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报声中弦歌声
联大迁到昆明后不久，日寇飞机也开始频繁光顾昆明上空，实施无休止的空袭，尤其数次对西南联大及云南大学等校实行精准轰炸。即便1941年飞虎队进驻昆明后，日机仍未停止对昆明的袭扰。在这样的情况下，跑警报便成了西南联大师生的家常便饭。
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后来专门写了一篇《跑警报》的散文，还专门解释了“跑警报”的含义： “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 ‘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 ‘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 ‘躲’，太消极； ‘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56]
汪曾祺的回忆，充分体现了联大师生面对困难的从容、乐观与坚定抗战必胜的积极心态。
为躲避日机轰炸，联大相应调整了授课时间。 “因为敌机的狂炸昆明，我们的上课时间不得不更改到早晨七时到十时，下午三时到六时。每一堂课的时间也缩短到四十分钟，中间休息五分钟。这五分钟实在是不够的，因为两个教室间的距离常常要走十几分钟才得到，而我们便只得在下课以后快跑到另一个教室去。警报一响，我们便绝不迟疑，但也并不慌张的从各个教室跑出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去躲避。但这时我们最大的问题除开担心目标很显著的校舍及舍内行李的被炸以外，便是食的问题了。早晨我们只吃得一两碗不经饱的稀饭，而一放警报便是四点钟以上，甚至八点钟。我们不得不在野外吃点东西，但一吃便非八角一元不可。若是每月只放十次警报，这意外的开支就叫我们担负不起了。”[57]
联大新校舍遭日机轰炸(https://www.daowen.com)
空袭虽造成了教学秩序的颠倒，却并不能完全影响到师生的生活。 “约莫十时光景，就拉警报，连饭也没有吃到，带着所有几件不值钱的破旧衣服和算尺一把、仪器一匣、数册书籍，慌慌张张地跑往郊外去。空袭时虽然不能上课，可是在郊外草地上，还得打开书本，演算习题，预备考试。飞机在头顶上往来盘旋，高射炮与炸弹共鸣着，机关枪且帮着助兴。”[58]
方龄贵回忆说： “联大同学认真读书风气之盛，随处可见。清晨，在校园里，乃至校外不远的田边地埂坟场，到处是一片琅琅的读书声，多半是在读外语。入夜，宿舍里的灯都熄了，还有同学到大饭厅去读书（那里的灯是通夜不关的），甚至在敌机来袭到后山躲警报时，同学们也都带着书抽空去读。有时空袭警报来时正在上课，教授和同学一起到山坡上躲警报，敌机轰炸刚过，警报还没有解除，教授就聚拢同学，继续讲他没有讲完的课。”[59]
从联大走出的著名翻译家杨苡说： “回溯抗战初期，1938年，我们都在昆明西南联大。昆明是一座十分朴素美丽、四季如春的名城，我们的学校借了昆明近郊农校的房子。我们这些学生，多数归于平津流亡学生的行列，当然也有不少人是从南方或内地跋涉而来。学文科的青年学子正处在喜欢写诗的年龄。1938年9月28日，日寇第一次轰炸昆明，有一颗炸弹恰恰是落在联大附近翠湖一带，虽然是推迟了开学的日期，但轰炸只能把‘抗战必胜’的信念燃烧得更旺！联大学生不修边幅，夹着书本，一边啃着匆匆在出城路上买来的本地特产淡黄色胡萝卜，一边说说笑笑，纷纷走出城门，形成了一道抗战时期昆明近郊的风景。名为‘跑警报’，却似乎是到郊外踏青寻诗。他们身旁不乏极有学问、诲人不倦的师长——一大批来自北方名牌大学的专家和诗人。”[60]
冯友兰说： “虽然在这样的艰难危险的情况下，联大师生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正如汪曾祺所说：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因此，在西南联大八年艰难异常的办学条件下，师生们在艰苦备尝的生活中，有了刻骨铭心的读书研学的难忘时光，在跑警报的家常便饭下，他们更乐于沉湎书斋，潜心品读，探索古今，著书立说，传续文脉。这，就是联大人跑警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