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结论

第十章　政治和面临的问题

米尔顿 E。奥斯本

一、作为一个政治整体的东南亚

不管地理学家们会怎么说怎么写，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仍然为东南亚的“存在”与否争辩不休。一眼看去这似乎是一场枯燥的辩论，除了辩论者外对其他人并无多大意义。毕竞作为一位观察家很可以这么说：就是有一个东南亚嘛，这样还有什么好争的？确实，这话一点也不是瞎议论。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还有地理学家、政治家以及其他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人们都在谈论东南亚。这是情有可原的。通常都认为东南亚地区是由本书讨论的这些国家组成的，那么关于东南亚的存在问题又有什么好争论的呢？

事实上，提出这个问题进行辩论的理由不只一个，而是多个。这许多理由就是审度当代东南亚政治局势及面临问题的很好的出发点。可能使现在的许多读者感到惊讶的是，广泛采用“东南亚”这一名称相对说来还不是很久以前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把东南亚地区当成一个整体的看法并不普遍，更常见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地区的各个个别的国家。很少有学者注意一个以上的国家，注意两个以上的就更少了。三十年代，为数很少的学者在开始研究一个以上的东南亚国家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相同之处，但这也只是个别的例外而已。要说对这一地区有什么归纳性研究的想法，那看来是出自地理学家了——特别是法国的地理学家——在他们称之为“季风亚洲”的这一整个地区存在着的广泛的相似之处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切完全改观。在那场战争中：这个我们现在称作“东南亚”的地区被看成是一个既不同于印度次大陆又不同于中国的地区；至少从正在进行的那场战争的角度来看，情况是这样的。在战略上认识了这一点后，学者们的观点也随之改变。二战期间和二战一结束，这些学者们便开始看到并且研究起他们以往不很注意的相似之处。

在政治方面，观察家们认识到这一事实：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只有一个泰国例外，都经历过或长或短的殖民统治时期。接着这些东南亚国家又有过争取独立的共同经历，有的采用和平方式，有的却要经过艰苦的斗争。

这些政治上的发展是认为有可能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直接原因。同时，对东南亚其他特点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文化和历史的因素使该地区具有广泛的一致性。观察家们，无论是学者还是政治家，都不是把注意力单单集中在荷兰人曾经统治过印度尼西亚、英国人曾经统治过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事实，而是注意到了地理上相关的地区同样也会有互相关联的文化，尽管过去治理这些地区的政府不同。因此，现在我们认识到，在东南亚的岛屿区到处都会发现马来—印尼文化，范围之广包括了菲律宾、暹罗湾的沿岸地区、甚至越南南方。在东南亚的大陆区，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的印度教—佛教文化使这些国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文化一致性，而这个一致性在过去却被评论家们忽略了，因为他们注意的只是这些国家政权的不同。

甚至在政治领域内，常常还有相似性和一致性，而且这种相似性和一致性比相异性来得多。特别是在殖民地时期更是这样。在历史上，再追溯到远至一千年或更远以前，那个时期统治着我们称为现代东南亚的许多地区的朝廷或国王都有着从印度派生出来的共同的政治文化。虽然由于我们同那个时期在时间和经验上相距甚远，今天要正确认识这一事实有时还有困难，但那时在象爪哇、柬埔寨以及缅甸这样地理独特的地区中，对政治和宗教的共同态度把早期东南亚的统治者联结了起来。即使在今天，当代东南亚的生活中还能发现这种文化和政治联结的遗迹，虽然要看到这一点常常需要具备行家的眼光。比如，泰国仍然注重行使印度教—佛教的国家礼仪就是一个例子。

东南亚国家在文化和政治经历上的相似之处还可以再列举下去。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内都有少数民族，他们或者由于文化差异或者由于其他方面的不同还没有同社会的大部分融为一体，这就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共同的政治问题。在一些国家里，少数民族，例如泰国的各山地民族，尽管他们还没成为社会支配力量的一部分，但在该国版图内已存在许多世纪了。在另一些国家里，移入的少数民族也只是在上一个世纪或上一个半世纪才成为社会有份量的组成部分。例如，在马来西亚，民族成员中出现了殷实的华人只是十九世纪的事。

