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责任与传媒预警
1.媒体责任
媒体责任是指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必须履行的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和公众心智健康所承担的法律、道德等公共责任和社会义务。从媒体的特性、作用、功能来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都是为社会和大众服务。新闻媒体具有引导舆论、教化公众、维系社会稳定等重要作用，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之际，新闻媒体应坚持党的领导，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用理性的声音引导混杂的社会舆论，深度报道、客观报道，还原事实真相，把握基本立场。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为坚持媒体责任，国内媒体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1）坚持党的领导，将党性原则贯穿始终。
新闻出版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危机传播中，新闻媒体要坚持党性原则，增强新闻宣传工作应具备的政治素养，充分发挥正面宣传的积极作用，时刻想着如何使主流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积极在宣传报道实践中贯彻主旋律和正能量的主线，在加强主动性的前提下，进一步掌握主动权，增强新闻报道的舆论引导力。
（2）把握正确导向，用主流舆论引领社会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这一论断成为新闻工作的基本指针。对于各级各类媒体以及不同形式的新闻报道、广播电视节目和栏目来说，导向是新闻报道工作的核心和灵魂，不能出现丝毫偏差。
（3）遵循新闻规律，创新传播方式方法。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为核心原则。在新闻工作中，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创新传播方式方法，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4）健全应急机制，增强舆论引导主动性。
时效性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原则，媒体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报道机制来指导危机应对，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介入报道和评论，力求在舆论场上赢得先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混乱的意见，避免可能出现的被动局面。在危机传播实践中，媒体要高度重视舆情热点所在，加强选题策划，优化议程设置，通过信息的主动发布和正面宣传等工作来引导舆论，抢占舆论制高点，发挥主动引导的优势作用。[10]
2.案例分析
1）新冠肺炎疫情
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持续开展流感及相关疾病监测，发现多起病毒性肺炎病例，均诊断为病毒性肺炎/肺部感染。2019年12月下旬，身处公共卫生链条下游的武汉临床医生在连续发现不明肺炎患者之后，将有关病情猜测和病毒检测结果作为提醒内容发布在医生内部微信群，随后相关消息流传网络。同时，疑似相关部门发布的内部紧急通知也在网上曝光，有关武汉出现“新型肺炎”疫情的信息开始呈现。但是，这一重要的具有预警性质的信息未得到政府领导层面的重视。政府官方信息的不公开和武汉当地媒体的缺位失声，使得疫情信息只停留于碎片化信息呈现阶段，且主要以自媒体自发披露为主。比如当地最主要的综合性市民报纸《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晚报》，在1月20日之前，鲜少将疫情内容作为头版内容，即使有内版报道，篇幅也比较少，并且基本都是“规定动作”。因此，零碎的自媒体爆料内容与武汉当地媒体的缺位失声，让疫情未受到公众的重视，也贻误了信息公开和扩大社会影响的最佳时机。[11]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媒体作为沟通政府和人民的重要桥梁，应杜绝长时间的发声缺位情况，自觉履行相关媒体责任，保证信息畅通，稳定社会情绪，具体可包括以下几项。
（1）连接社会，履行媒体职责使命。
对此应做到：快速反应，及时准确传播信息，及时准确发布信息；权威发布，堵塞虚假信息传播，新闻媒体对医学专家及主管部门关于疫情的专业解读，要力求真实、可靠、权威，包括对疫情基本信息的传播要注意说明信息来源及可靠程度，谨防不明来源信息的干扰；全媒行动，发挥媒体融合优势，力争呈现出数字化、移动化、多平台联动等特点。新闻媒体要利用新媒体技术和融媒体优势，快速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不同类型媒体机构之间应相互配合，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共进，实现全媒共动。
（2）服务群众，助力科学规范抗疫。
