和考古等方面论证了丝绸之路的存在。正是由于这些开拓者的努力，丝绸之路后来才成为一条闻名中外的交通路线。
一般认为，我国境内的丝绸之路东起汉代的都城长安（西安），经过咸阳、金城郡（兰州）到达甘肃的东部，再经河西走廊到达甘肃的西部后，于瓜州（安西）分成南北两路。北路往西北方向前进，经轮台（米泉）、伊宁、阿拉木图等地到达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南路从瓜州向西南方向前进，后又于敦煌分为两支，其中偏北的一支经东师国（吐鲁番）、阿克苏等地到达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偏南的一支经塔克拉玛干沙漠、月末国、于阗国（和田）后再次分为两路，一路经伊斯兰堡、新德里到达巴基斯坦和印度，另一路经喀什、德黑兰、巴格达、耶路撒冷等地到达叙利亚、土耳其和埃及等国。这只是就丝绸之路大体上的干线而言，实际上随着商帮或旅行者的不同，他们经过的具体路线也是千差万别的。而且，上述几条干线之间也是彼此连接，互相沟通的，它们就像一张网一样，绵延在长安至中亚、西亚、非洲、欧洲等地之间，沟通着人们的交流往来。[11]
就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而言，一般认为是汉武帝时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才开通了丝绸之路这条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东西交通大动脉，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丝绸之路的开通无疑与沿线各个游牧民族的早期游牧与迁徙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正是随着历史上众多无名的游牧民族在其游牧生活中不断扩大其活动范围，才连接起了从西汉长安到达西域的不同路段。所以，不仅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应该远远早于张骞的出使，而且张骞出使的过程很有可能是沿着这些游牧民族游牧与迁徙中开辟出来的线路到达西域的。同时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张骞的凿空之举后，丝绸之路基本上已经全线贯通，但历史上还是因为战争、疾病等原因，部分路段处于时断时续状态。
即使如此，丝绸之路的开通无疑大大方便了中西之间的人员、物资往来和文化交流，从而使我国的陆上交通进入了鼎盛时期。唐朝平定突厥之后，随着唐朝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及中西交通、经济的发展，丝绸之路更加畅通无阻，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更为繁荣，迎来了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形成了自两汉以来东西交通的顶峰。其中尤以取代波斯之后的阿拉伯帝国同唐朝的交往最为密切、最为突出，不仅8世纪后就向唐朝遣使多达37次，而且同唐朝的贸易往来也跃居首位。根据文献的记载，这一段时期来中国经商的阿拉伯商人就不下十余万人，他们聚集在长安西市，有的经商期间在长安久居不返，与中国人通婚繁衍，在长安、洛阳等地开设店铺，经营香药、丝绸、酒食等业务。
其间，经由国内的茶马古道体系，茶叶一度成为丝绸之路赖以维持运转的重要动力。在回鹘、吐蕃等民众形成对茶叶的依赖之后表现得最为明显，从前封演的“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记载来看，至少788～805年间，回鹘人已经学会了饮茶。而且还有可能已经依赖上了茶叶，不断地从长安等地区大量贩回茶叶。后来，培养出茶叶依赖的回鹘又由于种种原因向西逐步迁徙，同时也将他们对茶叶的嗜好传播到了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路段上，使其中的很多民族或国家形成了饮茶、恃茶的习惯，继而产生了对茶叶的强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丝绸之路并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12]
俄国既是我国的邻国，同时也是我国茶叶外销的重要市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我国茶叶在前期试探性的基础上开始正式进入俄国。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签订后，恰克图被正式确立为中俄互市地点，我国茶叶开始由福建出发，经舟船、挑夫、牛帮、马帮等方式转运至莫斯科。早期主要由晋商从武夷山购买茶叶运到恰克图，一般要经过今天的江西铅山河口镇、信江、鄱阳湖、九江、武昌、襄樊、唐河、社旗、洛阳、晋城、长治、祁县、忻州、张家口、呼和浩特、乌兰巴托等地。1864年，汉口俄商洋行在湖南羊楼司、湖北羊楼洞和祟阳设置了三个砖茶厂压制青砖茶。次年开始将茶叶在汉口装船运至天津，然后雇用骆驼运送至恰克图。1901年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后，俄商在两湖地区生产的茶叶开始从汉口由轮船运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交铁路，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衰落了下来。