然而，尽管整个东南亚地区有着这么多的相似之处，各国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学者们的辩论就从这一点出发，因为这个地区国家之间的不同点和相似点有时似乎不相上下。明眼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尽管在前面的一个段落中提到越南，但并无意把它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共同之处列出来。这样做不是没有缘故的。即使我们通常都把越南当成东南亚的一部分，在这个整体内还必须把越南看作一个非常独特、非常特殊的国家。

在东南亚国家中，只有越南在历史和文化上受过中国人的统治。一千年前，越南从中国人那里争得独立，但其统治者们仍然崇尚并采用他们北方邻国的许多政治策略。越南的学者们在他们的教育体系、文学，某种程度上也在法律上沿袭中国的模式。这一历史背景使越南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许多经历不同。既然研究的是东南亚偌大一个地区，那么就没有一件事能象一眼看上去的那样显得泾渭分明。因此，人类学家们认为越南社会有一个东南亚文化的下层建筑，这就很引人注目了。他们提出越南社会尽管有一层中国色彩，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还是有它的独特之处，特别是越南的农民社会使这个国家比最初看上去更加象东南亚其他国家。而且，语言学家现在也提出，越南的语言有可能同柬埔寨（高棉）和泰国的语言同出一系。

如果越南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说明了把东南亚看成一个政治和文化完全同一的地区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那么，菲律宾的情况就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从地理上看，菲律宾诸岛似乎可以肯定是属于东南亚的岛屿区了。但从历史和政治上看，对菲律宾诸岛的性质就不能下此明确的定论。在菲律宾南部各岛，绝大部分人信伊斯兰教，同前统治者苏丹的联系还很密切，似乎可以算是马来—印尼社会类型的一部分。但北部岛屿呢？在吕宋和米沙鄢群岛（the Bisayas），几百年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影响已经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同南部菲律宾各岛大不相同的社会，这种社会也同东南亚其他任何一个地区大不相同。整个东南亚只有在菲律宾北部基督教是占压倒地位的大宗教。而且，北部各岛出自西班牙人之手并延用至今的农村经济体系，说它象东南亚其他国家吧，但也象拉丁美洲，或者说更象拉丁美洲。

强调了东南亚各地区间的不同之处，便可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归纳性研究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当然很现实并且是意义深远的。我们不能期望国家之大有如印度尼西亚，会象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具有相同的政治性质和政治问题。很清楚，小国也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进而言之，一旦我们意识到越南在政治和文化上非常独特的性质，就容易理解越南同其邻国柬埔寨的关系过去为什么常常是困难重重。几个世纪来这两个国家间的矛盾冲突，很大一部分反映了两国间相去甚远的文化和政治背景。

但是，不管有什么危险性，把东南亚的政治总合起来讨论的余地还是有的，因为东南亚各国的背景和经历有着一些广泛的重要的相似之处，而且它们也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再者，尽管象已经讨论过的那样，我们需要小心行事，各家各派的评论家们还是象本书一样，现在确实都把东南亚当成一个整体来讲来写。重要的是把相似之处和不同点恰当地平衡起来：既认识到一些大不相同的国家形成作为整体的东南亚地区，又认识到虽然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各东南亚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又往往采用不同的办法。本章接下去在讨论东南亚的政治和存在的问题时采取的方式，就是要取得所要求的这种认识上的平衡。

二、取得独立——东南亚国家的特点

从最广泛的归纳着笔，可以很准确地说，现代东南亚各国是“独立后国家”。这个地区现有的各国，除泰国外，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都经历过殖民统治。而且即使是泰国，虽然它从来没有正式受到殖民统治，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四十年间，还是接受了欧洲一些强国半殖民性质的贸易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东南亚的所有国家，除泰国外，走上了争取独立的道路。对一些国家来说，这个历程还是比较平坦的，但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在独立前都有过同殖民强国的剧烈的对抗。

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泰国领导人着力于清除那些延宕至三十年代的欧洲殖民残余。至于国内局势，二次大战刚结束那几年，泰国是比较平静的。而国内如此平静的情况在其它国家则看不到。虽然菲律宾和缅甸很早就各自从美国和英国取得独立，但国内和平却未能因此而得以保证。虽然这两个国家毋须通过战争来取得独立，但这一点并未解决国内派别纷争的问题，这些派别动辄与中央政府抗衡，必要的话还不惜动用武力。

