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3世纪的欧洲科学与学术

直到13世纪的欧洲科学与学术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宇宙论者，而生活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差不多五个世纪的托勒密则是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直到哥白尼于1543年去世之前，这两个人的著作一直统治着西方的天文学和宇宙论思想。哥白尼仿佛是他们的直接继承者，因为从托勒密去世到哥白尼出生之间的13个世纪中，并没有对他们的著作进行任何大幅度而且持久的修改。由于哥白尼的工作始于托勒密止步的地方，所以许多人推断他们之间的几个世纪并不存在科学。实际上，那时存在尽管断断续续但相当强烈的科学活动，它在为哥白尼革命的兴起和胜利准备条件方面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如果说这里有自相矛盾的话，那只是表面上的。13个世纪断断续续的研究并没有给研究者牢固的信念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哥白尼的老师仍旧相信宇宙的结构大致就是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描述的样子，他们的信念将他们置于古代传统之中。但他们对那些信念的态度不再是古代的。概念图式随着目睹它的人一代代更替而变得老旧。16世纪初，人们对宇宙的古代描述信奉依旧，但评价却不同了。他们的概念没变，但他们在这些概念中看到了新的优缺点。正如我们已经探索了古代天文学传统的起源和力量一样，我们必须发现在这个传统变老时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首先探明古代传统是如何丧失又如何重见天日的，因为欧洲人对待这一传统的态度的第一次转变正是源自它的复苏的必要性。

古代科学在西方的丧失分两个阶段发生，首先是科学活动质和量的缓慢衰退，其次是传统学术的真正消失。公元前2世纪之后，地中海文明日益被罗马统治，并且在基督纪元的头几个世纪中随着罗马霸权的衰落而衰落。天文学家托勒密和医学家盖伦是古代科学最后的伟人，他们都生活在公元2世纪。在他们的时代之后，西方主要的科学著作就都是注释性和百科全书式的了。当公元7世纪穆斯林侵入地中海盆地时，他们只找到古代学术的文献和传统。科学活动已经普遍停止了。欧洲进入了黑暗时期。

伊斯兰的入侵使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地理中心由地中海向北转移，并且加剧了西方学术的继续衰落。到了7世纪，欧洲人连那些体现着古代研究传统的典籍都丧失殆尽。人们仅能通过6世纪早期波埃修斯整理的不完整的拉丁译本来了解欧几里得；这个版本只陈述了较为重要的定理而没有证明。托勒密显然完全无人知晓，亚里士多德只在一些关于逻辑的著作中出现。由波埃修斯和塞维亚尔的伊希多尔等人所进行的百科全书式的收集保留了古代科学的残篇，但就连这些残篇也往往错误百出，水平低劣，掺假严重。各种学术活动一点不剩。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经济水平仅能维持生计。科学特别不受重视，因为天主教教会从一开始就敌视它，这在下一部分会看到。

在欧洲的学术跌落到最低点的几个世纪里，伊斯兰世界出现了科学的伟大复兴。7世纪中期以后，伊斯兰世界从阿拉伯半岛上的小小绿洲迅速扩张成环地中海的庞大帝国，这个新帝国继承了基督教世界遗失的手稿和传统。穆斯林学者首先将原始希腊文本的叙利亚文版本译成阿拉伯语而复原了古代科学；然后他们增加了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成就。在数学、化学和光学等方面他们都做出了独创性和基础性的发展。在天文学方面，他们为计算行星位置贡献了新的观测数据和新的技巧。但穆斯林在科学理论方面并非激进的改革者。尤其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乎全部在古典时期建立的技术传统和宇宙论传统内部发展。因此，从我们现在有限的观点来看，伊斯兰文明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为后来的欧洲学者保存和扩充了古希腊科学的记载。基督教世界最早就是从阿拉伯人那里重新获得古代学术，而且多得自阿拉伯语译文。使我们了解托勒密主要工作的《至大论》这个书名根本不是它的希腊名字，而是一位9世纪穆斯林译者取的阿拉伯文书名的缩写。

