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就业途径研究[8]
成家立业是青年社会化阶段的首要任务。特别是“立业”，它往往伴随着青年从学校尤其是大学毕业时开始，在青年生命历程中比“成家”来得更早、同时也更为迫切的重大事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对社会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青年的就业方式逐渐从国家统包统配过渡到了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因而青年在即将走出校门时，择业和就业自然成为头等大事。而随着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开始逐渐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探讨青年或大学生就业问题时，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描述和分析他们在择业过程中所采取的或所依靠的具体方式或途径是什么，特别是最终帮助其顺利获得工作、达到就业的具体方式或途径是什么，同时对导致各种方式和途径发挥作用的相关因素进行一定的探讨。而这正是该项研究的目标。
该研究采取大规模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研究者2007年在全国12个城市进行了城市在职青年状况调查，调查对象是1976年及其以后出生的城市在职青年（年龄在30岁以内）。调查样本采用按比例分层的抽样方法进行抽取。调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规模为2357人。研究得到了下列主要结果。
第一，目前城市在职青年实现就业的各种途径中，自己应聘就业的占到一半左右，学校分配就业的约占20%，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获得就业的约占25%。自己应聘就业是最主要的途径。
第二，青年的城乡背景、文化程度、参加工作时间等因素与其就业方式的分布之间有一定关系：青年为城市背景时，依靠学校直接分配的比例相对较高，自己应聘的比例相对较低。来自镇和乡村背景的对象则正好相反。同时，与一般的看法有所不同的是，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获得就业方面，三者的总比例相差无几。(https://www.daowen.com)
第三，青年的文化程度与采用自己应聘就业途径的比例基本上成正比，而与依靠社会资本途径就业的比例成反比。总的趋势是，低文化程度青年，特别是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在就业时更依赖社会资本的途径，而具有本科和研究生文化程度的青年则主要依靠自己的人力资本自主应聘就业。
第四，青年就业的时间越早，通过学校直接分配就业的比例越大，而自己应聘就业的比例就越小。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就业的比例则基本上没有变化。这一结果反映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依靠自己应聘就业越来越成为青年就业最重要的途径。
第五，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青年的文化程度对于青年就业途径的分布具有相对重要的影响。除本科文化程度者外，在具有相同文化程度、但不同城乡背景的青年中，他们成功就业所依靠的途径基本相同。而本科文化程度者中，农村青年由于相对缺乏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只能更多地依靠自己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寻找就业机会。同时，对于不同文化程度的青年，参加工作时间的早晚对他们就业途径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对于初中、高中或中专等较低文化程度的青年来说，参加工作时间对他们就业途径的分布没有影响。但对于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来说，随着参加工作时间的不同，学校分配就业的比例急剧下降，自己应聘的比例显著上升，成为最重要的就业途径。
根据研究结果，研究者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
一是现有研究中一些以即将毕业的应届大学生为对象的调查可能存在的局限性问题。尽管从实际研究的可行性来看，这是一条合适的途径，但我们应充分意识到这条途径所存在的不足。研究者常常通过问卷调查，询问大学毕业生是否找到了工作，然后对找到的和未找到的作为两类进行统计分析，以说明哪些人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对“找到”工作有作用或有影响。问题是，由于调查往往是在大学生毕业之前进行的（基本上是在4月至7月），而此时那些在统计分析中被作为参照对象的“未找到”工作的对象，实际上还处在“找”的过程中，他们的就业过程尚未结束。所以，许多分析和结果实际上只是对那些“较早找到工作的”大学生的就业影响因素的分析，而不是对全体大学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的分析。而用这种从“较早找到工作的”对象那里得到结果，可能会给青年就业途径和相关因素的解释带来偏误。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该研究这种对“已就业青年”的研究结果或许具有更重要的参考价值。实际上，该研究关于青年就业途径的结果与现有的几项关于大学生就业途径的调查结果之间就存在较大差别。比如，该研究结果中，通过他人介绍找到工作的为25%，而现有一些调查结果中这一比例不到15%。这一差别主要是由于现有的调查都是在学生找工作的过程中进行的，所以，有些在研究者调查时“尚未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在后期更多地依靠各种社会关系找到了工作。
二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因素在青年就业途径上的作用问题。单独分析青年的城乡背景、青年参加工作时间与其就业途径分布之间的关系时，二者与就业途径之间都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但是，控制住青年的文化程度后进一步分析则表明，青年城乡背景因素以及青年参加工作时间早晚的因素与青年就业途径之间都发生了变化。作为社会资本基础之一的城乡背景的因素对就业途径的影响在大部分文化程度上都消失了，参加工作时间的因素也在低文化程度的对象身上消失了。这些结果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代表青年人力资本要素的文化程度因素对其就业途径分布的影响更加重要。或者说，表现在青年城乡背景、青年参加工作时间与其就业途径之间关系上的一部分结果，实际上是青年文化程度作用的影响。同时，研究结果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只有当青年人力资本相对缺乏（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时，他们在就业途径上才会相对较多地依赖社会资本（即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的途径获得就业的比例相对较大）。这一结果也为更深入地探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青年就业中的作用问题提供了新的参考。
三是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问题。研究者注意到了青年的文化程度，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的主要指标来进行分析。但实际上，人力资本的内涵要比文化程度的内涵更加广泛。同时，除了文化程度外，同样不能忽视学校类型和层次的影响。即对于同样是本科文化程度的青年来说，毕业于名牌大学还是毕业于普通大学，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不同的。所以，如果在今后的研究中增加学校类型的变量并进行控制，或许可以更好地分析青年的文化程度、城乡背景以及就业时间等因素对其就业途径的影响，也能更加客观地反映青年人力资本因素所具有的作用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