而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殖民政府却不让它们独立。1946年和1949年间荷兰人同致力于国家独立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打了一场消耗战。法国人为了维持它对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控制，在1946年和1954年间打了一场为期更长的战争。由于他们的统治在军事和政治上遭到了反抗，法国人在1954年被迫承认越南和老挝的独立。柬埔寨则在1953年取得了至少是名义上的独立。

在现今马来西亚的领土上，通向独立的道路由于发生了一次反对殖民政府的武装起义而变得复杂了。这次称作“突然事件”的起义在性质上不同于越南或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战争。在越南和印尼，为反对殖民势力而战的人们代表了争取独立这一广泛的民族愿望。而在当时的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却不是这么回事。与印尼和越南的情况恰成对照的是，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都反对共产党游击队的行动而愿意同英国殖民当局合作，以寻求一条和平地通向独立的道路。起义失败后，这一点终于实现了。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调整，最后建立了马来西亚联邦；后来新加坡从这个联邦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虽然简单地回顾一下东南亚各国取得独立的历程使人看到了这个地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所有国家都是“独立后”这一特点却显示了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面临的问题大同小异。很重要的一点是，东南亚各国都不得不正视如何在国内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这一问题。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确存在着这么大的差异，对同样这么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会作出大不相同的反应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东南亚最近一段及其继续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清楚地表明，这一地区有些国家还不能真正有把握说已经找到了持久的解决办法。

三、东南亚政治中的军人

在一些国家里，寻求安定局势的结果是出现了军人掌握的政权。统观这一地区，在1977年底有三个国家军人占了支配地位，另外有一些国家的军人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就政治力量而言，军人很清楚是最重要的、无可匹敌的集团。在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决定撇开议会制度后，军队所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军界领导人愿意给这位总统的政策以支持。在印度支那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国，长年的战争很清楚已使军队在国内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说越南为印度支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模式，那在这个模式中军队仍然处于共产党的政治权力之下。

因此，军人政权，或者军人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政治作用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当代东南亚的一个特点。只有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我们才能看到独立后的国家里军队仍然隶属于文官政治的领导。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东南亚这么多国家由军人掌权？

在印度支那各国，军队的作用如此重要是不足为怪的。在越南，从二次大战结束到1975年初，战争简直成了家常便饭。老挝和柬埔寨有过相对和平的时期；但从1965年起，越南的战争升级，把这两个邻国也卷了进去。这些事件应该称之为“印度支那战争”。

如果说印度支那国家中军人的作用可以用很直接的原因来解释，那么在缅甸和泰国则要涉及一些其他的历史因素了。1947年缅甸从英国获得独立前，军界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起过很大作用。因此，在相当程度上，缅甸军队把自己看作是缅甸政治前途的“托管人”，甚至在五十年代名义上由文官政府掌权的时期也是这样。1962年，文官政府十年来要解决国内重大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后，缅甸军队接管了政权，此后便一直掌握中央政府的权力，尽管奈温总统名义上把自己的军衔免去了。

泰国的情况又是与众不同，但我们同样必须回顾一些历史，才能理解为什么泰国在这么长的一段时期中政务要由军人掌管。东南亚就泰国没有经历过殖民统治，直到1932年它都是由一代接一代的国王统治的。国王握有很大的权力，如果不是绝对权力的话。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些泰国国王越来越多地批准了一些旨在使国家现代化的政策，其结果之一是产生了一个政治矛盾。一方面，泰国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与军界有联系的年轻人，通过所接受的教育认识到现代政治思想很难容忍国王的君主统治，但是，在同是这些年轻的和不那么年轻的军官接受了这个观点后，又不得不同这样的现实作斗争——在泰国，国王掌管政务的权力还是相当大的。

1932年这个矛盾得到解决：对现状持批评态度的军官和文官发动了一次政变，削减国王的权力，改为君主立宪。1932年政变后那几年，以及二次大战期间和二次大战那段时期，泰国军方在国内政治结构中一直是必不可少的成份。有些时期如1973年和1976年间，军队的作用比较不那么明显，但从来没有消失过。由于在1932年的事件中军队起了首要作用，后来他们就一直认为他们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才是最好地为自身以及国家的利益服务。

