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的“开矿”[48]时光
图书馆是一所大学的心脏,于西南联大而言更加是这样。确实,在西南联大新校舍,也只有图书馆和两座食堂是水泥平房和瓦顶的“豪华”建筑,教室是土坯墙铁皮顶平房,宿舍是土坯墙茅草顶平房。而且图书馆又位于新校舍最中央,是联大升旗仪式、国民月会等重要活动的举办地,这就显得异常耀眼。所以,图书馆似乎就是点缀在西南联大校园中的一颗闪亮的明珠。
在三校南迁时,尽管各校也尽可能把自己的珍贵藏书运往昆明(如姜立夫就在吴大任协助下将南开的一批珍贵数学文献打包运到昆明)。然而,到1945年5月,图书总数及添置情形只是:中文总数33910册,西文总数13478册,每年添书约500册。中西文图书相加不足5万册。由于许多课程均需读指定的多本参考书,而“教员学生寻书全仗着图书馆供给,大有书荒之势”,加上联大新校舍长期没有电灯可供,到了晚上,只有图书馆有明亮的汽灯照彻知识殿堂,因此“每日未开馆之前,人已站满,开馆之后,座无虚席”。
在联大师生心目中,图书馆一直是不可替代的神圣之地。在图书馆抢座位、抢参考书“借光”和“开矿”,早已成为西南联大永不磨灭的历史风景。
曾在联大图书馆工作过的杨道南回忆: “在美丽的昆明市大西门外,处于联大新校舍的中心,有一幢当时最高大的瓦顶建筑,那就是联大图书馆总馆的阅览室。在它的前面是一块坪地,中间竖立旗杆,作集会之用;再前面是沼泽小池,芳草萋萋。而它后面的低层建筑,就是总图书馆的办公室和书库。阅览室内布置很简单,正中是借书处,排列着书架,堆放着大量的参考书籍;全室四周都排满了许多大桌和椅子,足供几百读者使用;窗子上很少玻璃,都是用棉纸糊的;梁上还悬挂着大汽灯,在经常停电的情况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无论白天和夜晚,酷暑或严冬,室内都座无虚席,鸦雀无声,同学们正在争分夺秒,认真地复习功课,演算习题。阅览室的开放时间,从上午7时到12时,下午1时到5时,晚上7时到10时,每天服务14小时;无论星期天或假期,都照常开放;学生们的业余时间,很大部分是在图书馆度过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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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图书馆
何兆武也回忆: “联大有个大图书馆,每个系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这在战争期间是很难得的。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有的书看着名字不错就拿出来翻翻,如果觉得没意思,又给搁回去,有的非常感兴趣就借出来,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我们那时候有好几条路径可以提高英文,一个是跑到外文系图书馆借英文小说。记得有个同学问我: ‘你看了多少本?’我说看了二十本吧,他说: ‘二十本不够,得三十本。’……联大有个杂志阅览室,国内国外的期刊杂志总有两三百种的样子,没事了就可以到里面翻一翻,跟逛书店一样,可以吸收很多东西。”[50]
田曰灵说: “尽管学生的生活如此困难,但学习却努力不懈。有的学生次日的膳费无着落,却照常进教室或实验室认真学习。尽管经济拮据,学生买教科书的钱还是肯花的。不仅努力弄懂教材,还抢着借参考书。新校舍图书馆每天开门前,门前总是挤满了学生,为的是占个座位,抢先借到参考书,以供自己钻研。”[51]
陈梦熊记得: “校内唯一的一座大型建筑就是可容纳数百人的图书馆,虽然条件简陋,但是图书馆里天天都挤满了读书的学生,特别是晚上灯火通明,要早去才能占到座位。”[52]
贺祥麟则回忆了联大时期上赵诏熊先生“西洋戏剧”课的情景:赵先生学问渊博、英语精湛,在英国文学特别是英国戏剧上造诣甚高,讲课系统而深刻,对学生要求严格,除了课堂讲授外,还规定每学期必须在课外另行阅读不少英国戏剧剧本。抗战时昆明书籍奇缺,大家只好去图书馆排队“抢书”,逐一阅读指定外文剧本,这一情景终生不忘。
姚秀彦感慨地说: “尤其可贵的,是自动研究的风气很盛,在艰苦的物质环境中,更觉求学的可贵。珍贵的书籍无处可买,只好求助于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因此,一清早,便大排长龙,开门后,座无虚席,后来者向隅,这种情况每天如此,不是偶然现象。”[53]
在图书馆抢占座位、争抢参考书、进行读书竞赛,是联大读书盛况之一幕。可以说,图书馆资源之争,就是西南联大同学如饥似渴读书学习的缩影。图书馆、书籍、知识、文化,在西南联大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读书风景,既是求知上进的联大同学读书竞跑的杰作,也是要求严格、爱书如命的师长们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