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公能”张伯苓
三常委中，最年长者为张伯苓（1876—1951）。其为天津人 ，是我国现代最为知名的大学校长之一，因一生乐育桃李，英才遍及海内外，被誉为“孔后办学第一人” “中国的富兰克林”。他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水师覆没后，他满怀激愤，回天津创办南开系列学校，献身教育40余年。长沙临大组建后，张伯苓除了担任校常委外，还先后担任过建设长、军训队队长兼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队长。联大在昆明办学后，又兼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张伯苓先生不但是一位教育理想的实行家，并且对于国事关怀尤切，在北伐成功以后，倭寇图谋我东北四省不遗余力，国人多不置意，唯有张伯苓先生首先发起东北调查团，研究真象，作具体的抵制”[81]，以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首先就轰炸南开，将其夷为平地。对此，张伯苓坚定地表示：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82]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开实现了与北大、清华的联合，成为西南联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张伯苓
其实，在南开创办之初，张伯苓就提出了“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的校训。和许多学校的校训只是一个口号不同， “公能”是张伯苓一生为之奋斗、为之实践、为之奔走的教育思想，浸透着他的教育救国梦想。
何谓“公能”？联大时期，张伯苓在回顾南开办学史时说，为“痛矫时弊，育才救国”[83]，治愈中华民族愚、弱、贫、散、私五病，南开着力从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五个方面训练学生。他说： “上述五项训练，一以‘公能’二字为依归，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故本校成立之初，即揭橥‘公能’二义，作为校训。唯‘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唯‘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此五项基本训练，以‘公能’校训为指导原则，而‘公能’校训，必赖此基本训练，方得实现。分之为五项训练，合之则‘公能’二义，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84](https://www.daowen.com)
他在教育部童子军教练员训练班演讲时进一步指出： “我们要改造中国，第一要把人民最普遍化的‘私心’打破，养成‘天下为公’的最好道德；第二要养成我们的‘能’。有了‘公’的道德， ‘能’的力量，再进一步训练他们合作的能力。”[85]
1939年3月24日，他在联大师范学院公民训育系演讲时指出：“你们晓得不， ‘公能’两个字是南开的校训， ‘能’就是个个长力量， ‘公’就是大家长力量。中国对于‘公’太缺乏了，自私心过于发达，过去的许多内战，自己消灭自己的力量，就是‘私’造成的结果。我们从事教育的人，要去领导他们。睁开我们的眼睛看准努力的方针，使他们天天的好好的滋长团体的力量。我想：我们大家甚至世界上的人，只要认清了这点，干起教育工作来，就轻而易举了……大家已知道教育的目的是‘公’，望大家根据这认识，负着这责任，向前迈进，努力干去。中国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灿烂！”[86]
在联大学生心目中，张伯苓是“庄严里边的活泼，诙谐里边的真实”。 “他那魁伟的体格，重量可等于蒋校长与梅校长之合，一口天津话，在会场上准保没人打盹。他不大到学校里来，所以许多同学还没有瞻仰过他的尊容。可是学校却不能少他，因为在国府里说上三两句话，联大就会有很多的方便。不信，你去问问联大的朋友看。”[87]
张伯苓最乐于送给学生“努力建设”的毕业赠言，也乐于在参加学生举办的活动中发表讲演，大力宣扬联合到底的重要性。1941年4月，张伯苓自重庆到昆明时，曾在一个全体大会上说： “我们合不得也要合，不联合便是中国教育的失败……蒋校长是我数十年的老友，他可完全代表我，梅校长是我们南开中学第一班的学生，我们三人没有不可合的……”他还勉励联大同学在学业和工作上都要精进。联大校友宗良圯回忆，张伯苓常委曾训话说： “行行出状元，你们各人所学不尽相同。有的念经济系，有的念历史……只要你在学校，以及将来服务社会时，将你所学的这一门做到一百分，做到满分，那就算是成功。”[88]
正是由于张伯苓的支持，联大在融入北大、清华校风的同时，也团结了南开的师生，兼容了南开的办学文化，学校处处播撒着体育美育的种子。联大学生在南开精神的滋养下，在艰苦紧张的学习之余，也不忘体育锻炼，文艺活动也异常活跃，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节节开花。1939年，联大师院公民训育系邀请张伯苓为《教师节特刊》题词，他挥毫写了四个字——允公允能。他以南开校训表达了为联大八年合作到底不懈努力的坚定信念。
张伯苓曾说： “苓与蒋梦麟及梅贻琦二校长共任常委，彼此通力合作，和衷共济，今西南联大已成为国内最负盛誉之学府矣！”[89]对联大三常委将联合精神发挥到极致，共创西南联大办学奇迹的历史做了最好自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