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的历史与流派
1.欧洲传统时期（1840—1920年）：关于城市社会学的早期研究
社会学起源于欧洲，由法国著名哲学家孔德创立。大多数早期美国城市社会学家都曾在欧洲著名学者门下学习[11]，所以说产生于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与欧洲传统时期的学术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工业革命的发起使得城市与农村差异明显，道德、文化、价值观冲突不断，部分社会学家们也开始将农村与城市的比较作为切入视角，发展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与参考意义的理论。
2.城市社会学的创立时期（1920—1960年）：芝加哥学派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早期北美逐渐开始了城市化进程，工业经济迅速发展，大量移民涌入美国。美国城市急速增长，同时各种社会问题相继出现，迫切需要应对方法。此时，以帕克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建立了第一所城市研究中心，他们采取特有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以城市社区为研究对象，针对当时美国尤其是芝加哥的城市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城市研究，城市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此诞生。
芝加哥学派是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的几位学者以及他们关于城市社会研究学术思想的统称，它也包括英国的查尔斯·布什等对城市社会进行开创性研究的社会学者。芝加哥学派主要是以芝加哥为研究城市，因为在当时的美国，芝加哥市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而且爆发出了大量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芝加哥市是世界上最完整的社会实验室之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比芝加哥呈现出更多的典型社会问题”。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帕克、伯吉斯和麦肯齐。其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提出了三种城市空间基本模型：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型、霍伊特的扇形模型、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核心模型。
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士怀特曾经写下了著名的《街角社会》，从参与社会观察的角度，以“零距离”接触研究对象的方式观察、思考和研究，奠定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的基础。[12]托马斯和兹纳尼茨基合著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1918—1920）》是该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芝加哥学派对人文区位、邻里关系、人口、种族、犯罪、贫民窟等问题的研究，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范例。这一时期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帕克的《城市——对都市环境研究的提议》（合著，1925年）、《都市社区》（1926年），伯吉斯的《家庭——相互影响的个性之统一体》（1926年），沃思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1938年），佐巴夫的《黄金海岸和贫民窟》（1929年），思雷舍的《团伙》（1927年）等。[13]
3.城市社会学的欧洲繁荣时期（1970—2000年）：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与新韦伯主义学派(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对城市问题的争论就集中在对城市研究的空间概念化上，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一切生产都以利益为中心，城市充斥着不平等与矛盾冲突，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将城市公共空间与物质空间、政治空间联系起来，试图保证他们的社会再生产、物质收益和财富积累，政治和经济制度被给予了高度重视。此时的社会学家们对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广泛使用与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思想，所以也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列斐伏尔、哈维和卡斯特等人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以城市空间批判主义为代表，哈维以空间正义论为代表，卡斯特的空间集体消费论最为广泛流传。
新韦伯主义学派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一同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都属于新城市社会学的一支理论流派。新韦伯主义学派继承了韦伯的思想，将社会结构与城市空间结合相关联，对个人行动的价值给予关注并以市场价值来进行阶级的划分。他们非常关注城市资源分配不平等、社会冲突与权力分配等问题，强调科层制度或官僚体系以及个人自主行为在分析城市问题中的重要性。新韦伯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雷克斯、墨尔和帕尔等，“住房阶级”和“城市经理人”是该学派最有影响力的两个理论。雷克斯和墨尔关注人们对城市有限资源如优质住房资源的获取情况，他们认为获取有限资源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市场竞争即根据个人的收入水平给予购买资格，二是通过科层制的分配机制即申请政府兴建的公共住房资格的认定。[14]这两种方式都隐含了某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对待的出现势必导致更加激化的矛盾。帕尔提出了城市经理人理论，认为在分析城市问题的过程中应该关注个体的能动性与自主性，个体并非完全受制于社会结构，尤其是在国家对消费领域介入范围越来越广的情况下，科层体制中的高权利者与握有实权者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可以对城市空间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4.城市社会学的美国新发展时期（1960—2000年）：洛杉矶学派的兴起
随着芝加哥学派的学者逐渐向其他大学与研究机构迁移，20世纪80年代初，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的城市研究人员开展了洛杉矶地区的理论化研究，逐渐兴起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洛杉矶学派。洛杉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爱德华·索亚、迈克尔·迪尔、迈克·戴维斯、艾伦·斯科特等。他们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城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如索亚的《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996年）和《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1998年），迪尔的《从芝加哥到洛杉矶：理解城市理论》（1995年）和《后现代都市状况》（2000年），戴维斯的《石英城市》（1990年）和《布满贫民窟的星球》（2006年），斯科特的《城市：洛杉矶与20世纪末的城市理论》（1998年）和《全球城市区域：趋势、理论、政策》（1999年）等。这些研究深化了洛杉矶学派最具特色的后工业全球化大都市的城市研究。[15]
索亚认为，洛杉矶是一个分散的大都市，各种团体的出现使得政治去中心化、权利结构片段化。伴随着这种转变的是一种后现代意识、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构，它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方式。城市中心的功能是城市全景监视，这是国家行使社会控制的战略监视点。从城市中心出来，延伸出一个“楔形”和“城堡”的混合体，穿插在林荫大道形成的走廊之间。他将洛杉矶视为“各种巨大主题公园的聚集”。[16]迪尔在《从芝加哥到洛杉矶：理解城市理论》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城市地方生产实践中的多重转变，从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记录了洛杉矶城市的变化。他将洛杉矶作为后现代城市的典型代表，在这种后现代城市政治中，人们、社区和企业通过与芝加哥方法特有的同心圆区域不同的分裂和分离来产生和维持，这种分裂和后现代观念表明了城市化的总体趋势，了解洛杉矶是了解全球城市化的基础。
洛杉矶学派认定城市崛起为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一个早期预警系统。[17]他们发现了不符合芝加哥学校长期模式的城市形式和过程，洛杉矶没有找到一个符合的同心圆模式的城市，它是一个多核心城市地区，其中心太弱，无法在所有不同的地方施加任何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