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层次和村庄类型

农村是以从事农业活动的人群为主体构成的区域性社会。它既可以泛指对应于城市区域的农村地区，其中集镇是中心，又可以具体指向特定的村落或自然村，也即社会学所称的农村社区（rural community）

农村社区通常被视为自成一体的单个村庄，如太湖东岸的江村和云南高原的禄村、易村，但在规模较小时也可能是“一个以上的村庄，因为生活上的需要，自然组成的一个适当的圆满的合作单位”^[2]。根据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到2016年，中国大地上存在着317万个自然村，它们组成近60万个村民委员会。其中既有十来户人家构成的散村，也有上千个家庭组成的大型村庄。数量庞大的自然村既是目前5亿多乡村人民的居住地和大部分城镇居民的“老家”，也是14亿中国人的食物来源地和中国农业文明的主要载体。

将小规模聚落称为村最早是在魏晋时期，这与当时的屯垦以及北方战乱造成民众屯聚自保的历史有关。^[3]唐代以后，不同地区的村庄开始带有繁多的名称，如反映自然地理形态的沟、坡、岗、岭、峁、塘、湾、凹，体现人文营造特征的店、铺、坊、集、堡、寨、庙、桥，以及带有军事遗迹的卫、营、都，如此等等。除了以地理形态命名，许多村庄还会冠以一个或两个血缘集团的姓氏，如张庄、马王村、郝家寨等，反映了村庄的历史与特定族群的关系。

从生计方式和产业的角度，可以将名目繁多的村庄区分为农业村、牧业村和渔村、工业村，乃至于可能属于过渡现象的“城中村”和城郊村。就广大农区的状况来看，又可以主要依据地理形态的差异区分为平原村和山村两种类型。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山间丘陵地区的村庄往往规模较小，房屋依地势修建，住宅、庭院和道路的布局难以规整。至于平原地带的村庄，受到水源、耕作距离和安全状况等影响，在旱地和水乡又有不同。在华北平原，出于“共井、共保”的需要，往往形成较大规模的集团性聚落，村庄之间相距较远，村外少见独立房舍；而在河塘密布的江南平原，水网分割造成村庄的规模较小、聚集度较低，村庄之间相距不远且界限模糊。^[4](https://www.daowen.com)

村落的规模和聚集状况所体现的居住方式，不只是受到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也揭示了“某些社会气质”和物质文明的特点^[5]，包含着村民和村庄的内外社会关联。大致说来，近代华北村庄的内聚性显著而村际关系疏远，并且因为商品化程度较低而与市镇的联系不那么频繁，江南地区和成都平原的村庄则表现出邻里关系较为松散，而与集镇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也是当地集镇“茶馆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6]

尽管有着上述区域差异，与现代城市社区相比，绝大部分自然村通常具有三方面的共性。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密、高度融合，村庄常有独自的小生境或风土，人们在对自然的顺应中改变着自然，这不同于现代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分离。二是生产与生活紧密结合，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高度重叠，劳作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不同于现代城市中“工作”与生活的分离。三是今人与古人共居（庐、墓共存），现世与往世和来世相连，容易形成贯通本人与祖先和子孙的历史联结感，具有高度的继承性，这不同于现代城市的高流动性和低归属感。

这些共性表明，村落是一个凝聚了多种功能的复合性空间，生产、生活、生态融为一体，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紧密，村民们在其中从事着食物和生命的再生产，完成世代继替。这种完整性促成了村人的归属感、联结意识和扎根意识，因此，村落是具有共同的事业和生活（方式）的更为实在的共同体，有别于现代城市中的商业性住宅区——后者主要是行政话语中的“社区”，其中的居民少有内在的联系和认同感。

在确认了这些特征之外，需要观照血缘关系对村落社会关系的影响。这是社会学、人类学认识中国村庄的必做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