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特征和学术传统

农村社会学也称为乡村社会学。两者间的差异主要源于汉语中农、乡二字的区别，前者强调产业、职业层面的“农”，后者则突出作为生活空间、兼具产业和职业多样性的“乡”。考虑到绝大部分乡村是以农业为基础，本书沿用“农村社会学”这一习惯称呼。

面对“农村社会”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农村社会学的任务实际上等同于一般社会学，也就是要兼顾其中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揭示所有这些领域的特征和演变趋势。由于农村与城市是两种不同的主要社会（区）类型和生活方式，而社会学的主旨在于解释人类社会从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动力机制及其伴随的问题，因此需要重视索罗金和齐默尔曼的主张：这门学科的重点是在与城市社会的比较中描述农村社会普遍而持久的特点和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农村社会内部各个领域之间、农村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1]

农村社会学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20年代初传入中国，最早由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美籍教授卜凯开讲，随后有乔启明、杨开道等中国学者跟进。与稍后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相呼应，许多农村社会学家发起或参与了多起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并由此产生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土地利用》《江村经济》等代表性成果，标志着中国农村社会学走向成熟。而在经过50年代以降的长期沉寂之后，中国农村社会学与社会学整体一起于80年代初开始重建，成为汇集学者较多、成果也较丰硕的领域。相关研究紧密围绕那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展开，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工业化和发展模式、城乡关系和小城镇建设、农村社会流动与分化、农民负担及其引发的社会冲突、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农村家庭和宗族、农民合作、城镇化浪潮对乡村的冲击、进城农民的权利和城市融入、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农村教育和环境问题，等等。这些繁多的议题反映了这门学科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和高度的综合性。

高度的综合性意味着农村社会学的地域空间指向，它不同于其他分支社会学往往主要针对政治、经济、教育或文化、组织等单一领域。正因如此，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学习这门学科需要注意以下四条原则。(https://www.daowen.com)

一是综合-系统的视角。农村社会是深度包容在自然环境中的有机系统，农民家庭的生产和生活是一体的，这一地理-社会空间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家庭等诸多要素或领域。这种属性决定了这门学科的知识要求更为广泛。除了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之外，还要向其他学科，尤其是人类学、农业经济学，以及历史学和地理学吸取营养，以达到对农村社会和农民文化的全面理解。换句话说，需要将这门学科理解为“关于农村社会的学问”，而不是“农村+社会学”。

二是动态-变迁的意识。要切忌静止地看待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应重视其长期的历史过程和动力机制，兼顾社会变迁或转型意义上的变和不变。在这种历时性比较中，把握适当的时间尺度非常重要。以中国农村而论，需要了解五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和特征：明清时代奠定的“底色”；19世纪中期开始的蜕变；20世纪中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村的改造；改革开放对农村的重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浪潮对乡村的解构。

三是横向比较的视角。除了与农村自身历史的纵向比较之外，还需要确立三个横向比较的维度。一是与城市社会的比较，借此更准确地理解农村社会的特征和机制；二是国内不同农村区域之间的比较，这将有助于避免对“中国农村”做单一性理解，而认识到其中的多样性和差异；三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农村的比较，借此把握那些真正属于“中国特色”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特征。

四是实践取向。超越智力游戏是这门学科的内在要求，它意味着要不断地“走进田野”，从农民的实践中获得真知或真实的“发现”，并将其反馈给农民和决策机构，以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福祉的提升。实际上，从美国社会学家参与乡村生活运动并长期关注农业技术推广，到中国社会学家深入参与乡村建设运动，都显示了这门学科的实践性，而费孝通的“志在富民”及其对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探索，更是一种珍贵的学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