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 胜 糕

为摆脱窘境，除了呼吁国民政府增加薪资外，教授们的家属也使出浑身解数，为在昆明的生活增加经济补给。冯友兰回忆： “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教师所得到的，就是这种越来越不值钱的钱。他们大部分都是靠卖文或其他业余工作以补贴生活，也可以说是勤工俭教吧，但仍不够花。联大的部分教师，曾经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我也列在卖字的之内。”^[13]

但和一般的教授不同，校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专职联大事务，除了并不高的薪金，一家七口在昆明的生活还得靠夫人韩咏华卖定胜糕补贴。韩咏华回忆说：

我们和潘光旦先生两家一起在（清华）办事处包饭，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年、1939年还能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到后来就只够半个月了。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https://www.daowen.com)

为了补贴家用，联大有很多教授的夫人要做一些零活。我也和潘光旦夫人、袁复礼夫人组织了一个“互助组”，自制一种名叫“定胜糕”的上海点心。糕是粉红色，形状像银锭，由潘夫人在乡下磨米粉、煮豆沙，并准备其他原料，我和袁夫人负责做成糕，再由我送到冠生园食品店去寄卖。冠生园离家很远，为了省钱，我总是步行，来往路程需要一个半小时。又舍不得穿袜子，光脚穿一双破旧的皮鞋，把脚都磨破了，腿肿得好粗。这段日子是够苦的。但是我们选了“定胜糕”作为我们生产品的名字，以表达对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念。我把卖“定胜糕”得的钱，给两个大孩子每人六十元，读中学的每人二十五元，最小的也给五元，让他们添置学习用品。后来，梅先生很觉不安，因为教授夫人们孩子多，家务忙，顾了做零工，就顾不上管家，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以后由清华工学院为驻华美军承担设计，建造房子，得了钱分给教职工贴补生活，大家的日子就过得好一点了。

月涵一向忙于校务，家里人怎样生活，是否挨饿，他全然不知。直到看见我这样狼狈，看到教授们的太太这样疲于奔命地维持生活，他才着了急，向重庆政府教育部为大家申请了一些补助。还有一次教育部给了些补助金，补助联大的学生，我们当时有四个子女在联大读书，月涵却不让领取补助金。我当时参加了昆明女青年会的活动，参加活动的还有龙云夫人、缪云台夫人等。大家要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我备饭时，确实没有钱，就在大西门旁铺一块油布摆个地摊，把孩子们长大后穿不上的小衣服、毛线头编结的东西以及我自己的衣服等摆上卖，一个早上卖了10元钱，总算勉强把这顿饭备上了。^[14]

这样，梅校长夫人摆地摊的事也就流传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