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地理考察与滇缅线的开辟

交通是战争的命脉，然而，当时西南地区的交通发展却相对缓慢，远不能适应抗战需要。1910年通车的滇越铁路是抗战初期云南省唯一的铁路，而直到1938年底，滇缅公路才全线通车。由于经费等方面的原因，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滇缅铁路的修筑计划仅是一纸空文。

1938年，昆明成立滇缅铁路工程局（简称“滇缅铁路局”），分全线为东西两段，即昆明—祥云段和祥云—孟定—腊戍段。由于形势危急，东段工程先行开工，但西段方案仍未确定。于是，西南运输处建议组织各方通过实地考察商讨西线各种方案的优劣。出于慎重，西南运输处和滇缅铁路局筹措资金，邀请西南联大组织地理专家进行实地考察。

1939年，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推荐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张印堂作为考察团团长，校常委梅贻琦立即作出批示，同意资助西南联大与资源委员会合作的重点项目——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调查。时年38岁的张印堂，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后从英国利物浦大学毕业，足迹遍及中国各省，在西南联大享有“中国地理学权威”的美誉，是此次考察团领队的最佳人选。他接到任务后，随之确定了滇西考察团的人员。西南联大校方特地安排了整个旅程的工勤人员和安保人员，支持张印堂滇西之行的各项工作。

1939年，张印堂带队从昆明出发，顺着已经开工的铁路线向西行进，于1940年1月初到达缅甸北部重镇腊戍。后北行又进入中国境内，由龙陵经腾龙大道西去腾冲，再出国界进入缅甸密支那地区，随后折返腾冲。在腾冲，他们详细考察了当地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之后，考察团向东折返至保山，沿滇缅公路东行，回到祥云，完成了整个滇缅铁路西段线路的考察，并于1940年3月初返回昆明。^[17]在长达半年的旅程中，考察团带着观测仪器和文献资料，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长达2500公里的跋涉，他们“直接观察，广事搜罗。材料务求翔实，统计力求精确”，拍摄照片200余张，完成统计图表14幅，记录和搜集了广泛的一手资料。

张印堂对考察团整理材料和撰写考察报告的工作做了详细的分工，并独立承担了报告文本的撰写任务。经过6个月的艰苦工作，1940年10月，张印堂将完成的《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考察报告书》提交专家组审核验收。次年初，验收工作顺利结束。1942年，张印堂因为在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考察中的出色表现，成为当年唯一获得教育部科研奖励的地理学家。(https://www.daowen.com)

此次滇西考察的成果《滇西经济地理》，论述了以滇缅铁路沿线为代表的云南西部地区在自然景观、交通建设、农业布局、工业发展、区域发展和边政外交等方面的现状。张印堂通过对滇缅铁路沿线城镇的货物运输量和运输成本的计算，得出结论：“近代运输之工具，最经济者莫过于水运，火车又次之，畜力人力最迟缓而不经济之方法。”^[18]指出交通工具的落后对滇西经济发展的滞碍作用。而修建滇缅铁路，不仅可以满足战时对军事补给物资的急需，而且能够满足地区内外的贸易交流，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张印堂提出，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是推进滇西矿业和冶铁业发展的主要措施。他关注了沿线经济发展问题，并在书中提出解决思路，还著有《云南边疆种族地理》《云南经济地理》《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云南掸族之特征与其地理环境的关系》。

张印堂《滇西经济地理》

除了在云南经济地理研究方面发表多部论著，张印堂亦将目光投向边境国防事业。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云南边疆地区不断遭到英法的侵吞。1922年，英国侵入云南的片马，并大举进兵江心坡，对中缅北段未定界的广大地区实行军事占领。张印堂教授又对江心坡的地理进行考察，阐明中缅政治、经济关系。^[19]

此外，在公路研究方面，西南联大与交通部公路管理总局合作组成“公路研究实验室”。由李默枳任主任，研究路面改造、土壤稳定、代用材料、经济分析等，创办了《公路月刊》《公路丛刊》等，为修筑滇缅公路进行了有关试验。1939年，材料实验室与云南建设厅林务处组成“滇产木材试验室”，研究滇产木材的种类和性能。1944年，又应滇缅公路工务局和美国陆军供应处工程部的委托，进行公路沿线所产木材强度的试验，提出了《滇缅公路沿线木材之分布及强度》的报告。^[20]这一系列研究和实验，为西南交通线的开辟和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并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滇西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