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中的教育
教育伴随着人类社会一起形成、发展。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没有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有教育，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有了教育，才有了人类社会的成型和发展。
教育是人的一种行为或者说人所建立的一种制度，受到社会的制约和影响。但同时，在一个没有教育的世界里，社会不成为社会。因为社会最重要的组成要素——人，如果脱离了教育，将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即便其生理上形成了人体形状结构，但其行为和伦理道德意识上，跨不进人类社会。人之成为人，不是简单生理成熟就可以，重要的是社会成熟。所谓社会成熟，意味着人须得完成社会化——接受社会特有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行事逻辑。这些都必须通过教育来完成。
社会化是一种把人从生理存在改造为社会存在的行为，可以把教育看成是社会化的一条主要途径，或者说是达成社会化的一个主要工具。“途径说”“工具说”虽然有矮化教育之嫌疑，但不可否认，确实把握住了教育的一个重要本质特性。从这一角度说，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没有教育就不可能有社会化了的人，而没有社会化的人，就很难想象会有人类社会。即便有原始的集群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也不能孕育出文明的、文化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
以上这一点具有普遍意义。也正因此，人类社会无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演化出制度、结构、性质上如何不同的形态，每个社会都一定不会不重视教育。
中国具有很长的重教传统。翻开中国教育思想史的各种著作，都能读到古人对于教育意义的许多真知灼见。“由于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知道教育的重要，所以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教育活动。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教育家。”[1]而在教育思想方面形成独自体系并完成系统化的孔子，也早在两千多年前提出了许多观点主张，阐述教育对于社会之重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孔子认识到了“教育的力量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所发生的重大作用”，“把教育放在治国治民的首要地位”。[2]
西方对于教育的重要性同样领会充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既是哲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苏格拉底特别关注教育和社会的研究，展开了对于“虔诚和不虔诚，美和丑，高贵与卑贱，公平与不公平，严肃与粗鲁，勇敢与胆怯，国家的本质和政治家”等问题的讨论，而“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他认为是如何教育青年成为一个好公民。……教育失败了，国家也就弱了、危险了”。[3](https://www.daowen.com)
教育意义的认识虽然中外都比较一致，但具体如何展开，社会不同、发展历史阶段不同，认识会有很大差异。教育实践有其特殊性，不同的社会，教育思想与实践各有其特点。我们一方面可以在普遍意义上来谈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教育应该怎样，另一方面又可以在特殊意义上来探讨具体落实到每个不同社会时，教育又是怎样的。每个不同的社会，对于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人，各有自己的认识。
比如教育史、教育思想史上经常提到的雅典与斯巴达的对比。这两个社会同处一个历史时间段，地理上也紧靠一起，互为邻国，而且都是古希腊城邦国家，但由于社会形态不同，教育呈现了鲜明的差异。一言以蔽之，雅典是“民主生活的教育”，而斯巴达是“军事教育”。
雅典是一个完全由公民组成的公民—国家社会，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辉煌。社会是民主、自由、理智的，公民是权力的主人，而教育也是根据这一理念来设计并展开的。雅典在教育上“强调把青少年培养成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公民”，由此而“创设了非常丰富且广泛的教育内容，并在教育史上首先提出了人的多方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4]雅典在德智体美各方面都对教育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德育方面强调礼仪的培养，重视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习惯；智育方面不仅注重读、写、算基本技能的掌握，还倡导三艺，突出文法、修辞、哲学的训练；体育方面则强调力与美的结合，展开五项竞技（赛跑、跳跃、角力、掷铁饼、投标枪），注重身体的协调、匀称训练；美育方面则是唱歌、舞蹈、弹奏、绘画等。雅典主张“用体育锻炼出儿童健美的体格；用美育发展儿童的行为美、语言美；用德育剔除儿童心中的邪念，使他们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毅力；用智育使儿童获得真正有用的学问，成为身心既善且美，和谐发展的人”。[5]
斯巴达则完全不同。这是一个贵族的军事的国家。在斯巴达，所谓的教育是培养战士，而为儿童提供教育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儿童也是完全属于国家的。即便早期教育阶段主要在家庭展开、由母亲具体负责，但从内容上看，早期教育也带有浓厚的国家色彩，包括了忍受痛苦、接受贫困、经受吃苦耐劳和身体能力的锻炼。“虽然仍是小孩，但被送到成人俱乐部去听讲或观看年长人的模范行为。所有这些早期教育都贯彻了斯巴达生活的理想和道德。”[6]
“斯巴达的教育制度是残酷的。跳舞、合唱、军事演习是锻炼儿童的腿脚，为了在战时使用灵活。在斯巴达课程中把音乐和文学放在很不重要的地位。……斯巴达人不喜欢雄辩和情感，因为它是放纵的信号。他们欣赏‘简练’。他们用荷马诗、战歌、民歌来描绘对国家的勇敢和忠诚。”[7]
“儿童到18岁，他准备去受紧张的军事训练。他要献身于以后的12年。青年组的成员被送去进行对抗演习。他们常常伏击奴隶，作为战争的练习。……假如他在各种测验和表演中都证明他是好样的，那么到30岁他就成为一个公民，于是他有责任参加集会或入公共兵营，或作儿童的教师。”[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