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哥白尼工作的接纳
哥白尼死于1543年，也就是《天球运行论》出版的那一年，传说他在弥留之际才收到他毕生心血的第一个印刷本。这本书不得不在没有作者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自己作战了。不过哥白尼为这些战斗打造了一件近乎完美的武器。他把这本书写成除了当时博学的天文学家之外谁也读不懂。《天球运行论》起初几乎没有在天文学领域之外造成影响。直到世俗与教会的大规模对立逐渐形成的时候，大部分最优秀的欧洲天文学家（这本书本就是写给他们看的）已经发现哥白尼的数学技巧中总有一两个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完全查禁这部著作已不可能，特别是，它是印刷本，而不像奥瑞斯姆和布里丹的著作那样只是手稿。无论是否有意如此，《天球运行论》最终的胜利是靠一点一滴地渗透取得的。
在他的主要著作出版前20年，哥白尼就已经被广泛公认为欧洲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从大约1515年起，关于他的研究的报道，包括他的新假说，就已经在传播了。人们一直翘首企盼着《天球运行论》的出版。当它出现时，哥白尼的同代人有可能怀疑它的主要假设，并对它的天文学理论的复杂度感到失望，但是他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哥白尼的著作是欧洲在深度和完整性方面都足以与《至大论》媲美的第一个天文学文本。哥白尼死后50年间写成的许多高等天文学教本都称他为“第二个托勒密”或“我们时代的巨匠”；这些著作越来越多地从《天球运行论》中借用数据、计算和图表，至少是从它的某些与地球运动无关的部分借用。在16世纪后半叶，这本书成了所有对天文研究中高深问题感兴趣者的标准参考书。
但是，《天球运行论》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的中心论点获得了成功。大多数天文学家对地球静止的信念最初并未动摇。为哥白尼的博学喝彩的，借用他的图表的，还有引用他对地月距离的测定的作者们，一般都略过地球的运动，或是当作谬论抛弃。即使是带着敬意提到哥白尼的假说的极少数文本也几乎不为它辩护，不使用它。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在早期对哥白尼的革新的反响中，最赞同者以英国天文学家托马斯·布伦德维尔的评论为代表，他写道：“哥白尼……断定地球转动而太阳在诸天的中心静止不动，借助这一错误的假定他对天球的运动和旋转做出了比以前更正确的说明。”1布伦德维尔的评论1594年出现在一本初等天文学著作中，该书将地球静止视为当然。布伦德维尔的主要意思是拒斥，然而肯定促使了他的那些更敏锐更内行的读者直接去读《天球运行论》，无论如何，每一个专业天文学家都不可能忽略这本书。从一开始《天球运行论》就被广泛地阅读，但读它并不是因为它的奇异的宇宙论假设，而是尽管有这个假设也要读。
不过，这本书庞大的读者群为它确保了这样一小群数量不断增加的读者，他们具备发现哥白尼的和谐性的能力，并且愿意把这些和谐当作证据。有一些人转变了信念，他们的著作从不同的方面帮助传播了哥白尼体系的知识。哥白尼最早的弟子乔治·约阿希姆·莱蒂克斯（George Joachim Rheticus，1514—1576）所作的Narratio Prima即《第一报告》在1540年首次出版之后许多年内，一直是对新天文学方法最优秀的简明技术描述。英国天文学家托马斯·迪格斯（Thomas Digges，约1546—1595）1576年出版的对哥白尼学说的普及性初等辩护著作，为在天文学家的狭小圈子之外传播哥白尼的地动观念贡献甚多。而图宾根大学的天文学教授米歇尔·迈斯特林（Micheal Maestlin，1550—1631）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新天文学赢得了一些支持者，其中包括开普勒。通过这些人的教学、著述和研究，哥白尼学说不可避免地赢得了立足之地，尽管公开承认自己坚信地动观念的天文学家仍然屈指可数。