欧洲人从伊斯兰世界重新发现古代学术是在欧洲全面恢复时期，全面恢复使中世纪晚期的生活进程与黑暗时期大不相同。欧洲生活各方面的节奏逐步变快，这种变快从10世纪缓慢开始，直至在著名的12世纪的复兴中达到顶峰。基督教徒首次获得了相对的政治保障；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和贸易的大发展，包括与穆斯林世界的贸易。在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增进了与伊斯兰世界的学术往来。新发现的财富和安全感为探索新打开的学术视野提供了闲暇。首批译自阿拉伯语的拉丁文译著在10世纪完成，随后几个世纪译著的数量迅速增长。11世纪后期，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开始非正式地集中起来听老师朗读和评论新翻译的古代文本，参加的人数稳步增加。到了12、13世纪，这些原本非正式的团体变得十分庞大，需要规章和统治者发给特许状，这就正式转变为大学——欧洲土生土长的一种崭新的学术机构。从作为口头传授古代学术的中心开始，这些大学很快变成欧洲学术中一种原创传统的发源地，这就是被称作经院哲学的挑剔而好斗的哲学传统。

古代天文学的再度发现是对古代世界的科学与哲学更大范围的再回收的一部分。最早被欧洲人广泛采用的天文星表是11世纪从托莱多（Toledo）引进的。托勒密的《至大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天文学、物理学著作在12世纪被拉丁化，在下一个世纪里它们虽有所选择但还是慢慢被整合进中世纪大学的课程中。15世纪末哥白尼在那里学习了这些著作，他向这些古代科学经典的回归使他成为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继承人。但是他们可能都认不出哥白尼接手的遗产正是他们自己的著作。古老的问题尽管尚未解决却已经消失了，新的问题尽管有时只是伪问题却已经取代了它们。另外，复苏后的学术传统的目标和方法跟曾经引导古代学者们的那些有着重大的差别。(https://www.daowen.com)

有些新问题纯粹源自文本。古代文本是零零散散地被重新发现的，大多以偶然的顺序而非逻辑顺序。阿拉伯文手稿很少完全忠实于它们的希腊文或叙利亚文原稿；它们被转译为中古拉丁文，而这种语言最初并没有足够的词汇以表达它们技术化和抽象化的主题材料；经过不完全理解它们的人不断转译，即使最好的译文也会不可避免地变质。要发现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对一个特定问题的回答常常十分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能。但中世纪的学者再三强调在冒险做出自己的判断之前一定要先重建古代思想。这些意外的遗产体现出的光辉、眼界和一致性使刚刚挣脱黑暗时代的人们眼花缭乱；他们很自然地认为首要的工作是去吸收这些遗产。因而关于诠释和重新整合这些遗产的问题在经院学者的思想中显得极为重要。

由于一种近大远小的历史透视，中世纪学者的任务被进一步和人为地复杂化了。他希望仿照亚里士多德来重建一套广泛而又一致的知识体系，但他并不总是意识到作为这个体系之源头的“古代”在大量的细节性问题上已经有许多不同见解。尽管经院学者们发现这很难辨识（经常把此归之于传播和翻译造成的错误），然而亚里士多德自己并不总是一致的。他的同时代的人也没有接受他全部的观点。时不时出现的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从一开始就是古代传统的特征。而其范围又被希腊化时期和伊斯兰的注释者极大地扩宽，这些人在从亚里士多德到其欧洲门徒之间的15个世纪中写下的著作，跟大师的作品同时甚至更早被发现。对我们来说，传统中的这些不一致之处是其演变和传播过程中的自然产物，但是对于中世纪学者来说，它们往往是作为一个独立知识体——假设的“古代智慧”的单元——的内部矛盾出现的。部分由于这种混淆，对于相互冲突的权威的比较与调和成了经院思想与众不同的特征。我们会在本章后面的部分更具体地看到，复苏的学术传统与古代相对应的传统相比，更少经验性，更拘泥于文字、逻辑性和合理性。