（二）海上瓷器之路与茶马古道
与丝绸之路的先天局限不同的是，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上航行便利得多。同时，我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从唐代开始，经济重心就已经开始沿海岸向长江流域南移。茶、瓷、丝等外销商品的生产基地唐宋之后大都位于我国的南方和沿海一带。这些地区同时也是我国造船、航海非常发达的地区。陶瓷和茶叶是唐宋以后除丝绸之外的大宗外销出口商品。
航线方面，唐代中期之前，虽然我国的商船已经到达过印度西部，但主要还是以南海和印度洋南部为主。唐代中期后，我国商人凭借着沙船等配备有深水测深设备的商船，不仅扩大了同波斯湾之间的远航，而且开辟出了连接中国和东非的航线。在人员往来方面，唐中期之后，尤其是广州至波斯湾的航线开通之后，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侨居在我国的广州、泉州等东南沿海城市。虽然此前已有不少中亚和西亚的商人留居在我国境内，但他们主要是沿着丝绸之路到达长安和洛阳并留在北方地区。但是唐中期以后不断增多的外国商人则主要是通过南方海上瓷器之路来到中国，并停留在了东南沿海一带的海港城市中。唐中后期的国际贸易大港广州正是此时期外国商人集中的典型，这里不仅是东西方货物的集散中心，同时也是外国商人聚居的中心。
英国人在阿萨姆地区成功开辟出茶园之前，中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茶叶出口国，占了世界茶叶贸易总额的96%之多，几乎垄断着全球的茶叶贸易。由于茶叶的大规模对外贸易，在东南沿海、北方亚欧大陆、西南以及西北边疆地区形成了一系列的外销茶道。东南沿海地区的外销茶道早在明代就已经形成。明初政府设立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的市舶司在从东南亚各国输入犀角、象牙、香料等商品的同时，也在大规模地输出着茶叶、瓷器和丝绸。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间的七次下西洋中，船队总是满载着茶叶、瓷器、丝绸等特产，进一步奠定了我国茶叶外销到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甚至非洲东海岸的基础。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诏集中各国商船于广州，使广州成为我国茶叶外销的唯一口岸。继而，福建、江西、安徽等地的茶叶纷纷在江西铅山河口镇装船，由信江向西运至鄱阳湖，再经赣江转运至赣南，由挑夫运送过南岭到达广州后交与洋行。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丹麦、瑞典、美国等国家的商船再从洋行购得茶叶，运至欧美等地。鸦片战争结束后，广州失去了唯一茶叶出口港的地位，逐渐为上海、福州取代，后来宁波、厦门、汉口、杭州等地也相继成为我国茶叶外销欧美的重要港口。(https://www.daowen.com)
云南、四川两地也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茶叶产区，所产茶叶不仅销往藏族聚居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市场，而且有很大一部分茶叶由滇川两省出发，销往泰国、缅甸、印度等地，这是中国茶叶外销的又一个重要渠道。如滇南回族商号原信昌经营的茶叶在销往香港的过程中，主要分三条路线运输来港：一路从江城雇牛驮到坝溜江，下木船进越南，转口运香港；第二路由马帮运到昆明，装滇越火车到海防再海运到香港；第三路从江城雇牛或马帮驮到老挝或景东转运到曼谷。茶叶在南方海上瓷器之路中传播始于唐代，并在鸦片战争前后达到了贸易的顶峰。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日本高僧最澄到天台山学法，师满返国时带回了大量佛教典籍和茶籽，将茶籽种在日吉神社，其后成为日本最早的茶园。虽然在日本种植茶叶的第一人是最澄禅师，但将一整套禅宗茶道仪式传入日本并普及到普通民众之中的则首推宋代的荣西。后者作为遣宋使到天台万年寺、天童寺学法时，我国寺院中的饮茶风习已经非常流行，深受中国寺院饮茶风习感染的他回国时在带回禅宗的同时，也把中国的饮茶风习传到了日本，使饮茶后来成为日本各个阶层的普遍风习，因此也被尊为日本的茶祖。无论是最澄，还是荣西，都是在明州受到了中国茶文化的影响，进而由此出发，从海上将茶叶带入了日本，开了茶叶海上传播的先河。[13]