但是，承认自己是哥白尼派的人数多少并不是哥白尼的革新取得多少胜利的充分的指标。许多天文学家感到，即便对地动持否定态度或保持沉默，照样可以利用哥白尼的数学体系并对新天文学的成功做出贡献。希腊化时期的天文学给他们提供了先例。托勒密本人从未声称《至大论》中用于计算行星位置的各种圆在物理上是实在的；它们只是数学的方法，不必具有更多的意义。同样地，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们也自由地把代表地球轨道的圆周当成数学的虚构，只是对于计算有用处而已；他们可以有时也确实不受地球运动的物理实在性的约束而假定地动来计算行星的位置。路德宗的神学家安德里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目睹了哥白尼的手稿印刷的过程，他在未经哥白尼许可给《天球运行论》附上的一篇匿名的序言中，实际上力劝读者采纳这一替代方案。这篇伪造的序言或许并没有骗倒多少天文学家，但有许多仍然采用了他提议的替代方案。《天球运行论》中天的和谐与地的不协调的对立，造成了两难的困境，使用哥白尼的数学体系但又不主张地球的物理运动，则为避开这一困境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它也逐渐缓解了天文学家最初关于地球运动是荒谬的这一信念。
伊拉斯谟·莱茵霍德（Erasmus Reinhold，1511—1553）是第一个不宣称自己赞同地球的运动而为哥白尼派做了重要工作的天文学家。1551年，即《天球运行论》出版后仅8年，他用哥白尼建立的数学方法进行计算，发布了一整套新的天文星表，而且这些星表很快就成为天文学家和占星家必不可少的东西，无论他们对地球的位置和运动持何种信念。莱茵霍德的《普鲁士星表》（Prutenic Tables）因他的赞助人普鲁士公爵而命名，这是三个世纪来欧洲制定的最完整的星表，一开始就包含了某些错误的旧星表，现在严重地过时了——时钟已经走得太久了。莱茵霍德细致入微的工作所根据的数据比起计算13世纪星表的人所能得到的更多也更精确，他制定的这套星表对大多数应用而言都远远胜过旧星表。当然，它们也不是完全精确的；哥白尼的数学体系本质上并不比托勒密的精确；一天的偏差在月蚀的预测中是常有的，而根据《普鲁士星表》定出的一年的长度实际上比旧星表确定的长度的精度还略差一些。不过大部分的对比显示出莱茵霍德的成果的优越性，他的星表日益成为天文学的必需品。由于大家都知道这套星表是从《天球运行论》的天文学理论推导出来的，哥白尼的声望便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凡是使用《普鲁士星表》的人都至少是默认了一种隐含的哥白尼学说。
16世纪后半叶，天文学家已经既离不开《天球运行论》也离不开基于它的星表。哥白尼的方案缓慢但显然不可动摇地赢得了地位。接下去的几代天文学家出于经验和所受训练而把地球静止当作理所当然的倾向逐渐减弱，他们越来越觉得新的和谐性是对地球运动的有力证明。另外，在16世纪末，最早转变观念的人已经开始揭示新的证据。因此假如在哥白尼宇宙和传统宇宙之间的抉择只关系到天文学家的话，哥白尼的方案几乎肯定已经悄然地取得了逐步的胜利。但是做出抉择并不单单是天文学家的事，甚至也不主要是他们的事，而且随着争论从天文学的圈子扩散开去，它开始喧嚣到极点。对大多数并不关心天体运动的详细研究的人而言，哥白尼的革新显得荒谬而且渎神。即使理解了，也会觉得那种自夸的和谐性根本不明显。产生的喧闹广泛、响亮而激烈。
但是开始的时候这喧闹还较为温和。起初，没有几个非天文学家听说过哥白尼的革新，或看出它并非一时的个人越轨，像以前许多转瞬即逝的东西一样。16世纪后半叶使用的大部分初等天文学课本和手册都是远在哥白尼有生之年以前编写的——荷里武德的约翰在13世纪写的初级读本依旧是初等训练的权威——而《天球运行论》出版之后编写的新手册一般都不提哥白尼或者用一两个句子来拒绝接受他的革新。向外行人描述宇宙的普及性宇宙论书籍，在腔调和内容上甚至更加只倾向于亚里士多德学派；他们的作者要么不知道哥白尼，要么虽然知道也常常忽略他。或许除了几个新教学术中心以外，在哥白尼死后的几十年间，哥白尼学说似乎一直没有成为宇宙论的议题。17世纪初以前它在天文学的圈子之外几乎没有成为主要的议题。
16世纪有一些来自非天文学家的回应，它们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大辩论，因为他们一般都持着毫不含糊的否定态度，嘲笑哥白尼和他寥寥无几的追随者们的地动观念是多么荒谬，尽管这种嘲笑还不像后来逐渐发现哥白尼学说将会成为强硬而危险的对手时变得那样尖刻或论证起来那样精致。1578年首先在法国发表的一首宇宙论长诗，在接下去的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在法国和英国都极为流行，其中有以下对哥白尼的典型描述：[1]
