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掘及其近况
关于景教流行中国碑发掘的时间、地点及相关事宜，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清初钱谦益在《景教考》（《牧斋有学集》卷四十四）中说：
万历间，长安民锄地，得唐建中景教碑。
同时代的林侗则在《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下中说：
明崇祯间，西安守晋陵邹静长先生有幼子曰化生，生而隽慧，甫能行，便解作合掌礼拜，二六时中，略无疲懈。居无何而病，微瞑笑视，祐攸然长逝。卜葬于长安崇仁寺之南，掘数尺得一石，乃景教流行碑也。
这两种说法俱难凭信。欧美学者归纳当时耶稣教士的报告，判定为天启五年（1625）掘得，似乎此说最为确切。
发掘地点虽多异说，但可以凭信的推断是必在崇圣寺或其附近。碑石出土后，置于现在的位置。当时掘出石碑，即建造碑亭，对它进行郑重的保护。因为碑左题字云：
后一千七十九年，咸丰己未，武林韩泰华来观，幸字画完整，重造碑亭覆焉。(https://www.daowen.com)
据此可知，该碑亭建于咸丰九年，即发掘后的二百三十四年，韩泰华重修碑亭。其后遭遇战乱，碑亭和寺院均被烧毁，碑石曝于旷野，幸未遭到损坏，确实属于天赐之幸。此碑的价值被欧美学者看重，舆论一致主张保护这块委弃于西安城外遭受天然与人为迫害的景教碑。另有一部分人士主张移往欧洲为妥。于是丹麦人何尔谟（Holm）等风尘仆仆，赶往西安，出银三千余两收买此碑，并欲运往伦敦。正当着手秘密搬运之际，清政府得到消息，急电陕西巡抚妥善保管此碑。当时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王猷先生，擅长英语，从中担当斡旋之任。经过多方交涉，才解除了契约，允许何尔谟照原碑仿造一通带回。著者虽未亲自看到这块模造的石碑，但想必也很精巧，酷似原碑。假若后世原碑损坏，亦足以掩人耳目。陕西巡抚从特意保护考虑，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二十七日（明治四十年十月四日）将此碑移入碑林。王猷以此功出任澄城县知事。关于景教流行碑发掘年月、处所、该碑的真伪以及何尔谟模造碑等问题，可参考当时滞留西安，亲见实况的桑原博士所撰写的《西安府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文揭载于《艺文》第一年第一号中。博士在《东洋史说苑》中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节，内容尤为精博，足资参考。（参见图片一百、一百零一及插图三十一）
图片一百 崇圣寺外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图片一百零一 崇圣寺外廓大理石水盘
插图三十一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