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机器人的未来与“电智人”
在过去的日子里，外科手术只与鲜血和内脏有关。未来，外科手术处理的是比特和字节。
——《尖端医疗的真相》
机器人会来看你。
——《尖端医疗的真相》
我现在上医学院二年级，正在去上课的路上而且快要迟到了。我从城郊公寓搬到了医学中心附近老街区的三居室小屋，早上可以沿着不平坦的人行道走路去上课。我把背包挂在肩膀上，遵守只背一条书包带的社会习俗，免得背双肩让人联想起某些书呆子形象。我满脑子都是马上要进行的细菌学考试，这是我们学院臭名昭著的终极挑战，不及格就会被踢出去。
这时，我碰到了一幕不太寻常的场景——一对老年夫妇手牵着手站在街区中间的路边。他们面对马路，一动不动，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我放慢了脚步，向马路对面张望着，想知道他们在看什么。然后，我突然明白了他们是盲人，因为两人的头都微微下垂，而且目光茫然。我停下了脚步，意识到他们是要过马路，我猜他们正在听这条单行道上的交通情况。
我住的街区都是一排排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两居或三居的平房住宅，前院大多点缀着蒲公英，还有以前的树木留下的凹陷小坑。一代又一代的医学生和住院医师居住在这个社区里，我与前辈们一样，既无财力也无精力去改善自己的住房问题。社区里偶尔也有住了几十年的老夫妇，这对盲人一定已经在附近的街道上来来回回地走了许多年。
一辆破旧的皮卡隆隆驶过，僵局继续着。我与这对小心翼翼的行人隔街相望，此时并没有车开过来，他们在等什么呢？那位先生看上去60岁左右，留着黑色背头，有着阿尔奇·邦克（Archie Bunker）[1]式的体型和穿衣风格，身旁的女士穿着色彩鲜艳的裙装和舒适的鞋子，白色卷发上系着物美价廉的发带。突然间，那位先生猛地拉起她的手，两人疾步穿过马路。来到马路这边之后，他们与我走在同一条人行道上。因为我快迟到了，所以无法继续沉浸在好奇心中。我本想与他们交谈，但最后只是沉默地擦肩而过，希望能有机会再次遇到他们。
几个月后，在体格检查课（学习如何结合所有感官来做出诊断）上，我向教授提起了那次偶遇。他立刻就知道我说的是谁。“是道迪夫妇。他们不仅是盲人，而且都听不见。”都听不见？此刻，我回想起自己在路边看到他们的情形。他们在快速穿过马路之前格外小心，不是在听车辆开过来的声音，而是在感觉。
我从老师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道迪夫妇的故事。他们结婚许多年了。1932年，5岁的伦纳德因细菌性脑膜炎失去了视力和听力。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人们只能任由细菌性脑部感染摆布。贝蒂天生耳聋，年轻时因患色素性视网膜炎而失明。他们在彼此的手上通过手语进行交流，也即“手语拼写”。那么他们怎样与不懂手语的人交流呢？我的老师也不完全确定其原理，但他告诉我他们会触摸说话人的脸部（见彩插21.1）。
现在，我更加渴望见到道迪夫妇，与他们互动，希望不会吓到他们。
一周后，我在医学中心看到了道迪先生。他一个人坐在大厅等候区——我的机会来了。
我慢慢地走近他，不知道他能否感觉到我在靠近。我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在他旁边的塑料座椅上坐了下来。
伦纳德立刻朝我的方向转过头，瞬间露出满面笑容。我伸出手与他握手时，他的整个身体转向我。在简短握手后，他的右手熟练地来到了我的脸部：大拇指立即放在我的嘴唇上，食指和中指在下颌角，手掌压在喉头上。我觉得自己一向惧怕别人摸我的脸，但这种突如其来的触碰驱散了我的顾虑和不安。
伦纳德保持着充满活力的微笑，让我们的初次见面气氛活跃。他说道：“你好，我是伦纳德。”他发出了我听得懂的声音，这在聋人中间十分常见。
“我叫大卫。”我紧张地盯着他的面部表情缓缓说道。我们能够跨越这道鸿沟吗？
“大卫你好！”伦纳德满怀热情地说道。于是，我交了一位新朋友。
我环顾四周，有零星几位坐轮椅的患者，带着新出生的宝宝的年轻母亲，一个身穿防风夹克的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一名衣着整齐的医药推销员，他们都看着我们。我向他解释说，我们住在同一个社区，自己曾经在路上看见他们步行到医学中心。伦纳德说，贝蒂在医学中心的洗衣房工作。我们交流起来只是略微有一点点困难，而我也渐渐地习惯了被询问的时候脸被摸来摸去。几分钟后，贝蒂挽着同事的手臂出现了。(https://www.daowen.com)
伦纳德和贝蒂立即握起对方的手，通过手语拼写交流起来，不时在寂静中发出咿咿啊啊的声音。贝蒂转向我，以几乎标准的语言说：“很高兴认识你，大卫。”
