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运动
抗战胜利后，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复员北返，但由于交通工具以及平津校舍等问题，一时无法成行，学校遂决定在昆明继续办学一年。当时正值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0月1日，西南联大教授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汤用彤、闻一多、钱端升等10人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63]但就在两天后，蒋介石密令杜聿明趁龙云主力赴越南受降、昆明城内空虚之机，调动嫡系部队包围了云南省政府驻地五华山和省主席龙云的威远街住所，胁迫龙云下台，并乘机改组了云南省政府，任命李宗黄代理云南省主席，关麟征为省警备总司令，以加强对云南的控制。昆明原本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之逆转。
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1945年11月下旬，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起在11月25日晚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会，地点在云大至公堂，并积极发动各校学生参加。
国民党云南省党政军当局事前得知举行时事晚会的消息，即于24日由李宗黄主持召开云南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 “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并于次日将此决定在报上刊发，妄图以此非法禁令吓退学生。李宗黄还派人向云大校长熊庆来传达省府决定，不准把学校礼堂（至公堂）借给学生开会。省工委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将原定在云大召开的大会移往联大，改为以联大学生自治会名义主办的校内集会。1945年11月25日，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自治会在联大民主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与会学生、教师及各界人士有6000余人。大会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位教授讲演，他们分别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慷慨陈词，主张迅速制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晚会进行中，国民党云南省当局竟派第五军邱清泉部包围联大，鸣枪威胁。一伙特务混进会场，狂呼乱叫，切断电源。广大师生团结战斗，不为所动，点亮汽灯，继续演讲。大会按原定计划通过《反内战宣言》和《呼吁美国青年反对美国参加中国内战通电》。此时，外面的国民党军队已实行戒严，封锁路口，不准通行。学生无比愤慨，纷纷连夜签名，以罢课表示抗议。仅联大校本部拥护罢课的就达700多人。次日，昆明《中央日报》中央社讯却用“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谣言歪曲事实真相，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慨。联大学生自治会率先通过罢课决议，组织“罢课委员会” （简称“罢委会”）。在联大的带动下，云大、中法、英专等校相继成立罢委会，昆明40余所大中学校相继罢课抗议。
11月28日，全市大中学校组成“罢课联合委员会” （简称“罢联”），发表《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即罢课宣言，提出了制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言论及集会自由的4项主张；同时，向云南党政军当局提出追究射击联大事件的责任，取消24日党政军联席会议禁止集会游行之非法禁令，保障同学之身体自由，不许任意逮捕，更正中央社污蔑联大之谣言，并向当晚参加大会人士致歉的4项要求。罢联还出版《罢委会通讯》，宣传反内战主张；组织100多个由大中学生混合编组的宣传队，上街宣传，向各界说明时事晚会真相，控诉国民党当局暴行，讲述反内战争民主的重大意义。[64]
11月26日，中央社发布消息，污蔑“11·25”晚会为“西郊匪警”
云南国民党党政军当局企图以高压手段压服学生。11月27日，李宗黄、关麟征召集昆明市大中学校校长开会，限令各校交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名单，克日复课。关麟征甚至扬言：学生在校内有开会自由，他在校外也有开枪的自由。国民党党政军当局还组织“反罢课委员会”，指使流氓特务使用威胁、毒打、逮捕等手段来破坏学生正义的罢课行为。11月27—30日，学生被打被捕事件接连发生，仅29日这一天，就发生学生被殴打事件25起、被捕事件15起。至30日，事态进一步恶化，当局对爱国学生的迫害和镇压进一步升级。[65]
昆明市大中学生在地下党组织的带动下，团结一致，不畏强暴，继续到街头进行宣传，张贴壁报，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展开斗争，粉碎了敌人强迫复课的阴谋。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支持。29日，联大教授会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书，认为反动当局暴行“不特妨碍人民正当之自由，侵犯学府之尊严，抑且引起社会莫大之不安”。30日，联大工学院全体助教签名声援学生罢课，联大教职员68人联合发表声明，提出“反对武力威胁，维护学府尊严”等4项主张。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 ）昆明支部也在当日发表声明，支持学生提出的8条要求。各阶层人民群众纷纷以写慰问信和捐款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学生的罢课运动。[66]
12月1日，国民党当局调动数百名特务、暴徒，由特务头子率领，在光天化日之下，分头攻打学校。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批闯入云大、中法、联大工学院、联大师范学院、联大附中5校和《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分处等处，捣毁教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在联大新校舍门前，暴徒们攻打校门之际，投掷手榴弹1枚，南菁中学教师、共产党员于再上前拦阻，中弹受重伤，当晚10点20分，在云大医院逝世。在联大师范学院，在铁棍石头飞舞之中，大批学生已经负伤倒地，又飞来手榴弹3枚，中弹受重伤的联大学生李鲁连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又遭暴徒毒打，遂致身亡。奋身救护受伤同学的女共产党员、联大学生潘琰，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倒地后，腹部又被尖头铁条猛戳三下，于当日下午5点半在云大医院逝世。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闻讯赶来援救联大同学，头部被炸破，弹片穿入脑中，这个年仅16岁的青年，于当日下午5点在甘美医院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总计这天有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4人牺牲，25人受重伤，30余人受轻伤。联大教授也有多人遭到殴辱。各处暴徒逞凶肆威之后，高呼口号，扬长而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面对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以西南联大为首的昆明学生毫不畏惧，誓要斗争到底。他们满怀义愤，发表《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向全国控诉国民党当局进攻学府、残杀师生的滔天罪行，重申罢课宣言中提出的4项主张、4点具体要求，并增加3项亟应解决的要求：一是，严惩主谋凶犯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二是，负担死难同学之抚恤费及受伤同学之医药费；三是，赔偿一切公私损失。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罢联向社会各界广泛散发铅印的《一二·一惨案实录》《告各界同胞书》《向全国、昆明父老沉痛呼吁》等文告，向广大群众讲述昆明学生反对内战的正义立场，揭露国民党特务暴徒袭击各个学校的全部过程，控诉政府当局迫害学生、屠杀学生的滔天罪行，呼吁各界支持学生的正义主张和进步行动。
