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朴真诚的云南人民

联大人与云南人民之间的情谊，是源于同历战火生死与共而结下的深情，更源于云南人民在最艰难条件下对联大人质朴真诚的支持。

“直至今日，凡是当年蒙自分校的同人或同学，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都对之怀着无限的眷恋。固然环境宁静、民风淳朴是导致这一情绪的一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敌人深入、国运艰难的时候，在蒙自人民和分校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切的、同志般的敌忾同仇、复兴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才是我们间深切的感情的基础。”^[51]

毕业后一直留在昆明从事教育工作的湖北籍学生夏一成，讲起他在联大时期接触到的云南人民，非常感慨： “昆明人对我们是有养育之恩的，他们敦厚、淳朴、仁慈，这不是空话。我们在茶馆里付几分钱，一坐就是半天，在里面写笔记、做功课、打桥牌，茶馆老板照样给我们补开水，一点嫌弃都没有，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学生苦，来这里喝水。学校门口有一个卖糯米饭和油条的中年妇女，我们有的时候，虽然没有钱，但是也想吃早点，就拿着学生证押在她那里，先吃一点，她都允许。我们在云南生活，是要报答（这里的人民对我们的）养育之恩的，我自己是这样：诚诚恳恳做人，规规矩矩做事。我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要求的。”^[52]

后来成为我国焊接学领域知名专家的联大学生潘际炎和潘际銮兄弟，曾随父母逃离战乱搬到云南生活，更受过云南百姓的救命之恩，为此，潘际銮说： “我不仅感激西南联大，我还非常感激云南的老百姓。有一件事情我一辈子都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家住在乡下，学校也在乡下，我们要爬三座山去学校。有一次正好下大雨，走到半路，山洪来了，我跟我哥两个人都被冲走了，冲了好几里地，后来有几个云南的农民正好在那个水边上，发现有两个孩子在山洪里，就把我们救了起来，救起来以后还帮我们整顿一下，再把我们送到学校去，看我们把湿衣服换掉以后，这几个农民就走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云南老百姓救回来的，我们真是非常感谢。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兄弟两个都被洪水冲走了，我们家庭也完了。还有就是云南的老百姓非常憨厚，非常友好。我们在农村住，很苦，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就到他们的菜园子去弄菜吃，到他们的果园里去摘果子，他们都没有意见。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语言不通的，少数民族不会讲汉语，我们不会讲他们的话，但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他们非常憨厚，我非常感谢云南的老百姓对我们的帮助。”^[53](https://www.daowen.com)

化学系曾昭抡在带领10余名师生由昆明北上，计划深入凉山开展科学考察的路上，也承蒙沿途百姓的照顾。在旅途快到板桥的时候，碰到大雨，临时跑到一户当地人家里躲雨，虽然语言不通，但主人家还是留下他们在火旁取暖。当时已经过了正午好一会儿，考察团还没吃东西，饿得不行，借了主人家的铁锅炒生豌豆吃。曾昭抡回忆说：“后来她们看见我们怪可怜的，居然把自己煮好的食物（豌豆、苞谷与大麦煮成的混合物）拿出来送给我们吃……临走的时候，给钱无论如何不要。最后送她们一点东西，还是再三推辞始收。”^[54]

云南人的憨厚朴实，让这些远道而来的青年人，觉得十分亲切与感动。陈秉良说： “我在云南教小学教了一年，当翻译在云南也待过一段时期，后来在西南联大又待了整整一年多，1945年入学，一直到1946年才离开昆明，对昆明整个地方还是比较有感情的，觉得云南当地人都比较老实。”^[55]

云南，这片在联大校歌中所唱的“绝徼”之地，向联大师生们展示了各色传统与风俗及蕴藏在其中的中华民族身上强大的力量，更是给予了师生们抗战必胜的希望和信心。例如在蒙自举行火把节时，“城里人家都在门口烧着芦秆或树枝，一处处一堆堆熊熊的火光，围着些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孩子们手里更提着烂布浸油的火球儿晃来晃去的，跳着叫着，冷静的城顿然热闹起来。这火是光，是热，是力量，是青年。四乡地方空阔，都用一棵棵小树烧；想象着一片茫茫的大黑暗里涌起一团团的热火，光景够雄伟的……这也许是个祓除节，但暗示着生活力的伟大，是个有意义的风俗；在这抗战时期，需要鼓舞精神的时期，它的意义更是深厚”^[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