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斗米的润例

吴晗在回忆闻一多治印时说过： “在青云街逼死坡上和华山南路正义路的几家文具店都有一多治印的广告，白纸上贴了二十几个各式字体的图章样子，右面附上印好的长条润例，外装玻璃框。润例开头似乎是石章每字二百，牙章四百，过大过小不刻。后来物价涨了，渐渐改到石章每字一千二百，牙章二千。”这是闻一多顺应时局变化对治印润例的调整，但无论怎么调也跟不上物价的变化。

对抗战时期昆明的社会状况，有人记述道： “昆明有三多：天上的飞机多，昼夜不停的嗡嗡着响。地上的吉普车多，到处可以看见中外军人驾着指挥车，东冲西撞。人们手上的钞票多，漫步街头，随时看见大人小人男人女人，警服袋里，菜篮子里提着一束束的钞票，卖小菜的老妈子也可以拿出几扎（每扎一千元）十元一张的钞票。钞票多的结果是币贱而货贵，平价肉要六百元一斤，小菜要百把元一斤，平价米二万元一市石。据实际买过米的人告诉我，平价米只能拿门牌一升两升的去挤购，如果稍微买多一点，只有找黑市。上月二十日左右，黑市米已达三万几千元一市石，没有门路还买不着。包子五十元一个，客饭六百元一客，黄包车的市价每里至少一百元。旅舍最起码的房价八百元一间。一个由内地初到昆明的旅客，几乎到处感觉受人欺负，被人当着‘阿木林’^[18]。”^[19]

当时有载：在这样的情况下，昆明地方政府实行了素食节约运动，规定每星期一、三、五吃素，不能屠宰猪牛羊，二、四、六日市上才可卖新鲜牛羊猪肉，如有违背这种规定的，罚金甚重。但吃素的几天，虽然不准吃肉，却可以吃火腿，鸡鱼鸭更不在禁吃之列。这样的素食运动，倒也可以使每日少杀猪牛羊数百头，对于节约消费，亦大有可观。

沈从文等诗文书镌联合润例

与素食运动同时并起的，则是文化界的“千字斗米”运动。当时，以联大教授为代表，他们新订了一张铅印的《论文演讲润例》，广为发放：

近来物价高涨，论文演讲所得之报酬价值甚微，同时精神与时间过分损失，同人等今拟有所节制，爰订润例如左：

（一）文稿每千字以斗米之值计；

（二）报纸星期论文每篇以二斗米之值计；

（三）演讲每次以二斗米之值计（演讲稿之发表须另依文稿付酬）；

（四）稿酬先惠，定时取稿，演讲报酬亦须先惠。(https://www.daowen.com)

附注：米价以惠酬时昆明中米之市价为凭。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赣愚　伍启元　朱自清　吴之椿　吴　晗　邵循正

　　　邵循恪　周作仁　周新民　胡　毅　徐毓枬　孙毓棠

　　　陈友松　陈雪屏　张印堂　崔书琴　贺　麟　费孝通

　　　曾昭抡　雷海宗　闻一多　杨西孟　蔡维藩　赵迺抟

　　　郑天挺　郑华炽　潘光旦　鲍觉民　戴世光

民国三十四年三月十日订^[20]

这篇润例成稿于《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之后，闻先生本人也在其中，从中透露出一代知识分子的诸多苦楚。演讲、作文，仅为几斗米的润例而绞尽脑汁，卖书、卖糕点、摆地摊则都不在话下了。

当然，联大也采取各种措施，设法解决教职工的经济困难。据施嘉炀回忆，当时，清华大学部分教师曾建议在教学之余组织一个有关科学技术的咨询机构，为在滇国营企业及地方建设部门服务，以所得劳动报酬供补助同人生活之用。此项建议得到梅贻琦常委的大力支持，认为可协助抗战后方生产和调剂西南联大同人生活，自助助人，并建议该组织命名为“清华服务社”。服务社开始时即承接昆明飞机场的测量与扩建设计，并为飞虎队修机场、盖房舍、造家具等。以后范围逐渐扩大，还生产当时社会上缺乏的用品以及机制木材等。该社所获利润都逐季均衡分配给西南联大同人。^[21]

不过，比起生活的艰苦，国家、民族的未来更是他们最为牵挂的。为此，教授们宁愿饱受生活的艰辛，也要在教育文化抗战的路上走得更为坚定、更为勇毅、更为执着。正如沈琨、沈靖回忆沈同教授时所说： “联大的物质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但联大人却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因为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知识分子的爱国赤诚就是不能以金钱换取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