我惊呆了，真的。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就熟识起来，我希望他们以后也会记得我。道迪夫妇坚定而温厚的性格魅力触动了我，我急忙赶回校园的一幢教学楼中。后来，我又了解到他们的欧洲之旅，伦纳德在木工坊的工作，他喜欢做的木匠活儿和其他一些奇闻。我还进一步了解了伦纳德用手来理解他人的技能，这种方法叫作“塔德马”（Tadoma），是利用呼吸的感觉、嘴唇的形状、下巴的运动以及喉头震动的触觉来理解别人说的话。
我时常在社区周围遇见道迪夫妇，尽管他们的交流能力让人惊叹，但他们的行动能力更加神奇。据我观察，伦纳德在附近的街道活动时并不需要使用盲人拐杖，他对每一条马路和每一处障碍物都了如指掌。有一天，我跟在他们后面研究这种技能，就像在玩一场赌上生命的两人三足式“贴驴尾巴”（Pin the Tail on the Donkey）[2]游戏。在社区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当一辆20世纪70年代的福特雷鸟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驶过，我看到他俩超级敏锐地一齐停下来，纹丝不动。我们距离彩虹大道只有一个路口，那是一条城市主干道，大大小小的车辆络绎不绝，我想知道，他们如何感知哪些车辆按南北向通行，没有危险，而哪些车辆沿着41街东西向通行，对他们构成威胁。当马路对面清晰可见，也没有车辆出现在视线范围内，竞走比赛开始了，他们手牵着手，步伐一致地走向马路对面。他们走到路边时，脚自然地抬起来，然后不动声色地放慢了脚步，安全地回到凹凸不平的人行道上。
医学院三年级开学后，我轮换到哈里·杜鲁门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所以有几个月没看到道迪夫妇了。现在，我又轮换回大学医院的精神科，希望可以很快再见到他们。
我今晚值夜班，收治急诊部的精神病患者。一名患者躁狂症发作，危及生命，于是我和住院总医师急急忙忙地跑下楼赶往急诊。她已经三天没睡觉了，声音嘶哑，神志不清。我照料过几位受躁狂症困扰的患者，但这位瘦弱的病人使我感到有些恐惧，她住在软壁病房，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或小东西。
我透过房门上的玻璃窗，看到一个女人狂躁不安地走来走去，手里拿着一根烟比画着，烟并没有点着，她把烟当作指示杆、指挥棒和书写工具。她对我视而不见，却热情洋溢地向看不见的人群讲解倒十字架的意义。她把烟头转过来，用已经碾碎的一端在装有软垫的墙壁上画了几十个倒十字，太多是在原有的图画上重描，以示强调。她几乎不能说话，这位无辜的患者令我感到十分难过。
我转过身看着住院总医师时，听到几名急诊住院医师说收治了一名耳聋患者。“这世界上怎么会有盲人在地下室有木工坊？”
我不需要更多信息，便知道是伦纳德。
“道迪先生在哪儿？”我向那几位年轻的医生询问道。
“三区。你认识他？”
“他是我邻居。他没事吧？”
“他切到了手指，但还好。你去打个招呼吗？”
我拉开帘子，道迪先生躺在病床上，右手裹着沾满血的毛巾。他的太太坐在旁边，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我绕到病床另一侧，握住他们的肩膀，向他们打招呼。两人的手迅速从前臂向下滑到我的手上，而伦纳德只能用左手寻找着我的脸。
伦纳德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他赶忙用手语拼写告诉贝蒂，她说出一声“大卫！”，松了口气，站起身来，而伦纳德又一次露出了大大的微笑，认识他的人都爱这张笑脸。
后来我成了一名外科医生，可现在缝合切伤的手指还不是我的专长。此刻的我不是照顾患者的医生，而只是一名患者的邻居，碰巧遇到他前来就医。伦纳德的镇定与勇敢深深地打动了我。同时，尽管他如此注意安全，还是不幸地遭遇事故，这也令我感到心痛。
更令我痛心的是，伦纳德的手指对其生活质量来说举足轻重。切伤手指是很悲惨的，而对于一个失明且失聪，必须通过手与他人交流的人来说，这就是一场灾难。
伦纳德在童年时期患上脑膜炎的经历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这种疾病无能为力。如今，如果以强效抗生素及时治疗，类似的感染可以完全治愈。贝蒂的先天性耳聋显然没有药物治疗方法，但现在的人工耳蜗可以解决类似的听力损失。视力损失的患者在未来会怎样呢？未来的植入式医疗装置无疑会恢复视力，无论病因来自眼外伤还是脑损伤。
然而，道迪夫妇之间的爱情故事会怎样呢？两个丧失感官能力的人相互陪伴、协助和指导，他们之间鼓舞人心的情谊来自残疾，并通过相互依靠又渴望独立的情感得以维持。当所有疾病都能够治愈，我们会不会丧失不屈不挠的坚韧性格？当所有悲剧都能够缓解，胜利会不会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