为了解释印度尼西亚军方在他们国家当前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又得回顾一下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荷兰人不肯答应给印尼的民族主义者以印尼国家的独立，结果是荷兰和印尼的军队又打了一场持续三年多的战争。虽然其间穿插着一些停战和谈判，但有些时候却是残酷的流血冲突，1949年印度尼西亚取得独立时，同荷兰人打过仗的军队在社会上赢得了一个既特殊又备受尊敬的地位。但是，取得胜利的军队领导人的绝大部分都准备把政权交到文官手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交给苏加诺总统。这一决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苏加诺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越来越厉害地推行的一些政策，似乎会削弱印尼经济并破坏国内政治上微妙的平衡。

就是在国内政治一片混乱的情况下，1965年下半年印度尼西亚军方再一次完全登上了政治舞台。同缅甸和泰国的情形一样，印尼武装部队由于几十年来为立国和卫国而战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印度尼西亚也同东南亚其他各国一样，在政治舞台上角逐的许多集团中，由于训练和信念而具有必要的力量能把自己的意志加给其他角逐者的集团为数不多，而军界便是这样的集团之一。虽然1965年以来文官继续在印尼政治中发挥了作用，但1977年的形势却说明印尼的政治事务仍由军方掌管，而这种形势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不会改变。

在东南亚国家中最近朝着更加独裁的方向发展的是菲律宾。从农村人口对其经济状况的不满到南部的分裂主义运动，从显然没有效率而又勉勉强强的政治制度到北部各岛部分地区连绵不断的起义：这个国家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于是马科斯总统在1972年末宣布军事管制法，这样他就取得合法地位由总统掌握所有的实权。马科斯总统这样做也遇到了政治阻力。但很清楚，除了各级文职政治家外，他同时也得到了军队领导的大力支持。

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还有菲律宾，但不那么明显）情况的共同特点是：唯有军队才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阵线来反对散在的反抗。如果政治舞台上竞争不断，缺少广泛的一致性，那就不可能产生稳定的政治局面。在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至少在军方看来，军队进入政治领域以取得局势的稳定是至为必要的。在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做出军事管制的决定也是出于类似的判断：有了军队的支持，他自己的权力便能得以保证并给这个为纷争所苦的国家带来稳定的局势。

在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一些结束了殖民统治而又面临着独立后非常现实的困难的地区，军队往往是一个意志的整体、才能的宝库，这是文职人员和非军方的政治家们无可匹敌的。这样看来，就其与世界上的那些有文官统治的传统而又有一班训练有素、精明能干的文职人员，他们的确可以取军人统治而代之的国家相比较而言，在这里军人集团接管政权就不那么值得惊奇了。

四、议会制度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不管英国殖民当局在二次大战前所做的准备是多么不充分，但二次大战后的那个时期中这两个国家还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来保证训练出一批能胜任一个独立国家行政工作的文职文员。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国力之一就在于有一个训练有素、人才济济的文职行政机构。行政机构要有效率，很显然必须在外交、经济和交通运输这几个方面拥有经过训练的人才。但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在不那么明显的领域——地方政府、公共卫生和邮电部门——也同样需要经验和能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独立后整个局面能够安定，一个精干有效的行政机构可不是无足轻重的原因。

这两个国家能维持全面安定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们的政治制度既能吸引有才干的领导人来管理国家，又能为这些领导人赢得大部分选民的支持。几乎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的政治不包含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脆弱的平衡。衡量政治最关键的是成功还是失败。而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中，政治领导是能够维持其地位，赢得选民支持，克服各种各样的挑战来管理国家的。

泰国的情况就不是这样。1973年至1976年间发展起来的议会制度未能得到这个王国内一些大势力的支持。由于很长一段时间泰国的议会政治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存在，所以在一个国际国内充满严重挑战的时代，文职政治家的任务就显得极端困难了。起先，从1976年底到1977年底，军方领导人争取通过某种政治制度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在这种政治制度中他们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允许他们任命的文职官员有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权。而后在1977年末军方再次公开出面掌权。

讨论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和存在的问题不能局限于已经提出的这些明显而且重要的方面。由不同的国家组成的一个地区必定会有不同的政治制度，这一点是应该要预见到的。尽管东南亚地区所有的国家（如果把泰国算作一个特殊例子的话）都可以说是取得独立后的国家，但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历同另一个国家毫发不差。这一个地区中议会制的政权这么少也许同样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注意到总的相似之处的同时，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国与国之间军人政权或独裁政权也存在的不同之处。

