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梅贻琦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抗战胜利后曾被誉为“当代中国最好的大学校长之一”。他的名字，常常代表了一个拥有谦谦君子风度的教育家的鲜活形象。梅贻琦先生主持下的西南联大，高扬“爱国、民主、科学”的旗帜，秉持通才教育办学理念，严格教学，推行教育百花齐放、学术竞放、兼容并蓄的办学风气，为联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深厚的治学条件。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出生于天津，1904年，入私立敬业中学堂就读，系南开中学首届毕业生。190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第一批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入麻省伍斯脱工学院就读电讯工程学。1914年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到清华大学任教，1926年出任清华改制后的首任教务长。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至1948年12月，连任时间长达17年之久。1949年以后，暂居美国，负责清华大学庚款基金工作。1955年，由美国赴台湾筹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并担任校长，并创办台湾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62年5月19日在台北台湾大学医院病逝。
梅贻琦
如前所述，联大在长沙初创之始实行的就是常委制。虽然三位常委都是联大当然的校领导，但三校早在长沙合组之初，为了更好的联合，就出现了少有的谦让校权。起初，张伯苓即对蒋梦麟说： “我的表你带着（天津话的意思即你代表我）。”蒋梦麟则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 “我有一个偷懒的秘诀，凡人家可办的事，都全权交给人家办。有困难的时候，才挺身出来，负起责任。困难的事，到底有不了几桩。一年中当了一两桩，其余的时间就可安乐了，闲空的时候，就可以看看书，想想古今大事，白日里可以做梦。凡我应办的事，我交给总务长，先是沈茀斋先生，后来是郑毅生先生。常务委员会有主席一人，我推梅月涵先生当第一任主席，以后每年轮流。等到轮流到我，我就恳求梅先生驾轻就熟，再连一任。月涵先生亦上了情面难却四个字的当。我一次一次的推宕下去。第一年不算，他一共当了七年的主席，真是偏劳得很”[74]。
后来，张伯苓先生常在重庆司职国民参政会之职，加之要操持南开学校在重庆复校的工作，而蒋梦麟则忙于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后来又到职行政院），都难以全面顾及联大在昆明的工作，管理联大校务的担子就落在了梅贻琦身上。
梅贻琦也不负众望，既代表清华在联大当家，又受蒋梦麟、张伯苓之托团结北大、南开同人在联大勠力共事，使联大能实行没有校长衔的常委制却又能在三校“通家之好”的氛围中完美联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人们常说“梅先生是联大的实际校长”[75]。(https://www.daowen.com)
1940年，据梅贻琦自述，师生“不畏困难，刻苦维持”，联大“经两年来之惨淡经营，校舍既定，设备渐充，学生程度，亦年有进步，三校原有之精神，已潜滋默化融洽于整个联大之中”[76]。梅贻琦认为，抗战期中， “国家的处境如此，我们后方的工作，最重大最切要的，莫如领导青年”[77]。如何领导青年，为抗战造就人才，除了若干的举措，他在小事中为师生做示范的态度，亦足为一谈。
除了夫妻不能同时在联大工作的制度的切实执行，他还婉拒了应考不达标的权贵子弟进入联大，即便是自己的子女要想上联大，也要先考够分数再说。到了动员青年学生从军报国，他又首先把自己的子女送上印缅战场。联大校友纷纷回忆，在联大校园，梅常委行路时从不为了省时间走小路，而是走大路，寓意必须走正道、行正举。即便是跑警报，梅贻琦也常常是穿戴齐整、行色从容地行走在师生队伍的最后。
在联大，梅贻琦一心扑在校务之中，一刻也不松懈，他以自己的师表言行影响了众多的联大学子。据联大学生伍生回忆： “梅贻琦先生是一个书生。办事方面也不脱书生本色，少说话，而很认真。他有一副和蔼可亲的面貌，一口调协沉着的国语。言词不大流利，但很能把握住要点，他慈善的心肠，感化得学生教授心悦意服。三个历史不同、性质不同的学校，能够快快乐乐的合在一起，可以说完全是梅校长内里的功夫。他轻易不笑，但也轻易不发脾气，长的面孔永远是冷静和蔼的表情。有一个怪脾气，是不大肯迈出办公室的门。”[78]
梅贻琦特别愿意联大在昆明“从宽地收容学生，但同时严密地注意每一个学生进来以后进修的情形。要是一个学生，总不见有怎样的进步，或是他的行为不检点，那他准会受到被开除或停学的处分”。他强调决不希望联大“变成一个难民营。我们诚心地欢迎那些能够证明他自身值得在此国难当头受国家培植的学生。不过，要是谁当学校不过是一个有膳有宿的逆旅，要是谁老是在轻佻的行动里暴弃时间与精力，那么他可体会错了学校的主意了。我们准得把他摒诸门外”[79]。
梅贻琦尤其强调摈弃空谈，实干做事。1946年8月5日，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召开成立大会，梅贻琦应邀讲演。他指出： “联大自长沙创校以来，已七年余，各校友之表现，大致还不差。在社会上无论做任何事，都应努力负责，现在国家问题很多，每人都应摒弃空谈，实际去作。即使作的事很小，人人努力，则国家现代化亦并非困难事。大学毕业生应贡献出大部力量于社会于国家。”
在梅贻琦宽严相济的治校理念下，经全体师生同心勠力，联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真正实现了“绝徼移栽桢干质”的教育抗战目标。正如联大工学院院长所说，抗战时期空袭频繁的日子里， “在梅先生的镇定领导下，全校师生照常上课，弦诵之声未尝或辍。每次空袭警报，梅先生总是和其他师生从容走进防空洞。西南联大在胜利复员前数年，在抗日前线仍能照常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和梅先生艰苦而镇静的领导分不开的”[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