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会聚的“百家讲坛”
联大以其包容的胸襟，不仅教授们积极开展时政、学术、艺术、诗歌等的讲演活动，甚至还广泛吸引海内外名家到学校讲学讲演，这更加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为学生将来更好融入国家建设发展提供了较为深厚的社会文化涵养。
“学术或时事演讲是联大学生活动中最经常、最活跃、最经济而且是最有益的一种学习方针，差不多每个团体都时常有这种性质的演讲举行。学生们在课本中、参考书中钻的太久了，头昏了，他们在思想上，在研究的问题上，在急变的国内国际问题上，都有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所请的演讲者大半是本校的教授或住昆明的学者。另外每逢知名的学者、文化人路过昆明的时候，都万难逃脱了他们的邀请。每逢国际问题上，中国政治上有了一个可惊的动态，都会有几个团体举行各方面不同意见的公开演讲。在联大， ‘演讲会’成了一种‘风’，整个联大学生在‘听讲热’中是忙碌的。有时同日晚上会有两三处，主讲者有时会说： ‘诸同学觉得没兴趣的话，请各方便，反正还有唱对台戏的。’演讲完了，大多留些时间给听的人随便发问。”[34]
“联大的学术讲座时常吸引到校外的许许多多人，使大草坪有时挤到七八千人。没有椅子，大家都习惯了盘地而坐。联大的演讲会又有一个规矩，从不强迫参加，而且听众出入自由，随时可以入场，随时可以退席。这个规矩就吓坏了许多不学无术的要人们，始终不敢到联大演讲。”[35]
西南联大“每月有一次学生集会，大抵在月初，叫‘国民月会’。会场就在新校舍图书馆前的空地上。月会由学校负责人主持，主要邀请名人演讲。宾主都站在升旗坛上，学生站在坛前和两侧，由于大家都站着，没有扩音设备，每次演讲时间不超过1小时”[36]。前后来校演讲的著名嘉宾有云南经济委员会主任缪云台、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曾万钟、剑桥大学博士李约瑟、国民参政会参政院褚辅成等。
在此之外，各类知名人物经过昆明，西南联大也顺道邀请其来联大演讲，其中有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著名作家老舍、教育部次长顾毓琇、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作家林语堂、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华侨领袖陈嘉庚等，演讲的内容主要是报告局势和战场形势，也有勉励青年从军等内容。
与外来嘉宾相比，校内组织的本校教授演讲则更为普遍。例如：周炳琳、钱端升、冯友兰等，利用寒假，举办“抗战后建设问题”学术系统讲座；青年团联大分团与当代评论社聘请冯友兰、潘光旦、雷海宗、黄钰生、钱端升、贺麟、赵迺抟、燕树棠等举办战后问题十四讲；此外，像西南联大政治学会、国际情势研究会、社会学系等学术团体和院系也都在校内邀请知名教授开展学术讲座，深受学生欢迎。
西南联大教授还应邀外出讲学。1942年12月，应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云贵监察使李根源之邀，潘光旦、曾昭抡、罗常培、燕树棠、蔡维藩、张印堂、陶云逵、费孝通等赴大理，为滇西战地干部训练团大理分团讲学，参与培训滇西反攻的军政人员。据档案记载，赴大理讲学的还有游国恩、郑天挺、孙云铸、吴乾就以及云南大学的田汝康、陈复光、徐嘉瑞等。他们不仅授课，还将讲稿编辑成培训教材。参训的学员后来在滇西反攻战中做地方工作，或组织发动民众，或深入敌后，为反攻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https://www.daowen.com)
此外，数量最多的要数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展的各系列演讲。
1942年1月8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鉴于“现在学有专长之名人到滇者颇多”，主张“组织一科学演讲会，聘请名人轮流演讲，其应聘之人每人配送车马费，讲堂借教育会地点”。次日，云南省政府决定以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名义，聘请在昆的学术名流若干人组织临时学术演讲会。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接到省政府指令后，与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多次洽商，于2月7日拟定了演讲题目和聘请主讲人名单，开始组织演讲。[37]
与此同时，昆明地区各级部门和单位也积极响应云南省政府指令，邀请西南联大及在昆各名家教授，举办了各类型的演讲。另外还有教育部委托西南联大举办的史地教育讲演周等。据统计，从1942年至1946年，以西南联大教授为主体的演讲在昆明各地共计举办百余场，听众有军政人员、职员、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商人等，人数有数十万人次。[38]
从现有的档案材料来看，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当时的系列演讲覆盖面十分广泛，从其内容来看，主要有：1942年科学与建设系列讲座，国际局势与列国概况系列演讲，科学系列、宗教与哲学系列、文学系列演讲，1944—1945年生物学与人类生活系列演讲，1945年时事问题系列演讲，社会与教育问题系列演讲，1945—1946年中国建设系列演讲，各国风俗系列演讲等。[39]
西南联大教授的演讲和系列讲座不仅在当时宣传和鼓舞了民众的抗战意志，也在社会范围内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对国际局势和战后中国建设问题给出了清晰的分析和具有前瞻性的思考，深刻影响了大后方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不仅构筑了昆明抗战时期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也彰显了昆明作为战时大后方文化中心之一的重要地位。
1943年2月2日， 《云南日报》对曾昭抡、潘光旦等教授大理讲学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