但是，研究东南亚状况的人很明显需要看一看历史和现状的其它方面，以便对当前普遍的和特殊的政治问题有一个更广泛的了解。这些问题中有一部分通过日常的耳闻目睹便能知悉；有一部分则因为只同一两个东南亚国家有关而鲜为人知；更有其他一些问题，如有关经济的问题，则常常因为误认为没有正式学过经济的人无法了解而被忽略了。由于需要概述一下东南亚的一些不那么显眼的问题，本章将继续讨论少数民族问题、地方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重要性以及各国政府而临的一些大的经济困难。(https://www.daowen.com)

五、民族差别

东南亚国家的特点各各不同，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了。与这一总的不同具有同样广泛的重要性的是，没有一个东南亚国家不存在与民族和地区差别相关的问题。当我们对每个东南亚国家进行个别研究时，同样会看到，由这一情形而产生的问题的严重性又是大不相同的。但事实仍然是，就广泛的民族关系而言，东南亚国家并不象欧洲、北美洲的一些国家或澳大利亚那样统一。这样讲的时候应该记住，这决不意味着整个欧洲，或者北美洲，就不会面临由于国内少数民族的存在而可能产生的困难。很清楚，地区间的紧张关系并不只在东南亚才有，事实上这种紧张关系全世界到处都看得到。

从历史上看，连绵不断的移民迁入也对东南亚产生了影响（参见第四章）。这种长时期移民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在特定地区内某些民族变得与社会的大多数隔绝了。在东南亚的大陆区，这种情况的例证不在少数。在越南、柬埔寨、老挝和泰国，低地民族（占统治地位）和高地民族（不占统治地位）之间的民族与政治分化，许多世纪来一直引人注目。缅甸的情况不会那么界线分明。在这个国家里山地和谷地的分异并没有伴随着这两个相对地区民族间如此鲜明的权力区分。对于居住在国内高地和山区的有掸族（Shans）克钦族（Kachins）克伦族（Karens）来说，低地缅甸人绝不能永远行使全部甚至部分的控制权。

假如我们对东南亚低地和高地民族之间历史关系的性质作出总的评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的状况是几经演变的结果。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大概在二、三百年前吧，少数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程度不同地处在一种既相安无事又不稳定的状态中，偶然也会有直接的敌对冲突。象越南人和泰人这样占国内人口多数的低地民族往往会看不起山地民族。但山地民族自有其独到之处，那就是能供给低地市场宝贵的山货木材。除了这种双方互利的贸易关系外，低地民族和山地民族间有一种各居一方的倾向。但是，双方关系中还有暗淡的一面，因为山地民族也被看成是奴隶的一个来源，那些最不发达的少数民族还常常被来自河谷和平原的贩奴队掠夺骚扰。因此，双方的关系不过是有限的接触而已，在这当中代表平原地区占人口多数的民族的政府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东南亚大陆区殖民政府的存在往往把民族关系中历史遗留的问题“冻结”起来。废除了奴隶制，而且采用了分治法，但这常常是加剧而不是缓和平原与山区民族之间的隔绝状况。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和东南亚各国的独立，情况又发生了根本变化。

最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大陆区独立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必须考虑到如果无视少数民族的利益会招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各个政府的政绩成败互见，这部分地也因为问题非常复杂。传统上都把少数民族看成是不那么正式的公民。这样一来，劝那些现代行政官员们应该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的话，他们经常很难听得进去。同时，少数民族中教育慢慢有所发展，政治意识也慢慢得到传播，随之他们越来越认识到自己过去是怎样被政府亏待了的。

通过一些特出的例子，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老挝，住在河谷地区的寮人同住在山地的少数民族之间的传统关系经常存在着麻烦。在寮人看来，山地人低一等，称呼他们用的是带有“奴隶”或“野蛮”意思的词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老挝也象其他印支国家一样成了政治上左右两派长期斗争的舞台。引人注目的是，以巴特寮为代表的左派力量之所以强大，部分是因为许多山地民族的支持。这些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对低地人怀有的不满情绪已经转化成当代的政治活动。

