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
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雷蒙德·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3.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
4.陈吉元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5.王颉等：《多维视角下的农民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张玉林：《流动与瓦解：中国农村的演变及其动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7.阎云祥：《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1]Sorokin P，Zimmerman C，P rinciples of Rural-Urban Sociology，Henry Holt and Company，1929.
[2]乔启明：《乔启明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38页。
[3]参见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中），张雪锋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78-597页。
[4]以面积达“3730方里”（约933平方公里）的河北定县为例，1928年仅有470个村庄，平均2平方公里一个村庄，其中东亭区62个村庄的平均户数达168户、三分之一的村庄超过200户，最大的村庄有458户（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3、177页）。而在浙江省海宁县（1986年改为海宁市）68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20世纪80年代初散布着3702个自然村，平均每平方公里5.4个，平均每村33户居民，其中规模在20～40户的村接近一半（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5]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1页。
[6]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7]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8]以浙江忠义乡为例，晚清时期存在的124个村中，34个属单姓村。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对浙北某乡52个自然村的调查显示，单姓村仅3个。参见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9]参见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5-81页。
[10]此处的归纳参照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和福武直（《日本の農村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版）的相关论述。
[11]张玉林：《転换期中国の国家と農民（1978—1998）》，日本农林统计协会，2001年，第11-12页。
[12]此处的概括参照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页。(https://www.daowen.com)
[13]与此相似，日本农业经济学家神谷庆治认为，农民行为的两个基本特征是“小利大安”和“等待观望”，也就是以安全为大、追求小的利益，缺少首创精神。转引自祖田修：《农学原论》，张玉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4]参见福武直：《日本の農村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版。
[15]参见雷蒙德·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16]Michael Lipton，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A Study of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7]参见郭书田、刘纯斌：《失衡的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投入总课题组：《中国农业的支持与保护》，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19]按2010年的标准衡量则多达7.7亿人，贫困发生率为97.5%。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8》。
[20]参见《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1]秦晖：《农民、农民学与农民社会的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李银河、陈俊杰：《个人本位、家本位与生育观念》，《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有关“贱农主义”的考察参见张玉林：《流动与瓦解——中国农村的演变及其动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125页。
[22]张玉林：《大清场：中国的圈地运动及其与英国的比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23]参见刘创楚、杨庆堃：《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卢作孚：《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载《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4]乔启明：《乔启明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页。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49页。
[25]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26]参见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27]一项对31个省份72个村的调查显示，“53%的儿女对父母感情麻木”，“吃得最差、穿得最破、住得最小的是老人”。对山东某镇43个村庄1186位老人调查显示，与儿女分居者占72.2%，三餐不饱者占5.6%，衣着破旧者占85%。（见《北京青年报》2006年3月1日、2009年6月22日的相关报道。）关于“代际剥削”的论述见贺雪峰：《谨防城镇化进程中的代际剥削》，《学习时报》，2010年4月12日。
[28]参见徐安琪：《世纪之交中国人的爱情和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9]全国离婚对数从1980年的34万对增加到2000年的121万对、2017年的437万对，离婚率已经达到3.2‰。详见《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度版。
[30]Farshad Araghi，“Global Depeasantization，1945—1990”，in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1995，36，pp.337-368.Yansui Liu，Yuheng Li，“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in Nature，2017，548，pp.275-276.生活在世界城市地区的人口比例从1960年的33%上升到2016年的54%，巴西在1960—2015年间减少了73%的农村人口。而在当代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人口流出产生连锁效应，65岁以上老人占村庄人口一半以上的“极限村落”大量出现。参见张玉林：《“现代化”之后的东亚农业与农村社会》，《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31]参见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2]例如，河南省在2012年曾规划近万个“新型农村社区”，到2016年底已建成和在建3250个，因普遍规模较大而被称“万人村”，但其中有1366个成为“烂尾社区”，直接损失600多亿元（见新华社2016年12月29日的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