有这样一些教士如许认为（想想这有多荒诞可笑）
既不是天空也不是星星在转动，
也没有围绕这个大圆地球的舞蹈；
反倒是地球自身，我们居住的这颗大圆球，
每二十四小时旋转一周：
我们则像是在内陆里长大的乡巴佬
第一次登船到海上去冒险；
离开海岸线，我们往往假定
船静止不动，只是陆地离我们而去……
如果这是真的，矢箭不可能直射天空，
射手所目击的也不是同一个地方；
就好像在海船上
向正上方抛一块石头；
它不会掉回船板，而是落到海上
假定我们适才站在船尾，风速也适度。
如果这是真的，当鸟儿敏捷地飞行
从西方到晨光乍现；……
当子弹从加农炮管中咆哮着飞出
（它的轰鸣甚至盖过天空中的雷暴）
它们应该会反飞而去：因为那个快速的动体，
我们浑圆的地球每天都飞行不已，
比起鸟儿、子弹、风以及鸟的翅膀，子弹的力量，风的飘移，
地球的速度快过它们一百倍，盖过它们很轻易。
用这样的理由作武器，
已经足够攻破哥白尼；
他为了拯救苍穹，
加诸地球一个三重运动。2
由于这首拒斥哥白尼学说的诗的作者只是个诗人而不是科学家或哲学家，他在宇宙论方面的保守和对经典资料的坚信都不足为奇。然而像今天一样，16、17世纪的大多数人正是通过诗人和通俗作家而不是通过天文学家来了解宇宙。上述引文摘自杜巴塔斯（Du Bartas）的《创世的一周》（The Week，or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这本书被阅读的广泛程度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天球运行论》。
无论如何，对哥白尼及其追随者不分青红皂白地草率的指责，并不限于保守和无独创性的通俗作家。让·博丹（Jean Bodin）作为16世纪最优秀最有创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闻名于世，他用几乎一样的措辞抛弃哥白尼的革新：
没有一个尚有理智和有一点点物理学知识的人会认为，身躯庞大不堪重负的地球竟会绕自己的中心和太阳的中心蹒跚地转来转去；因为地球最轻微的震动也会摧毁城邦和要塞、市镇和山岭。宫廷里某个占星术士正在普鲁士的阿尔伯特公爵面前赞同哥白尼的主张，这时一位朝臣欧里克转向正在斟费勒年酒[2]的仆人，说：“当心酒壶，别给洒了。”因为假如地球动了，笔直向上射出的箭和塔顶扔下的石头都不会垂直落下，要么落在前面，要么落在后面。……最后，如亚里士多德所述，一切物体都趋向适合其本性的位置，并停留在那里。因此，既然地球已经被分配了一个符合其本性的位置，它就不可能被自身以外的运动推动旋转。3
在这段文字里面博丹看起来像个传统主义者，但他其实不是。包含上述引文的那本书，因其一贯的激进和无神论论调而在1628年被列入天主教徒禁止阅读的禁书单中。虽然书的作者本身也是天主教徒，该书直到今天还留在禁书单中。博丹十分渴望与传统决裂，但这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哥白尼派。懂得天文学并且极为严肃地对待其中的问题几乎总也是必要的。除了对那些有天文学倾向的人而言外，在哥白尼死后那些年，地球的运动跟那之前一样显得近乎荒谬。(https://www.daowen.com)
杜巴塔斯和博丹提出的反哥白尼的论据，可以沿着我们在第三和第四章讨论亚里士多德宇宙时已经预料到的思路予以精致化。这些论证在17世纪上半叶一再以这样那样无须揭穿的面孔出现，而关于地动的辩论变得尖刻而激烈。据称，地球的运动违背常识的首要原则；它跟早已确立的运动定律相抵触；它已被说成只是“为了更好地拯救星辰的现象”这样一个小得可笑的动机。这都是强有力的论证，足以说服大多数人。但它们还不是反哥白尼的武库中最强大的武器，也不是造成白热化的主要来源。最强的武器是宗教，尤其是，《圣经》。
引用《圣经》来反对哥白尼甚至早在《天球运行论》出版之前就开始了。在1539年马丁·路德的一次“餐桌谈话”中，据载他说了如下的话：
人们听信一个狂妄自大的占星术士，他企图证明是地球在旋转，而不是诸天、苍穹、太阳和月亮在转。……这笨蛋想推翻整个天文科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记》10：13］约书亚命令太阳停止不动，而不是叫地球不动。4