在泰国北部平原地区的政府同山地少数民族过去的关系是比较局限的，因为住在谷地的人没有什么企图要对住在山地的人实行永久性的政治控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进入六十年代后，泰国政府便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北部地区的政治控制问题表示关切。正是在泰国的这些北部地区有少数民族最重要的聚居地。从最根本上说，这些少数民族对于成为行政体系的一部分是屡表不满的，因为以前他们并不理睬这个行政体系，而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个行政体系过去并不理睬他们。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东南亚大陆区转到岛屿区，看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还有新加坡这一特殊例子，就会发现由少数民族带来的问题则是另一个样子。除了在社会的边缘还有那些人数有限而且很不发达的部落民族（马来西亚半岛的土著就是个例子）外，这里的当地少数民族问题具有不同的特征。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到这里存在着外来少数民族的问题。和东南亚大陆国家不同，东南亚海洋国家精确说来具有多民族的特征。尽管印度尼西亚各地具有重要的共同文化素质，但苏门答腊的巴达克族（the Bataks）和巴厘岛上的居民之间就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民族差异，包括了宗教、生活方式和历史背景的差异。同样，半岛马来西亚上的马来人和沙捞越的伊邦人（the Ibans）之间在文化上也有些不同之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文化背景不同的各当地民族能够享有同样的公民身份。巴达克人（Bataks）和巴厘人（Balinese）觉得自己可以算作印度尼西亚人。霹雳（Perak）的马来人和沙捞越的伊邦人都能够把自己看作是马来西亚的公民。

这种情形和早先讲的东南亚大陆区的状况相比，有个非常现实的悬殊差别。只要人人都有公民身份这个意识没有建立，大陆区各国内部的民族之争这一大问题就不能解决。如果要举一例以概全貌，人们想到的则是大陆区各国国内的少数民族，而不会是岛屿区的多民族国家。

六、地方主义

在临海的东南亚，更为尖锐的问题是地方主义。这一次又得把新加坡暂且搁下，留待本章后面专门加以评论，而东南亚岛屿区其他国家的领土则散布在很大的区域内，各部分或远或近为海洋所分隔，它们必须应付由此而产生的问题。用最简单的话说，在争取独立的共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民族意识，由于东南亚临海的地理特征如此，都会存在着某种地方观念。

印度尼西亚自独立后就面临的地方主义问题可能最为人知，但在菲律宾较近期的历史中地方主义问题的例证也很引人注目。印度尼西亚建国后的头十年里，一眼就可以看出，为独立而战的胜利所激发的使国家统一的力量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这并不奇怪，因为国内不同的地区其利益也有所不同。中央政府往往从全国范围着眼来安排轻重缓急，而在爪哇岛外的其他岛屿上掌权的人则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地或地区性问题上，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应受到重视并提供资金。他们经常发现自己的这个观点未被中央所接受。

1958年爆发了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地方主义问题终于使国家到了危急关头。这次叛乱比较快就被镇压了下去；再说，也绝不会出现把各主要的地区性派别都联合起来反对中央和国家统一这一理想。考虑到所涉及的地理和民族因素，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压力，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总得时时对地区间不和的危险给予应有的重视。

菲律宾共和国也是这样，除了其他困难，它还得对付分裂主义一地方主义倾向。同印度尼西亚一样，它的领土广布在很大一片海洋区域内，南北之间有着重要的文化差异。特别是南部各岛，由于和伊斯兰教关系密切，并且在不太远的过去象苏禄群岛地区所享有的实质上的独立自治，人们还记忆犹新，于是就抵制了来自马尼拉中央政府的控制。简而言之，鼓吹分裂或地区自治的人争辩说，他们的利益与北部各岛上信天主教的菲律宾人根本不同，北部的菲律宾人长期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有他们一套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这个矛盾结局如何，尚难料定。

因为马来西亚联邦在1963年才成立，地方主义和分裂主义问题只碰到过一次，但很激烈。这事同新加坡有关。马来西亚在最初成立时就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差异，但还是希望共同利益产生的联合因素会掩盖各地区间在民族、地理和经济方面的差异。形势的发展很快就证明这个设想是错误的。不管整个马来西亚的领导人和新加坡的领导人有多大的共同利益，都不足以弥合他们在其他事务中的深刻分歧。结果，在一系列争论之后新加坡在1965年从马来西亚分离出去。在这些争论中许多观察家都看到民族对立情绪和政治考虑已交织在一起了。