对此应做到：抚慰心理，凝聚抗疫精神力量。新闻媒体需要努力营造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及时报道抗疫斗争中的热点、焦点和痛点问题，有效回应社会关切，引导群众正确看待疫情，消除群众恐慌无助的心理，提高群众自我防护能力，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满足需求，提供抗疫救助渠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新闻媒体作为一种信息传媒，应该为受众搭建科学防护与医疗救治的桥梁，畅通抗疫救助的渠道，尽可能满足群众防控疫情的需求；体现温情，彰显抗疫人文关怀，新闻媒体要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医务工作者表达温情与关爱，做好相关报道。
（3）守护国家，做好舆论宣传引导。
对此应做到：全局站位，解读国家抗疫战略；科学引导，增强民众防范能力；凝聚民心，弘扬民众家国情怀。在这场抗疫斗争中，人人都是战士，个个都在战斗，疫情防控已成为社会共识、全民行动、举国任务。新闻媒体要广泛宣传一线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公安民警、基层干部、志愿者等每个参与抗疫斗争人员的感人事迹，以在全社会激发正能量、发扬真善美，激励群众共同投入战斗，携手打赢抗疫斗争。此外，沟通世界，积极影响国际舆论也是媒体的重要责任之一。[12]
2）H7N9型禽流感
H7N9是一种新型禽流感病毒，于2013年3月底在上海市和安徽省两地被发现感染人类，被该病毒感染者均在早期出现发热等症状。H7N9型禽流感当时尚未纳入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至2013年4月尚未证实此类病毒具有人传染人的特性。后经调查，H7N9型禽流感病毒来自东亚地区野鸟和中国上海、浙江、江苏鸡群的基因重配。
在面对2013年H7N9型禽流感疫情暴发时，作为一场战“疫”报道，国内媒体对于此次公共危机的报道愈加成熟与理智。以“新京报”官方微博，具体如下。4月7日至8日发布的消息为例：4月7日发布安徽省卫生厅通报，称安徽省新确诊1例人感染H7N9型禽流感病例。4月7日发布福建省宁德市政府通报，称4月6日网友方某在微博上以“宁德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宁德市发现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的信息为假消息，宁德市福安市警方对违法嫌疑人方某处以治安拘留的处罚。4月7日发表《关于板蓝根，你有认识误区吗？》，梳理了四条人们在使用板蓝根防病过程中存在的问题。4月8日发布《八问H7N9禽流感》，称截至7日晚，全国已报20例H7N9型禽流感确诊病例，并发表记者从专家处了解到的目前已有定论的H7N9知识及可借鉴的防控办法。面对公共危机，大众媒体对社会的责任显得尤为重要。媒体维护新闻安全就如同军人维护国家安全一样重要，在紧急时刻，必须做好国民思想的指引和行为的导向工作。“只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才能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13]
从上述H7N9型禽流感事件网络舆情演变的规律可以发现，人们对于事件的关注和反应与事件的发展和处置结果有密切的联系，发达的网络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载体。一方面，这容易造成人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张情绪，引起恐慌；另一方面，如果充分把握网络舆情的规律，积极引导民众情绪和行为，有利于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和社会的稳定。媒体具体可做到以下几点。
（1）保证信息及时透明发布。
H7N9型禽流感事件中，原国家卫计委通过其官方网站每日发布H7N9型禽流感感染状况和死亡状况，并介绍全国疫情趋势；同时各地也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新闻发布会等各种形式的媒介及时地向社会通报H7N9型禽流感疫情进展，介绍相关防治知识，力求信息发布通畅、透明和及时。
（2）对网络舆情及时监测预警。
网络为民众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提供了便捷的渠道，民众往往会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表达对事件的反应和需求。网络舆情预警是指对网络舆情做出评价分析、预测其发展趋势，并及时做出应对未来事件的反应。
（3）积极引导网络舆论。
由于网络舆情与传统的舆论传播方式不同，其更具开放性和互动性。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难免出现各种社会矛盾，当出现网络舆情危机时，政府部门如果以“维稳”的方式应对，采取“堵、压、瞒”的策略对待网络舆论，往往适得其反。因此，需要变控制舆情为疏通舆情，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产生后，及时疏通网络上消极的声音，用权威的声音引导人们消除恐慌，及时制止谣言的扩散，维持民众情绪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稳定。[14]
3）“5·12”汶川地震
“5·12”汶川地震，又称“汶川大地震”，发生于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震中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映秀镇（北纬31.0°、东经103.4°）。“5·12”汶川地震严重破坏地区约50万平方千米，其中，极重灾区共10个县（市），较重灾区共41个县（市），一般灾区共186个县（市）。“5·12”汶川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灾害损失最重、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