不久路德主要的副手梅兰希顿加入新教日益高涨的反哥白尼的呼声。哥白尼死后6年他写道：
我们的双眼见证，天体在空中每24小时旋转一周。可是某些人不是喜好猎奇就是在卖弄聪明，竟得出地球运动的结论；而且他们主张第八重天和太阳都不旋转。……只有缺乏诚实和庄重才会公然宣布这种观点，这是有害的例子。一个善的心灵应接受并顺从上帝启示的真理。5
然后梅兰希顿开始收集大量反哥白尼的《圣经》段落，他强调了《传道书》（Ecclesiastes 1：4-5）的著名诗句，其中写有“地却永久长存”以及“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最后他提议采取严格的措施来制止哥白尼派不敬神的学说。
其他的新教领袖也很快加入拒斥哥白尼的行列。加尔文在他的《〈创世纪〉注》（Commentary on Genesis）中引述《诗篇》（Psalm）第93篇开头的诗句——“大地同样坚定，不得动摇”——他质问：“谁胆敢将哥白尼的权威置于圣灵之上？”6引述《圣经》日益成为反哥白尼论证的一个有利的来源。到了17世纪头几十年，许多教派的牧师都开始逐字逐句地在《圣经》中寻找新的能够挫败地动说的信徒们的段落。哥白尼学说越来越频繁地被贴上“不信神”和“无神论”的标签，大约在1610年以后，天主教会正式加入反对哥白尼学说的战斗，并正式指责它为异端。1616年，《天球运行论》和所有支持地球运动的著作被列入禁书目录。天主教徒被禁止讲授哥白尼学说，甚至不许阅读，只有那些经过修订、删除了所有关于地动说和日心说内容的版本除外。
以上的简述展示了被部署来反对哥白尼及其追随者的军械库里最流行、最强大的武器，但是几乎没有表明这场战争究竟是关于什么的。上面提到的大多数人非常愿意反对地球运动，把它看作是荒谬的或是和他们未能提到的权威相冲突的，但也许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哥白尼学说对思想的整个构造具有潜在的破坏力。他们强烈的教条主义掩饰了他们的动机，但哥白尼学说并没有清除这些动机。不只是一幅宇宙图景，也不只是《圣经》的几行文字面临危机。基督教人生这幕戏剧和已经被置于这幕戏剧之上的基督教道德，不会那么容易适应这样的宇宙，在其中地球只是诸多行星之一。在但丁于14世纪初描述的基督教思想的传统结构中，宇宙论、道德和神学就一直交织在一起。3个世纪后，在关于哥白尼学说的争论达到顶点时所表现出来的劲头和恶毒，证明了这一传统的力量和生命力。
当哥白尼的学说被认真对待的时候，它给虔信的基督徒提出了许多重大的问题。例如，如果地球仅仅是六颗行星之一的话，人的堕落与救赎的故事作为基督教生活的重要支柱如何才能保留？如果还有其他本质上类似地球的物体，上帝的善必然使它们也有人居住。但是，如果其他行星上也有人的话，他们怎么会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怎么会有遗传的原罪呢？而只有这些才能解释为什么人类在全善全能的神为他创造的地球上会有那些无法理解的艰辛。再者，其他行星上的人，怎么会知道有一个救世主将永生的可能性向他们敞开呢？或者，如果地球是一颗行星、一个离开宇宙中心的天体，人类作为恶魔与天使之间的中介和焦点的地位又会变成什么呢？如果作为行星的地球分有了天体的本性，它就不能成为罪恶的巢穴，而人类本该渴望逃离它而趋向天的神圣的纯洁性。同样，如果天分有了从行星地球上可以清楚看到的恶和不完美，它就不能成为上帝合适的住所。最糟糕的是，如果宇宙像许多后期哥白尼派认为的那样是无限的，那什么地方能够安放上帝的宝座呢？在一个无限的宇宙中，人将如何找到上帝和基督呢？
这些问题是有答案的，但答案不容易得到；它们并非无关紧要；它们有助于改变普通人的宗教体验。哥白尼学说需要人们转变对于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以及对于道德之根基的认识。这种转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而且在哥白尼学说的证据仍然像《天球运行论》中那样不具有决定性的时候，这种转变几乎没有开始。在转变完成之前，敏感的观测者们很可能发现传统的价值观与新宇宙论相冲突，而且指控哥白尼学说为无神论的频率，证明了行星地球的概念对许多观测者来说已经构成了对既成秩序的威胁。