新加坡共和国作为一个岛国出现了，这使它的特殊之处更加突出。人口中华人占绝对多数；就领土而论它在东南亚要算最小，但就它200多万人口的人均收入而论又居首位。要说矿产和能源，新加坡实际上没有原料可言，连食物和水也须进口，因此它得同马来西亚这个毗邻国家保持满意而又切实管用的关系。在经济上，这个共和国必须高速度发展工业，以便吸收劳动力市场上源源不断的新工人。

七、东南亚的华人和印度人

当代新加坡的特点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十九世纪华人戏剧性地涌进了东南亚地区而形成的。只有在新加坡，这样的华人移民才最终组成一个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此外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人移民到二十世纪初则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外来少数民族。现在，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华人移民，还有范围不那么大的印度移民，他们引起的问题仍然摆在独立之后的东南亚国家面前。

早在殖民者到来以前，东南亚就有了中国和印度移民，只是数量有限。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到十九世纪后半叶，在印度支那各国的法国人、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婆罗洲的英国人，还有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却鼓励中国和印度移民。在殖民统治者眼里，这样的移民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一条捷径——开矿、建种植园、修铁路都行。看不出这些殖民统治者怎么想过他们的移民政策最终将导致什么后果。只要举马来西亚一个例子就行。在二十和三十年代，英国殖民当局很少想到将来会出现一个独立国家；无论如何，他们料想来马来西亚工作的华人和印度人最后总会返回家园，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这是极为短浅的想法，但有意思的是1931年居住在马来亚（半岛马来西亚）一些州的华人有百分之五十不是在这个国家出生的。

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政治问题，整个东南亚的中国和印度移民的地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独立运动而发生了巨大变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过去移民自由进出中国的机会已不复存在。新独立国家的政府开始着手处理面临的问题，它们共同认识到为了民族的自身利益必须对人口中外来成份的法律和政治地位做某种调整。有些政府，最明显的是六十年代的缅甸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印度人大规模迁出（这些印度人因为在至为重要的稻谷加工业中占支配地位而特别招人忿恨），从而“解决”了由人数众多的印度人少数民族引起的政治麻烦。在整个东南亚，独立后的国家政府都制定了一些法律，旨在保证当地民族的公民在同外来少数民族的竞争中不至于处于劣势；这些外来少数民族常常比较富裕，有的受过比较好的训练和更高的教育。制定这类法律的有泰国，还有柬埔寨、菲律宾和其它一些国家。

外来少数民族还会是东南亚政治的一个因素，看来今后许多年内这个因素不可能消失。即使少数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利益能取得某种平衡，民族政治那容易动感情的气氛总包含着会生出麻烦来的危险。

八、民族联合和民族的同一性

讨论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核心是民族的一致性问题。很明白，不是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能做到在国内求大同，保持一致性。因为做不到这一点而产生的一些后果我们已经谈过了。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存在着分裂主义运动，就显示了这两个国家中各地区间在不久前的一段时期内缺乏共同的目标。越南尽管有高度的民族和文化统一，但二十多年来在河内和西贡执政的两派政治领导人之间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

这样，研究东南亚的人便会问：“是什么因素会使民族联合和民族同一性的意识得以存在？”要回答这个问题，能举出来的似乎都是一些反面答案。民族、宗教和整个文化的同一性似乎有助于建立一种民族联合的意识，但这些因素本身显然不能保证取得并维持这样的联合。刚刚提到的越南就是个例子。尽管它从南到北有1000多英里，居住在这片国土上的越南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却显示出相当高的文化同一性。然而，文化统一是一回事，越南政治的历史却是一部相当深的政治分歧的历史。

再举一个例子。许多世纪以来，柬埔寨这个国家显示了广泛的民族同一性所具有的力量。即使遭到东西邻国越南和泰国的不断攻击，整个民族也能保持某种外表上的存在。但是，在结束了法国的殖民统治取得独立之后，由于当代政治的需要和因此造成的紧张关系，爆发了一场残酷的内战，柬埔寨人打起柬埔寨人来了。广泛的民族统一的悠久历史、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佛教），这些都不足以同当代政治角逐造成的分裂抗衡。

