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厚实在”蒋梦麟
联大没有总揽全校事务的一校之长，而是设置了由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共任常务委员的制度。常务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行政领导机构，由三校校长和秘书主任组成，三常委轮流任常委会主席。校常委会研究讨论学校重大工作，如教学科研、人事安排、经费支配、各种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或撤销等。就这样，三个历史不同、校风各异的大学在三校校长的团结合作下实现了真正的联合。
蒋梦麟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对于他，很多熟悉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人都知晓。早在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的当月，由中流书店刊行的《当代中国人物志》即专门介绍了他。他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法学，后于1912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研究哲学，又跟随孟禄研究教育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 “先生自民国六年回国后，即专心鼓吹新教育，到处努力提倡。”不久，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 “在授课之暇，并助蔡元培将该校制度完全革新，因而遂使北大成为全国大学的模范，且使中国教育界受此影响，都焕然一新了”。后又升任哲学院教务长，兼任校务讨论会主席。1930年1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一心一意要把北大办到和英国的‘牛津’、美国的‘哥伦比亚’等大学一样的齐名媲美”[65]。由此可见，他一开始就是中国现代大学改革的先行者之一。
抗战时期，作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蒋梦麟曾以“骆驼精神”美誉梅贻琦，并以“敏捷的猴子”自谓，成为联大史册永不会忘记的星辰。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的枪声打响时，蒋介石正在召开庐山谈话会，联大的成立成为教育界的当务之议。1943年，蒋梦麟在物价飞涨和警报声声的昆明写成的《西潮》中回忆： “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66](https://www.daowen.com)
为什么只是勉强同意？蒋梦麟在四年后所写的《纪念日话联大回忆当年》中说得明白： “当初由胡适之、王雪艇、傅孟真三位先生，创议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在长沙开办临时大学的时候，我摇头不赞成。我眼光短浅，有些害怕。说这三个历史和校风不同的学校，放在一起，我可办不了，我不去办，让年高德劭的张伯苓先生去办吧。我于是一溜烟跑到杭州去躲避了。我说一窝蜂里有三个蜂王，是不成的。必定要把多余的蜂王刺死，才不致分窝。我不待养蜂的来刺，我先自己刺死。我当时想，三个校长中，如有两个愿意放弃校权，这事就容易办些。后来胡适之先生派了樊逵羽先生到浙江把我拉了出来。中国人终是中国人啊，情面难却四个字。”[67]
就这样，蒋梦麟到南京几天后便搭轮船溯江而上至汉口，再经粤汉铁路赴长沙。这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已经先期到达。面对战乱时期“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又“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在胃病时发的情况下， “我仍勉强打起精神和梅校长共同负起责任来，幸靠同仁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
在长沙办学才几个月，南京很快沦陷，危及长沙，蒋梦麟乘飞机到汉口征询政府对学校再迁内地的意见。在陈立夫建议下，他又去征询蒋介石的意见。 “他赞成把临大再往西迁，我建议迁往昆明，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衔接。他马上表示同意，并且提议应先派人到昆明勘寻校址。”
1938年2月间，搬迁的“准备工作已经大致完成，我从长沙飞到香港，然后搭法国邮船到越南的海防。我从海防搭火车到法属越南首府河内，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经过崇山峻岭而达昆明”[68]。2月15日抵昆当晚，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设宴为他洗尘。翌日，又晤见省主席龙云。这样，蒋梦麟就成为筹建昆明西南联大的急先锋， “只身往昆，拓荒结舍，颇费周章”[69]。他在昆明和蒙自协商各方，选校址，筹经费，为联大在昆明落脚奠定了立校基础。为此当时联大校友说： “联大能顺利的搬到昆明，借到大批的校址，安安稳稳的上课，谁能否认不是蒋校长之功？”[70]
对于联大，蒋梦麟向来是以“不管”为得意之笔。他说： “有一次，傅孟真先生骂我懒惰，不管事。我说： ‘孟真，你哪懂得，不管者所以管也。’”[71]其实，蒋梦麟和张伯苓都一样，对联大的事并非不管。1938年，在北大40周年纪念会上，蒋梦麟发表过这样的讲话：“个人之生命有限，大学之生命无穷……今后之努力，与在联大中之三校共之。三校各有奋斗之历史，陶冶合一，贡献于联大。联大共同之努力，亦将入三校血液，为功为罪，三校亦共之。”[72]蒋梦麟常常也成为西南联大的“新闻发言人”，他时常通过各种场合向海内外的校友、朋友介绍联大的办学情形。此外，他亦对联大同学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他希望“留在后方的同学目前应拿出镇静的态度，不宜慌张，极力把握住时间与空间，安心来读书，以备效力于国家，不然就离开学校，走上战场，痛痛快快地杀几个，直接去报效国家。每个公民，能尽自己的责任，在前方或留在后方，所贡献于抗战建国的，是一样的重要”[73]。
1940年，蒋梦麟为即将走出校园的西南联大电讯专修科同学题词： “耐劳苦，勤操作，处事以忠，遇人以厚。”这个题词，当是蒋梦麟人格魅力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