回顾这场灾难中媒体的表现，可以说是有得有失。总体上表现优秀，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优秀之处在于：①信息公开快速、透明；②媒体报道规模宏大；③报道主角锁定平民，且更加重视人的生命；④组织导向的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但仍有一些媒体以及一些报道在报道观念、报道方式和体制等方面存在问题。例如：①媒体人文关怀有待进一步提升，一些不规范的采访报道方式和不规范的言行依旧存在，不论在任何时候，人的生命与尊严高于一切，这是新闻工作者必须明确的原则；②在报道中存在过度煽情的情况，媒体应该尽可能地让外界了解灾难真相，在采访中以合适的态度谨慎发问，而不是过分地煽情，利用伤者的痛苦和泪水，以博取更多的关注；③不断对灾民进行“轰炸”，灾难中的灾民需要精神上的关爱，也需要平静，如果媒体一遍又一遍地进行采访报道，会对受灾者产生反复刺激，不利于灾民的心理健康。对于媒体来说，理应认真思考如何改进，以期更好地发挥媒体作用。[15]
在危机报道中，各类媒体可利用自身优势，成为沟通灾区群众与外界的桥梁，为救灾贡献自己的力量。对于报纸媒体来说，可以注重深度报道，利用纸质媒体擅长进行深度报道的优势，对各类信息进行加工与整合。还可以运用好版面语言，合理设置文章的字体字号，以及文章在版面中的位置等，使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新闻的核心内容。对于广播媒体来说，可以做到直击现场，再现真实。广播媒体只需要对现有信息稍加整合，再让主持人进入录音棚即可开始播报新闻。除此之外，广播还具有双向沟通、抚慰民心的作用。广播的信号覆盖优势极强，因此，只要在电波覆盖范围内就可用接收设备收听广播。对于电视媒体，可发挥自身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因为与其他媒体相比，电视媒体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人们往往会更加信任电视媒体所做出的报道。此外，作为声画并茂且感染力较强的媒体，电视可以利用声画感染受众，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对于新媒体来说，无论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还是2013年的雅安地震，新媒体在时效性方面一直遥遥领先，其速度之快使传统媒体望尘莫及。新媒体具有草根性，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记者”，普通群众发布信息的门槛越来越低。且网络24小时滚动更新，重大新闻随时可以插入网站页面进行发布，不需要排版印刷等工序。这一切都为互联网的迅速反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总之，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应当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媒体资源，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联动的报道矩阵，以达到信息全方位覆盖的效果，稳定民心，降低损失。[16]
4）“7·20”郑州特大暴雨
据河南省委宣传部消息，2021年7月18日18时至21日0时，郑州出现罕见持续强降水天气过程，全市普降大暴雨、特大暴雨，累积平均降雨量449毫米。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但在暴雨发生之际，仍有许多媒体捕风捉影，为抢占先机争夺流量，散布未经核实的消息，有违身为媒体的责任与担当。诸如“郑州进入特大自然灾害一级战备状态”“河南郑州常庄水库爆破决堤”等相当多流言在网络上流传。
总体来讲，媒体的表现虽然有不足，但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例如在本次暴雨中，媒体并没有刻意回避灾情，而是选择及时公布受灾地区的伤亡情况和救援情况，让社会公众得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诸如《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的微博率先发起直播，通过即时还原现场情况画面，保证了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真时性，安抚了公众与社会情绪。(https://www.daowen.com)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信息的传播渠道增多，速度增快，传播主体也有了分化。因此，主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要及时地向公众发布权威信息，以客观的事实、准确的判断，引领诸多媒介信息传播向好的方向发展，从而做好对灾难性新闻的报道。在类似郑州特大暴雨的重大突发灾难中，媒体可以采取如下科学对策。
（1）均衡报道比例，平衡舆论生态。
在媒介融合发展的当下，一味地采用“以我为主”的报道模式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新媒体的强互动性可以让传受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面对公众的质疑，在报道中进行答疑解惑是媒体进行灾难性报道的一个重要方面。灾难发生后，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破，如果各大媒体依旧对灾区受灾情况进行大规模的立体报道，让受众所接收到的信息都是灾难场景，这极易形成灾难拟态环境，让人们产生不安全感。因此，为安抚民心、稳定局势、改变局面，就需要新旧媒体合理扩展议程设置，及时更新信息，进行深入调查，及时了解并报道真相，有意识地均衡报道比例。将重点放在分析灾害发生的原因，以及灾情后能否妥善安置灾民上，让人们逐渐从灾难阴影中恢复过来。