但是无神论的指责仅仅是间接的证据。更有力的证词来自那些感到不得不认真对待哥白尼的革新的人们。早在1611年，英国诗人、牧师约翰·邓恩（John Donnes）对哥白尼主义者说：“你们的意见很可能是真的……［无论如何，它们正］悄悄钻进每个人的思想中。”7但是，他从即将来临的转变中，除了罪恶，几乎什么也不能发现。就在他极不情愿地承认了地动可能性的同一年，他在《剖析世界》（The Anatomy of the World）中刻画了对日益迫近的传统宇宙论的解体的不安，在这首诗中“这整个世界的脆弱和腐朽被描述出来了”。邓恩的不安有一部分就特别来自哥白尼学说：
新哲学让一切事情都起疑，
火元素被排除在外；
太阳迷失，地球呢，
人们的智慧也不能指引他去哪里寻找
人们公开地承认这个世界已被消耗殆尽
在星丛中，在天空里
他们寻觅如此多的新东西
然而这些也随之化为原子
所有的东西都成碎片，将它们黏合在一起的东西不复存在
所有的都只是原料，所有的只是相互关联
王子与臣属，父亲与儿子，都被忘记
因为每一个人都认定自己是一只凤凰
于是他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
他本来应该如此归属，但是他认定他只是他自己8
56年之后，至少科学家们已经压倒性地接受了地球的运动以及地球作为行星的身份时，哥白尼学说给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带来了同样的基督教道德问题，尽管他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像邓恩一样，弥尔顿认为哥白尼的革新很可能是正确的。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他用很长的篇幅描述了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但他拒绝在他描述的二者之间深奥的技术争论中偏袒任何一方。但是在他的旨在“向世人昭示天道”9的史诗中，他不得不使用传统的宇宙论框架。《失乐园》的宇宙和但丁的宇宙不尽相同；弥尔顿的天堂和地狱的位置所源自的传统比但丁的还要古老。但是弥尔顿描绘人之堕落的大地舞台，仍然必须是一个唯一、稳定、位于中心的物体，是上帝为人创造的。尽管《天球运行论》的出版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基督教的这幕戏剧以及建立在它之上的道德，仍然不能适应新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地球只是一颗行星，新的世界可以“在行星和天空上”不断被发现。
邓恩的不安和弥尔顿的宇宙论选择，说明了科学界之外的一般情况，而这在17世纪是关于哥白尼学说的争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情况，甚至比哥白尼学说表面上的荒谬性或者它与既有运动定律之间明显的冲突，更加能够说明它在科学圈子之外所遭遇的敌意。但是它们也许既不能完全说明这种敌意有多强烈，也不能完全说明新教和天主教领袖都具有的意愿：使反哥白尼主义成为教会的官方教义，以便证明对哥白尼派的迫害是正当的。存在对哥白尼的革新的强烈抵抗是容易理解的——它明显的荒谬性和破坏性并没有被有效的证据所抵消——但是，这种抵抗偶尔采取的极端形式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在16世纪中期以前，基督教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先例：主要宗教群体的官方领袖使用《圣经》文本的字面意义来镇压一个科学的、宇宙论的理论。甚至在天主教的早期，当著名的教父如拉克坦修等引用《圣经》来摧毁古典的宇宙论时，也不存在一个教徒们必须追随的天主教官方宇宙论立场。
实际上，新教官方的反对的激烈程度，远比天主教的容易理解，因为新教的反对似乎可以与源自教会分裂的一个更基本的争论联系起来。路德和加尔文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希望回归纯朴的基督教，就像在耶稣和早期基督教父的言论中所发现的那样。对于新教的领袖来说，《圣经》是基督教知识唯一的基本来源。他们激烈地反对接二连三的专制教廷在信仰者和他们信仰的源泉之间设置的宗教仪式和微妙的说理。他们痛恨对《圣经》的繁复的隐喻和寓言式的解释，他们在宇宙论问题上对《圣经》字面意义的坚持，自拉克坦修、巴兹尔、科斯马斯的时代以来从未有过。对他们来说，哥白尼似乎是所有拐弯抹角的重新解释的一个象征，这些解释已经在中世纪晚期将基督徒与他们的信仰基础相分裂。因此，新教官方用狂暴的雷鸣来对准哥白尼几乎是自然的。容忍哥白尼学说，就会是容忍某种对待《圣经》和对待常识的态度，在新教徒看来，正是这种态度已把基督教引入歧途。