也许我们能比较肯定地说的只有这一点：有一些方面可能会促使民族的统一，但它们本身不能保证这种统一。不论是东南亚国家还是其他国家，如果有幸全部人口的民族背景相同，语言相同，宗教信仰相同，那么这些都是有助于形成民族联合意识的重要因素，但它们本身不会保证民族联合、民族统一或民族同一性的形成。要形成这样的意识需要领导阶层和全体人民共同承担政治上的义务。或者用最简单然而具有根本意义的道理来讲，政治的安定源自真正的民族统一和民族同一性。它要求在国内对公民身份的价值有广泛的信念。在广泛拥有并承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地方才能有安定的政治形势。

九、经济因素

政治的安定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东南亚各国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经济问题在这个地区比比皆是，但各国经济问题的形式又很不相同。这部分是由于各国国情各不相同，而且，各国政府对它们应该实行的经济政策的性质也有不同的设想。在东南亚经济的图谱上，缅甸为其一端，对经济实行了很大的控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缅甸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在苏加诺之后的时期对自企业的态度总的说来是赞同的。

与其细细的罗列每个国家各自存在的问题，不如把注意力转向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缅甸也许可算作例外），统观它们是怎样解决“发展”的需要。“发展”这一概念使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这个词被用来表达东南亚和其他地区国家的政府保证在广泛的领域内，特别是经济领域内取得进步这一愿望。这个词也表明人们承认在过去，特别是殖民统治时期，经济上的进展常常只使极少数人获利。

除印度支那国家（它们的问题非常特殊）和缅甸以外，东南亚各国政府必须应付人民中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期望，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经济形势将得到改善。这是新萌发的期望，在殖民统治年代即使有这样的期望也没多大意义。但是现在，各阶层人民对经济措施表现出普遍的兴趣，并且设想政府会致力于扩大经济利益从而提高整个生活水平。具体点讲，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农民，都认为中央政府会采取经济手段进行干预，以鼓励改良农业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公共卫生，更公平分配土地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所期望的这些目标都可以称为“发展”的一部分，都要求中央政府有足够的经济力来保证这些改良的实施。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手段来保证其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它资源的数量和种类。象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锡矿丰富，还有橡胶园，未来发展的规划显然会特别关注这些基础商品。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新加坡，因为国土和人口的局限，它必须致力于工业经济的发展。

与经济发展有关的问题常常是很麻烦的。有许多理由可以使人这么认为。比如说从经济资源来看，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潜在的最富国，然而印度尼西亚人口众多，苏加诺总统执政时期经济又搞得一塌糊涂。因此而面临的问题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潜在财富对当前经济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这些问题事关整个国计民生。而且，印度尼西亚也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想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货物常常受到价格大幅度涨落的影响，所以又得面临由此在经济上造成的一些麻烦。马来西亚出口锡，而且在它的出口收入中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象这样的初级产品，虽然在国际市场上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经常供过于求而在七十年代就变得比30—50年前不值钱了。

单东南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相互关系就可以写整整一章。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根本一点却很简单。在错综复杂的现代世界，经济在决定政治策略时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有时甚至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任何政府，要是无视经济，就会冒政治安定遭到破坏的危险。举个例子来说，菲律宾在过去二十年中的政治动荡就同它的历届政府没能解决好国内经济问题密切相关。

十、结论

对东南亚的政治及面临的问题所作的一番探讨好象会使人觉得不得要领：对前途应该是乐观，还是悲观？说将来不会有问题了，这会引起误解。同样，要说国内外的紧张局势将来不可能得到解决，也会使人误解。外界的观察家所做的评论可能倾向于突出东南亚国家应该解决的困难，而有些东南亚的评论家们在展望未来时未免又太乐观了些。但便便当当地折衷一下也未必就是正确的估计。东南亚国家在国内国外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也同样如此。

对当前和将来形势所进行的一切讨论，其核心就是各个国家的政府是否顺应人民的利益。如果一个政府在处理国内事务时能表现出它的利益同它统治下的各个公民的利益是真正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有了实现安定局面的前景。如果不存在这种联系，不安定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至于国际关系上的问题，似乎会以这种或那种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然而，展望未来，情况将可能是这样：东南亚地区国际局势安定与否，归根结底要取决于东南亚各国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或者缓和面临的那些从根本上说属于国内事务的问题。

（朱纯深　译　凌　起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