12月2日，罢联在联大举行四烈士入殓仪式，来参加入殓祭奠的有各校的师生、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共6000多人。从4日开始，在联大图书馆设立灵堂，公祭四烈士，一个半月中，总计前来祭奠的达15万人次，占当时全市人口的一半。
反动派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大大加速了“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
惨案发生的当天，云大教职员发起声援学生的签名活动，当晚参加的即达71人。他们发表《敬告各界书》，要求合理解决问题， “俾使内战早日停止，学生早日复课”。从12月2日起，联大讲师、教员、助教及联大附中教员先后开会议定： “一致罢教，以反对内战，抗议当局暴行，至学生复课时为止。”同时，全市大中学校教师发起罢教签名，一日之内，参加的即达31所学校。12月4 日，联大教授会决定罢教一周，以示抗议。云大教授会也于同日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严惩祸首及负责人， “以平抑公愤”。重庆《新华日报》12月9日社论指出：“云大教授七十一人联名声明，对学生表示同情，联大教授罢教一周以响应，更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以学生为主力，得到各方面支援的“一二·一”学生运动，逐步发展为一场波澜壮阔、规模巨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进入烈士灵堂公祭之行列(https://www.daowen.com)
在中共中央号召下，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援助昆明学生的各种活动。12月9日，重庆各界在郭沫若、沈钧儒、史良等主持下，举行了昆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并公祭3天。同日，成都文化、教育界举行追悼大会，大中学生游行示威。西安、武汉、广州、长沙、贵阳、杭州、南京、南昌、桂林、乐山、南充、遵义等大中城市都有群众性的声援活动。
上海各界于1946年1月13日在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等主持下，举行追悼昆明死难烈士大会，参加者达万余人，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
在国民党统治区，以支援昆明罢课为中心，形成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一致声讨下，被迫宣布关麟征“停职议处”，召回重庆，派霍揆彰代理其职务。12月9日，刚就职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及霍揆彰等，同罢联代表谈判， “要学生复课，静候法律解决”，同时接受了学生代表的部分要求。
12月15日，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共产党员周新民等及西南联大第一线领导中的党员与民青、罢联骨干一起分析形势，交换意见，认为政府当局已接受部分条件，斗争应适可而止。故决定采取停灵复课方式，继续斗争。
经过党员干部、民青骨干及学生中积极分子的工作，大多数学生同意停灵复课。罢联经过全市中等以上学校自治会（罢委会）民主讨论，通过《复课宣言》，继续向国民党政府当局要求：
第一，立即停止内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第二，明令公布非经司法机关及正式法律手续，不得逮捕人民，切实保障人身自由。
《宣言》并郑重声明：必须在“一二·一”惨案的祸首李宗黄等获得公正的惩处后，方决定公祭出殡及公葬时间。
1946年3月14日，李宗黄被免去本兼各职。
经昆明学联决定，3月17日为四烈士出殡。出殡时，参加送葬的群众达3万多人，其中有教授、民盟负责人、地方知名人士和工、农、商、学、兵、宗教等各界人士。送葬队伍行经昆明主要街道，同学们一路唱着挽歌： “今天，送你们到那永久的安息地。明天，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誓把那反动的势力消灭。”在主要路口，还举行了公祭仪式。每一篇祭文，就是一篇声讨反动派的檄文。宪警事前通知店铺关门闭户，企图以此降低出殡的影响，却给全市人民以涌向街头的方便，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感人场面。
傍晚，游行队伍回到联大，将烈士遗体安葬在联大校园内。闻一多教授在安葬仪式上发表演讲。3万多人在烈士墓前庄严宣誓： “我们将以更坚定的步伐前进，我们要集中所有力量，向反动的中国法西斯余孽痛击。”
“一二·一”运动，从1945年11月25日反内战时事晚会起，到1946年3月17日四烈士出殡止，历时近4个月，是“一二·九”运动以来最深入、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国民主运动。由于这次运动是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代表了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援，而成为全国性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促进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一二·一”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仅一年多时间，国统区相继爆发了因沈崇事件而引起的“抗暴斗争”及“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等声势浩大的运动，迅速形成了全国人民反美蒋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加速了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的覆灭。
1946年3月17日， “一二·一”四烈士出殡，前排有查良钊、李继侗、闻一多等
“一二·一”运动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史上的地位，中共中央当时就做了很高的评价。在“一二·一”惨案发生后的第八天，周恩来就指出： “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五四青年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接着，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号召： “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一二·一”运动，继承和发扬“五四” “一二·九”的光荣传统，发展和丰富了“五四” “一二·九”以来青年运动的经验，教育了一代青年，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锻炼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的队伍。运动结束后，省工委按照南方局的指示，向全国各地输送了一批干部，这些骨干分别奔赴北平、天津、四川、武汉、上海、东北等地，在各地党组织领导下，在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中，都作出了新的贡献。[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