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调查
历史上，云贵边疆向来被看作蛮荒之地，直到近代，边疆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作用才逐渐被人们认识和关注。抗战期间，西南边疆成为中国的大后方，大批学人因战时流转迁移来此，他们更加认识到边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的重要性。西南联大作为当时全国的顶尖高等学府，亦承担起了对于边疆地区考察调研的重任。西南联大的研究机构由三校独立设置，共有13个研究所，下设32个学部。如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旨在搜集人口、农业、工商业及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并通过研究来了解国情；同时，在试点范围开展普查实验，形成可以推广全国的经验，而据此发表的学术成果，又能对学界、政府及社会有所贡献。国情普查研究所在昆明附近开展了“呈贡人口普查”和“呈贡农业普查”，是中国现代国情普查的开始。
此外，国情普查研究所还对昆明的工业和劳工问题以及云南个旧的锡矿区进行调查。通过对昆明的40余个工厂及万余名工人的调查，国情普查研究所分析了昆明工人的工资、生活状况、工会活动等方面情况，并以个案研究形式分析了昆明工人关于待遇和劳作的诉求。1938年秋，清华国情普查研究所到个旧针对锡矿的经营及矿工的生活开展调查，完成了《云南个旧锡业调查》报告。[1]
1942年，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陈达在呈贡文庙大成殿办公
此外，联大师生还对民族多样的西南边区进行了专业而细致的民族学和社会学调查。如罗常培、袁家骅、闻一多、邢公畹、高华年、马学良、傅懋勣等师生开展了大量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社会学系的吴泽霖对云贵地区民族的生活习俗等进行调查。文学院罗常培曾利用假期先后组织了三次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他说： “在昆明的六年内……业务一方面的成就除了在联大中国文学系和北大文科研究所培植出些个学生外，就是旅行大理三次，调查了十几种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我第一次到大理主要的目的是为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我因为发现的活材料很多，就在大理师范住了三星期，在喜洲住了两星期，然后才回到昆明。路上过楚雄不远的地方，不幸被汽车撞伤，几乎丧命。”[2]罗常培说的第一次调查，即1942年1月，在大理调查了摆夷、傈僳、么些、俅子、怒子、那马、民家几种语言，并把所得俅子语材料整理成《贡山俅语初探》。袁家骅也于1945年在路南开展过语言调查。当时路南县政府编修县志，邀请袁家骅开展语言调查方面的工作，同行的还有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生高华年。袁家骅在阿细人的几个村落搜集、记录当地民歌，并做了语言分析，完成了《阿细民歌及其语言》等研究成果。
1942年，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邢公畹到罗平调查少数民族语言。1943年2月，他再到红河、新平等地调查花腰傣，搜集了民间故事、神话、民歌等。同年5月，他又调查元江水摆夷语言，搜集到侬语、傣仂语、黑彝语、傣雅语，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为他以后提出汉、藏缅、侗台、苗瑶语同源说奠定了基础。[3]
法商学院社会学系的吴泽霖则对黔滇苗族展开调查。他认为：“滇黔民族种类繁多，生活习俗尤与汉人异。在民族文献中尚无详尽之叙述，如能加以系统之调查，对于民族学之贡献当非浅鲜。”[4]1941年春，吴泽霖受聘于西南联大，他利用课余和假期，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和文物搜集，主要调查了云南的纳西族、苗族和彝族，写出了《么些人的婚丧习俗》《么些人的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等文章。
1938年，吴文藻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云南建立起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后搬迁到昆明近郊呈贡的一个古建筑魁星阁中，因此这一机构被人们称为“魁阁”。先由吴文藻负责，1940年后，费孝通接任站长，同时在西南联大兼课。先后有张之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胡庆钧、林耀华、李有义、许烺光等人在此工作。(https://www.daowen.com)
抗战时期费孝通在魁阁
魁阁在抗日战争中就近开展调查，选择了云南的禄劝、易门、玉溪、呈贡、大理西镇（今喜洲）、个旧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后来被称为“魁阁学风”的研究风气，也是在此期间形成的。在魁阁，研究人员采取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办法，那里每人都有自己的课题，他们先后到选定的社区进行实地调查，然后进行集体讨论，个人负责论文撰写，这种研究方法能兼顾个人创造性的发挥和集体讨论的好处，成效明显，被视为早期中国学术集团的雏形。
南开大学创办的边疆人文研究室将南开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理念融入边疆教育，造福边疆。研究室的工作分为边疆语言、人类学、人文地理、边疆教育四组，实际负责人为陶云逵。1942年7月，研究室成立不久，陶云逵便带领一支由5位年轻学者组成、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队伍，从昆明出发，沿红河而下，对红河哈尼族、彝族及文山苗族、傣族等民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取得了大量珍贵资料。这次调研成果中的一部分提供给了石（石屏）佛［佛海（今勐海）］铁路筹委会，如石佛铁路沿线少数民族语言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及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并以云南石佛铁路筹委会与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名义编印成册。册子受到委托方的好评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充分肯定，张伯苓称其“内容翔实，蔚为大观”。可是，这样一位用足迹丈量云南边疆的社会人类学教授，却在1944年把自己对祖国无限热爱的生命留在了抗战的昆明。其时，他的女儿才两月。同系教授李树青专门撰文： “云逵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他治学最勤，用功最深，构思最慎……根底既好，用心又专，假使天假以年，一定能成一个第一流的边疆人文学者。”[5]
陶云逵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调查
研究室还创办了《边疆人文》学术刊物，除研究室同人外，还有多位学术大家如闻一多、罗常培、向达、游国恩、罗庸、方国瑜、马学良、袁家骅、张清常等在这份刊物上发表重要文章。刊物一问世，就受到学界的关注，多被引用，传播甚广，成为抗战时期在西南乃至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名刊。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学者们在边疆地区开展调查研究，搜集、记述、绘制、拍摄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料，从人口调查到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调查，从考察少数民族的日常起居到考察他们的文化概况，从史学研究到人类学研究，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地图、照片资料和研究成果，为我国的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南联大的师生在开展教学、科研的同时，还深入云南各地进行实地调查，一方面为后续研究提供实证材料，另一方面根据调查结果给云南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直接服务于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这一系列实用性的科学研究和调查工作，推动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云南近代化的步伐，对云南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