哥白尼学说因此间接地卷入了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更大的宗教冲突之中，这种卷入肯定可以解释哥白尼学说的争论为何会招致某些极度的怨恨。新教领袖如路德、加尔文、梅兰希顿等，带头引用《圣经》来反对哥白尼和促进对哥白尼派的镇压。因为新教徒从未拥有天主教所拥有的警察机构，他们的压制措施很难有后来天主教徒所采取的那样有效，而且在哥白尼学说的证据变得难以抵挡时，它们更容易被放弃。不过新教徒仍然提供了第一个有效的制度化的反对。莱茵霍德对他在计算《普鲁士星表》时运用的数学体系的物理真实性保持沉默，通常认为这显示了新教的维滕堡大学对哥白尼学说的正式反对。在《天球运行论》的开头加上了伪造的辩解书的奥西安德也是一个新教徒。哥白尼天文学的第一个直言不讳的捍卫者莱蒂克斯也是一个新教徒，不过他的《第一论述》写于他离开维滕堡之后和《天球运行论》出版之前；在返回维滕堡之后，他再也没有发表过哥白尼主义的文章。
哥白尼死后60年间，天主教几乎没有像新教那样反对哥白尼学说。个别天主教神父表达了他们对新的地球概念的怀疑和憎恨，但是教廷本身保持了沉默。在一流的天主教大学中，《天球运行论》被阅读，而且至少是偶尔地被教授。莱茵霍德基于哥白尼数学体系的《普鲁士星表》在1582年被格里高利十三世用于改革为天主教世界颁布的历法。哥白尼自己也曾是一个神父，而且德高望重，对天文学和其他事务均广泛地发表意见。他的著作被题献给教皇，在催他出版这部著作的朋友中有天主教的一个主教和一个红衣主教。在14、15和16世纪期间，教会并没有强迫它的成员在宇宙论上保持一致。《天球运行论》本身就是在有关科学和世俗哲学的领域许可给教士们的言论自由的产物。甚至在《天球运行论》之前，教会就已经孕育了更具革命性的宇宙论概念而未引起神学上的慌乱。在15世纪，赫赫有名的红衣主教、教廷特命大使库萨的尼古拉已经提出过一个激进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宇宙论，甚至并不担心他的观点与《圣经》之间的冲突。尽管他把地球描绘成一个运动的星体，就像太阳和其他恒星一样，尽管他的著作广泛传播、影响很大，但他并没有受到他的教会的处罚甚至是批评。
因此，当1616年（更明确地说是1633年）教会禁止教授或相信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以及地球绕太阳转动的时候，教会是在逆转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实践中所暗含的立场。这一逆转使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徒感到震惊，因为它允许教会反对一个几乎每天都有新证据被发现的物理学学说，也因为对于教会来说，明显已经存在另一个可选择的态度。同一策略在12和13世纪曾允许教会包容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也可以在17世纪应用于哥白尼的学说。它们已经以有限的方式得到了运用。奥瑞斯姆在14世纪关于地球周日旋转的讨论，就没有忽略《圣经》中地球不动的证据。他先引用了上面提到过的两段《圣经》中的话，然后做了回答：
对于……有关《圣经》说太阳转动等事情的讨论，人们可以说，这里是为了适合普通人说话的方式，就跟［其他］几处一样。例如，《圣经》中记载了上帝后悔以及发怒和息怒，还有所有其他的并不完全是听起来那么回事的事迹。这个看法也适合于我们的问题，我们读到上帝用云彩覆盖天空：……但实际上是天空覆在云上。10
尽管哥白尼学说需要的重新解释可能会更加极端，代价也更高，但相同类型的论证应该就够用了。18和19世纪的时候，也使用了类似的论证。甚至在17世纪，在禁止哥白尼学说的官方决议已经生效的时候，一些天主教领袖意识到，类似这些影响深远的重新表述很可能是必要的。1615年，教会官方首领红衣主教贝拉明，这个一年以后谴责哥白尼观点的人，写信给哥白尼主义者弗斯卡里尼（Foscarini）说：