内嵌在这个传统中的一处矛盾对天文学发展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宇宙论中的天球和托勒密天文学中本轮与均轮之间的明显冲突。尽管前面没有提到过，但它们的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古代文明的标志性产物：即希腊文明和希腊化文明。希腊文明在希腊人统治地中海地区的时期以希腊本土为中心。它发展起来的科学在方法上以定性方法为主导，在倾向上以宇宙论为主导。亚里士多德是希腊文明最伟大也是最后的一个代表。就在他死之前希腊科学的发展过早地停止了，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希腊，将它并入包含小亚细亚、埃及、波斯直到印度河流域的大帝国之中。希腊化文明出现在亚历山大的征服之后，以亚历山大里亚那样的商业性和国际性大都市为中心。在那里，来自不同民族和种族的学者将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要素融合起来造就了一种科学，它跟其希腊前辈相比展现出较少的哲学性，更多数学性（mathematical）和数量化（numerical）。天文学极好地显示了这一反差。古代天文学的宇宙论框架主要是希腊传统的产物，它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达到顶峰。希帕克斯和托勒密的数理天文学属于希腊化传统，这个传统在天文学中只在亚里士多德死后的两个多世纪兴盛过。

希腊化天文学家测量宇宙、为恒星编目、尽力解决行星问题，对他们的希腊先哲们发展起来的宇宙论显然并非漠不关心。但是他们也不太关注宇宙论的细节。他们嘲笑跟既定标准完全不同的那些宇宙论的作者，偶尔也写一些自己的短篇宇宙论文章。托勒密本人就写过严格意义上的宇宙论著作《行星假说》（Hypotheses of the Planets），其中包括一个很不令人满意的本轮运动的物理机制。但当设计数学系统来预测行星位置时，希腊化天文学家并不计较为他们的几何构造构建机械对应物的可能性。对他们来说，球壳的物理实在性和维持行星在其中运行的机制至多也只能成为次要的问题。简而言之，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家默认了天文学和宇宙论的局部二分而没有感到明显的不适；一个用于预测行星位置的令人满意的数学技巧并不一定要完全符合宇宙论上合理性的心理要求。

在16世纪，这种二分为哥白尼提供了重要的先例。因为他也把天文学看作本质上是数学性的，运动的本轮存在于诸天球构成的宇宙中，这在物理上的不协调隐约预期了运动的地球这样一种物理不协调性。但这还不是这种二分的首次贡献。早在四个世纪之前，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刚刚被欧洲人再度发现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帮助铺设通向革命的道路了，尽管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因为对前几个世纪的无知压缩了经院学者们的历史感，他们几乎把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看成同一时代的人。他们都作为同一传统——“古代学术”——的代表而出现，他们的体系之间的差异变得非常像是同一学说内部的矛盾。一些变化在托勒密看来是从亚里士多德到他那时的五个世纪之中知识的自然演进，而在经院哲学家看来却常常是矛盾，这些矛盾提出了新的有关调和的问题。由于时间的流逝证明了这种调和十分困难而又毫无结果，所以像中世纪思想中的其他冲突一样，这些明显的矛盾最终促使人们对整个传统产生怀疑。

古代学术传统在中世纪复苏时面貌一新，而前面几页中显示了，某些重要的新鲜之处仅仅源自复兴的必要性。不过在复苏的传统中也有较为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由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固有特征产生出来的。例如，尽管科学在中世纪晚期的思想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起支配地位的思想力量仍然是神学上的，并且在神学环境中的科学工作使科学传统的强势和弱势都有所转移。此外，中世纪科学本身并不是静态的。亚里士多德的经院批评家为他的某些学说提出了重要的替代理论，其中一些在为哥白尼铺筑道路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16世纪为止还有其他的力量——思想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在起作用，在它们当中有一些直接涉及天文学和地球运动的问题。这些变化需要独立地分析处理，下面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