茶叶的大规模海上贩运起于17世纪前后英国等西方国家民众了解茶并开始“恃茶”之后。茶叶最初传入欧洲完全是葡萄牙与荷兰商人的功劳。然后，法国和英国王室在欧洲最早养成了饮茶习惯，继而又传播到了贵族和中产阶级，最终随着各个阶层之间的交流和学习为工人和农民等数量更大的民众所模仿。结果，整个17世纪，荷兰商船源源不断地从中国、马尼拉等地，将茶叶运抵欧洲的港口。仅仅因此项贸易，就为荷属东印度公司每年增加了100000盾到500000盾的贸易金额。[14]1689年，英属东印度公司首次由厦门直接运送华茶至英，开始中英茶叶的直接贸易。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由纽约开往广州，开始中美茶叶的直接贸易。此后，华茶源源不断输入美国。美国人还因率先设计和建造出三桅快速帆船（Clipper），有效缩短了茶叶海运的时间。在引起西欧各国的瞩目后，各国竞相发展快速帆船，引起茶叶海上运输的竞赛，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全面缩短了新茶海运的周期。
（三）茶马古道与两大动脉此消彼长的原因
进而，我们还需要解释清楚的就是茶马古道、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瓷器之路盛衰相继、消长更迭的原因所在。
北方丝绸之路之所以逐渐衰落，与其先天不足有关。首先，它要穿过亚欧大陆上一系列民族和国家，而丝绸又不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一旦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发生了变乱，或者有任何一个国家出于各种动机而控制这条古道，就会影响其畅通，使丝绸之路被迫中断。而且，丝绸之路需要跨过葱岭和戈壁沙漠，沿途风沙弥漫，自然条件非常恶劣，行程艰巨，只能靠运载量有限且速度很慢的驮队运输。加之丝绸之路位于西北内陆，而唐宋之后受国外市场欢迎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的产区都位于东南地区，丝绸之路的陆路运输既远离商品产区，增加了运输成本，又无法运至环太平洋的国家和地区。最后，丝绸之路上的驮队、马帮等运输的商品只能是类似丝绸等质轻价贵且不易损坏的商品，而受国外民众普遍欢迎的瓷器又是较重且易损坏的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运输很难保障安全。正是由于种种的先天不足，唐代中期之后，丝绸之路这条绵延万里的陆上交通网络逐渐衰落，南方海上瓷器之路则逐步兴起并达到了顶峰。瓷器是海上瓷路输出的主导商品，沉重而易碎，在大批量的外运过程之中无疑只有海路最为可靠。原因在于船舶的容量大，而且比较平稳，运费相对低廉许多。这些优势都使得海上运输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唐代中期，借助丝绸之路衰落的契机，海上瓷路迅速崛起并取代了北方丝路的地位。风水轮流转，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二战期间，中国东南沿海遭受日本的全面武力封锁，南方海上瓷器之路就此中断，而西南地区的茶马古道却以其灵活性与顽强的适应性异常活跃，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达到了物资贸易和人员往来的巅峰。
在讨论三大通道体系的历史关联之时，颇值参照的当推陈保亚所提出的茶马古道形成的三大必要条件[15]：其一，恃茶民族的出现。由于人们对茶叶有依赖，运茶古道就必须存在。其二，恃茶民族远离产茶区。耗茶区远离产茶区，因此必须有远征群体。其三，险峻的地势。要穿越高山峡谷、急流险滩，必须借助马帮或类似运载方式。
其实，不仅只是“唐宋以来的丝绸之路正好满足了茶马古道形成的三个必要条件”，我们只需把“高山峡谷急流险滩”与“马帮”的字眼置换成“远海大洋狂风巨浪”与“快船”，也同样足以解释明清以来南方海上瓷器之路赖以兴起的原因。伴随着茶叶产地的扩散和茶叶的内外运销，“茶马古道”通道体系经过数千年的扩展，最终把唐宋以来的丝绸之路与明清以来的南方海上瓷器之路这一北一南、一陆一海的两大动脉焊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艾梅霞、邓九刚等人讨论的中俄之间在蒙古草原上与丝绸之路平行的“茶叶之路”，[16]同样也是“茶马古道”的延伸。
因此，基于历史文献的考察，我们不难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茶马古道是中国茶叶由原产地向内与向外同步扩散、向北与向南同步传播的重要通道。其次，茶叶同样也是由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瓷器之路向外输出的重要商品。
最后，茶马古道是连接、沟通北方丝绸之路与南方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纽带。
当然，我们有关茶马古道与北方丝绸之路、南方海上瓷器之路的比较研究仅是一个开始。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在当代中国绘制的“一带一路”蓝图之中，茶马古道天然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贯通南北，内聚外联”的战略地位。这一点，正是茶马古道的当代意义所在，但同样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