假如有真实的证据表明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处在第三重天，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动而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动，那么我们就应当非常慎重地去解释那些似乎教导相反意见的《圣经》章节，宁可承认我们没有理解它们，也不要宣称一个被证明是正确的观点是错误的。11
贝拉明的自由开明很有可能只是表面上的，而不是真实的。他的信中下一句写道：“但是，至于我自己，我不会相信有这样的证据存在，除非它们展现在我面前”，而且这句话是在完全知道望远镜获得的种种发现的情况下说出来的，而伽利略正是利用这些发现为哥白尼的革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新证据。我们可以怀疑要什么样的证据才会让贝拉明视为反对《圣经》字面意思的“真实的证据”。但他至少原则上意识到，有可能存在证据使重新解释成为必要。只有到了17世纪20年代，天主教的权威们才开始对《圣经》的证据给予越来越大的分量，并且相比过去几个世纪对思辨性的异议给予了更少的言论自由。
不断增长的原教旨主义立场构成天主教宣判哥白尼有罪的基础，我认为这种立场一定是教会对新教的反叛所带来的压力的一种回应。事实上，哥白尼学说在反新教改革运动期间被定罪，而此时正是教会企图适应新教批评而进行的内部改革导致最大震荡的时候。反哥白尼主义（至少部分地）似乎是这些改革的举措之一。1610年以后教会对哥白尼学说更为敏感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终于对地球运动更完全的神学后果有所醒悟。在16世纪，这些后果很少被搞清楚。但是在1600年，哲学家、神秘主义者乔尔丹诺·布鲁诺被处死在罗马的火刑柱上，这一整个欧洲都闻其喧嚣的事件强调了那些神学后果。布鲁诺被处死并不是因为哥白尼学说，而是因为他对三位一体的看法中包含了一系列神学异端思想，这是天主教以前就处死过的异端思想。他常常被称作科学的殉道者，但他并不是。不过，布鲁诺发现哥白尼的学说同他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德谟克利特式的无限宇宙观相适合，他的宇宙包含了由一位多产的神产生出来的无限个世界。他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宣传哥白尼学说，并给它赋予了一种在《天球运行论》中找不到的意义（见下面第七章）。教会当然害怕布鲁诺的哥白尼学说，并且这种恐惧可能也刺激了他们做出前述回应。
但不管什么原因，教会的确在1616年使哥白尼学说成为教义上的争端，而且在这场反对地球运动的战斗中所有最过分的行为——宣判哥白尼的学说有罪、伽利略放弃主张并被“关押”、天主教中著名的哥白尼主义者被免职和放逐——都发生在这一年或以后。宗教裁判所针对哥白尼学说的机器一旦发动，就很难停下了。直到1822年，教会才允许刊印认为地球运动是物理实在的书籍，而那时所有新教教派，除了最顽固保守的以外，都早已被说服了。教会对地球静止问题的官方介入，对天主教科学，以及后来对教会的声誉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1633年，年迈的伽利略悲惨地被迫放弃自己的主张，在天主教文献资料中没有一件事像此事那么频繁那么恰当地被引用来反对教会。
伽利略被迫放弃主张这件事，标志着反对哥白尼学说的战斗达到了顶点，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放弃声明直到战斗的结果已经可以预见的时候才发表。在1610年之前，当对哥白尼学说的反对汇合时，除了地动说最狂热的拥护者以外，所有人本该都被迫承认，哥白尼学说的证据微弱而反对的证据强大。也许《天球运行论》的根本前提本该废除。但是到了1633年，事情不是这样了。在17世纪的头几十年间，新的、更强大的证据被发现，战斗的局面改变了。甚至在伽利略放弃主张之前，新的证据就已经把对哥白尼学说的反对，变成了一种毫无希望的殿后行动。本章余下的部分将考察三位哥白尼的直接继承者从天空中得到的新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