（2）创新报道形式，丰富报道内容。
在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直播已不再是电视媒体的独家手段，在此次的暴雨灾害中，多家媒体诸如澎湃新闻等，利用航拍、直播等多种方式进行直观报道，让受众对灾区状况有了清楚的了解。虽然直播可以丰富传统纸媒的报道形式，例如在呈现一线灾难现场的情况方面，直播画面有文字描述难以匹敌的巨大优势，但媒体往往将关注点倾斜到有强烈视觉、听觉刺激的图片、音频、视频上，而忽视了文字报道的深度和内涵，从而使灾难性新闻报道成了夺人眼球的猎奇活动。因此，新媒体和传统媒体需要互相取长补短，融合灾难性新闻的报道内容，创新报道形式，拓展传播渠道，生产出及时、准确、深刻而全面的灾难性新闻，力图使报道模式最优化。
（3）进行健康传播，普及暴雨自救知识。
每一次灾难的代价都是惨重的，但面对灾难，我们不应只有沉痛惋惜，媒体的使命也不应只有传递伤亡消息那么简单。在每一次灾难出现的时候，及时发布相关的科普知识，传播灾难来临时的自救指南，也是媒体的职责和使命之一。从主流媒体到自媒体，都在这次暴雨事件中积极传播了暴雨自救知识，这种“未雨绸缪”的做法，是媒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17]
（4）健全应急机制，增强舆论引导主动性。
时效性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原则，媒体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报道机制来指导危机应对，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介入报道和评论，力求在舆论场上赢得先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混乱的各方意见，避免可能出现的被动局面。在危机传播实践中，媒体要高度重视舆情热点所在，加强选题策划，优化议程设置，通过信息的主动发布和正面宣传等工作来引导舆论，抢占舆论制高点，发挥主动引导的优势作用。[18]
5）“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
“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是一起发生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的特别重大安全事故。2015年8月12日22时51分46秒，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事故。截至2015年12月10日，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等规定，已核定的事故直接经济损失68.66亿元。经国务院调查组认定，“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是一起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为例，媒体在本次“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的信息传播中大致呈现如下特点。
①信息发布秉承3T原则，及时满足公众知情权。在事故发生后，微博即时发布的优势弥补了传统媒体时效性的不足，可以快速满足公众知情权；一共发布151条微博说明媒体依托微博信息平台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充分发挥其媒介功能。
②微博内容的可视化呈现，提升了网民的关注度。图片与视频的可视化既弥补了文字符号表达信息的不足，又降低了获取信息的难度，激发了受众的阅读欲望，微博的转发量和评论数自然增加。
③以受众本位为发布理念，多维度提供相关信息。如对《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所发相关事故的报道进行分析后，其各类信息占比情况如下：救援动态（50%）、伤亡情况（37%）、温馨提示（4%）、辟谣信息（4%）、科普知识（3%）、急救常识（2%）。《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多维度进行信息发布，信息覆盖面广，信息量大而全，满足了公众的信息需求，有利于消除公众对于此次灾难事件认知的不确定性，用真相遏制了谣言的传播。
综上所述，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微博面对突发事件及时发声，抢占舆论制高点，纠正议题偏差，满足公众知情权，缓解社会焦虑，其媒介表现值得肯定。同时，也难免暴露出一些问题。
①微博信息传播深度不足，缺乏内容聚合和数据分析。微博作为传统媒体的候补性媒体机制，以其滚动化、全天候、裂变性的传播优势，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由于信息在网络空间的碎片化传播和受众浅表化阅读的习惯，微博的信息传播通常“广”而不“深”，且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
②媒体与受众交互性缺失，官民舆论场错位分化。研究《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可以发现，很多网友以“@”的形式向其发问，但官方微博并未及时给予回复。同时，分析网友的评论可以看出，媒体议题与网民议题错位分化，两大舆论场各说各话，媒体微博与网民的交互性沟通严重缺失。官方媒体微博应秉承受众本位的传播理念，主动观照网民话语空间，多从民意角度设置议题，推动两大舆论场之间同频共振，如此才能营造有利于危机处理的舆论环境。[19]
