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战吹响文学号角
除了具形艺术的话剧演出外，文学创作也是联大师生参与抗战宣传与战斗的有力武器。抗战时期的昆明作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与教育界最活跃的文化中心之一，涌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西南联大作家群”，产生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精品。这些作家及作品紧贴时代脉搏，为抗战鼓与呼，写就了西南联大文学的时代传奇。
众多高校内迁昆明后，昆明会集了一大批享有盛名的联大诗人，如闻一多、冯至、沈从文、李广田、卞之琳、王佐良、沈季平、杜运燮、杨周翰、郑敏、赵瑞蕻、袁可嘉、秦泥、缪弘、穆旦等。这些作家将现实生活、抗战遭遇以及个人情感写入诗歌，其所创作的诗歌虽被冠以“校园诗歌”之名，但描写的内容却远远超出了象牙塔，反映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而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这些诗歌最突出的主题，在刻画战时生活的体验与感受、歌颂抗战必胜信念、体现积极乐观主义精神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日机轰炸昆明，赵瑞蕻的诗歌《1940年春：昆明一画像》这样写道：
敌机飞临头上了！——昆明在颤抖，在燃烧，/不知哪里冒出浓烟，乌黑的，/仿佛末日幽灵；叫喊声，/哭声，血肉模糊——
刻画了日寇大轰炸制造的血腥场面。[21]
西南联大师生为支援前线，踊跃献血。联大第五次献血后，缪弘在《血的灌溉》一诗中豪迈地写道：
没有足够的食粮，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你们的血已经浇遍了大地，也该让我们的血，来注入你们的身体；/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22]
表现了西南联大师生支援抗战的热情。
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后，西南联大掀起从军热潮，多位诗人走出校园，亲赴前线，于是有了直接反映战争的素材。诗人穆旦在《五月》中写道：
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快乐，/对着漆黑的枪口，你就会看见/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把从军时的乐观主义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沈季平（闻山）赴印参加青年军，在诗歌《山》中这样写道：(https://www.daowen.com)
山，拉着山/山，排着山/山，追着山/山，滚动了！/霜雪为他们披上银铠/山群，奔驰向战场啊！……当你们面前的太平洋掀起了胜利的狂涛/山啊！/我愿化一道流星/为你们飞传捷报。
抒发了迎接抗战胜利的豪情。
这些只是西南联大抗战诗歌的冰山一角。在这些作品中，诗人用自己的笔，直面抗战的苦难甚至死亡，表现了坚定不屈的抗战意志和克服艰难、迎接抗战胜利的乐观精神。他们的诗作，构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23]
在诗歌之外，西南联大师生的小说及其他作品形式，也为抗战文艺贡献巨大。西南联大作家群，除沈从文、冯至、陈铨等名家外，还有汪曾祺、吴讷孙（鹿桥）、辛代（方龄贵）、马尔俄（蔡汉荣）、林元（林抡元）等，他们都在西南联大时期写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审视，表现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陈铨于1941年完成了长篇小说《狂飙》。全书共37章， “从第32章开始，描写重心转向抗日斗争，贯穿着日军疯狂侵略行径和血腥屠杀的罪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浴血反抗、坚贞不屈”[24]。辛代的《纪翻译》，揭露汉奸和鞭挞侵略者；马尔俄的《炉边的故事》，写人民在敌人的刺刀和轰炸下走向觉醒； 李广田的《引力》，写沦陷区生活的苦难和折磨；林元的《哥弟》写民众对当兵的担忧和支持；汪曾祺的《复仇》写复仇者奉母命为父报仇最终却放弃了复仇的初衷，展现了另一种结局。
作为知名作家的沈从文，历经离乱，他对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和个人命运有了更为深刻的感受。在昆明，沈从文创作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长河》，小说以辰河中部的吕家坪、辰河下游的枫树坳和吕家坪对岸的萝卜溪为背景，通过老水手满满担忧“新生活”运动、商会会长和滕长顺一家与保安队长周旋的故事，同时在小说中穿插以摘橘子、沙洲观鸟以及傩戏表演等活动，描写了抗战前与抗战初期湘西的社会变化。 “《长河》没有像一般抗战文学那样，直奔爱国宣传主题。而是将抗战这一充满激情和焦虑的事件推向远方，使其成为一个若有若无的远景，于不经意之间，显示出它巨大的震撼力。”[25]作者通过作品表达了自己的期望，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净化民族的灵魂，使民族和国家的精神得到振奋，民族和国家能够独立富强。
外文系学生吴讷孙的小说《未央歌》创作于西南联大时期，以一种“既真实，又浪漫，既入世，又脱俗”的笔调描写了在西南联大这所战时的高校中充溢在师生同学间的“步履相随，感情融洽，随时质疑问题的关切与呵护”，成为一种“纯美”的文本，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作品问世后，备受读者欢迎。1990年列台湾《中国时报》 “四十年代影响我们最深的书”第一名，1999年入选《亚洲周评》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6]
为鼓舞抗战，著名诗人卞之琳、学者罗庸等也纷纷写出了抗战主题的通俗文学作品。
西南联大教师、著名诗人卞之琳，1938年8月曾赴延安和太行山区进行访问并随军生活，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敌后军民抗击日寇的事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因此写出短篇小说《石门阵》、报告文学《晋东南麦色青青》以及诗体的慰问信等。卞之琳的文学作品将在延安及前线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以写实的笔调，一一呈现，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场感。如写到为了抗战，敌后军民经常到敌人不断修补的铁路上去搬铁轨，再送到山中去打造枪支，游击队员穿着妇女的红裤子诱敌深入，活捉日本鬼子和汉奸等。[27]这些作品既有故事性又充满艺术气息，既朴实无华又乐观幽默，表现了作家对抗日战争必胜的坚定信念，洋溢着乐观主义气息。[28]
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罗庸治学范畴本属于古典文学，是正统文学里的正统派。1938年秋，应老舍相邀以“陀陵”的笔名，采用民间文艺形式创作河南坠子《汉奸自叹》、联珠快书《一门全节》、对口相声《老妈辞活》、太平歌词《敌机年总》等，并发表于《抗到底》杂志，[29]宣传抗战。作品刊印后，分送前线抗日战士，鼓舞民众抗战到底。
相较于诗歌的文学艺术性而言，小说及通俗文学在鼓舞民众方面更具优势，传播性也更为广泛。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着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激励民众投身抗战，为争取民族独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