面对多元舆论环境，媒体要从用好新媒体、及时准确报道事件、把握报道分寸、创新叙事视角，避免刻意煽情、体现人文关怀等方面入手，全面提升舆论引导力。
①善用新媒体，掌握舆论主动权。在灾难性事件中，新媒体的舆论引导力不容小觑。在“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中，天津本地媒体通过官方微博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开展后续服务互动，并通过官方微信整合多方舆论，发布重大、深度、有人文关怀的报道。
②要快、要准。对媒体尤其是本地媒体来说，做好新媒体监测，第一时间及时、准确报道灾难性事件是掌握话语权、提升舆论引导力的前提条件。据统计，天津本地媒体的微博在应对此次突发事件方面，反应都比较迅速。
③深度报道引导舆论。在灾难性事件中，媒体除了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外，更要发挥微信公众号的优势，对事故现场、发生原因及救援等内容进行深度报道。
④把握报道分寸，创新叙事视角。纵观“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天津本地媒体在爆炸发生初期，救援报道篇幅要远高于事故报道篇幅。但公众最为关注的依然是灾难本身的前因后果和灾难中人们的真实状况，而不仅仅是来自救援现场的感动。
⑤避免刻意煽情，体现人文关怀。不刻意煽情并不代表没有情感因素。灾难性报道既要客观理性，也应彰显人文关怀。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中应尽量还原生命个体在灾难中的真实情况，挖掘生命在灾难中的尊严与价值，让人们感受到人性的光辉。[20]
6）香港“修例风波”
自2019年6月以来，香港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势力借和平游行集会之名，进行各种激进活动。他们以“反修例”为幌子，得寸进尺、变本加厉，暴力行为不断升级，社会波及面越来越广。从6月开始的游行屡屡演变为暴力冲突，其行动完全超出了和平游行示威的范畴。激进分子有组织袭击警察事件开始发生，警察总部两度被包围，政府部门受到滋扰，特区立法会大楼更遭到严重冲击和大肆破坏。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媒体在预防小事件演变成大风波中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怎样才能又快又准确地发布信息。媒体具体应做到如下几点。
①传统媒体应确立自身在舆论方面的引导地位，确保新闻真实性，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疑问与需求，善于维护自身公信力及权威地位，在此基础上，传统媒体才能真正发挥舆论的引导作用。
②群体性事件在萌芽初期，媒体就应及时注意到目前的舆论风向，本着捍卫真相、对公众负责的原则，针对该事件主要矛盾点进行积极辟谣，确保新闻真实性，将舆论引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将危机萌芽扼杀在事件初期，避免事件进一步发酵。
③群体性事件爆发后，新闻媒体必须要发掘事件中的积极因素，正确引导，将潜在的破坏因素转化为正面的力量。面对事件中的各种谣言，媒体要做到深入走访、探寻真相，及时地向公众和社会传达真实消息，并坚持以人为本，在报道过程中注重保护隐私与他人尊严。
④传统主流媒体应善于与新兴媒体嫁接共生、整合互动。在引导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时，传统媒体应该率先占据舆论制高点，引导新兴媒体的舆论走向。新兴媒体则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拓深报道层面，二者整合互动，营造一个理性、健康、多元的社会舆论氛围，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3.传媒预警
传媒预警是社会预警的组成部分，它是指在公共危机即将来临或处于萌芽状态之时，大众传媒以社会预警为直接目的进行信息的采集和处理，并将采集和处理后的信息传播出去以起到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的活动。从近代的“预防”思想浮现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坚持“预防为主”方针，再到改革开放时期坚持完善预防组织体系，直至今日正式建立并完善预警机制。我国的传媒预警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逐步走向全面完善。传媒预警的建设工作不仅是大众传媒独特的优势与新的内涵，更是一项基于现实挑战的战略任务。
首先，新闻工作者活跃于社会各个阶层，触角广泛，渠道畅通，对社情民意了解深入、反应迅速，对预警信息的处理较少受部门、行业利益的“牵绊”。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对建立科学、高效的社会预警系统，有效制衡负面行为甚为重要。大众传媒发挥社会预警职能，并不只是向公众传播政府有关机构授权发布的预警信息，而是通过自身的信息触角，发现处于“未然态”的各种危机因素，有效甄别，科学判断，及时向有关部门或公众预警的行为。
其次，各种现实或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当其累积效应达到或超过社会有序组织可能承受的临界值时，在外部条件的刺激下，即会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很多危机，如果在其萌芽状态即迅速预警、高度重视、果断处置，其负面效应会小得多。[21]
因此，建立并且强化包括传媒预警在内的社会预警应急机制，既是燃眉之急，也是国家长治久安、世界和谐发展的大计所需。[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