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的传媒预警策略
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的传媒预警策略需要结合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和动物疫情的时空分布和风险演化来进行制定。在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的时空分布特征小节中，虽然相关数据在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发生频次上没有太强的空间指向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更容易出现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省份。我国人口众多，人口流动性较大，容易导致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的流行，而预警制度则是对抗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的第一道防线，预警的成功完全有可能避免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完善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的预警制度势在必行。
建立传媒预警机制，可以率先在城市化水平较高、人口流动较多的沿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进行。这要求做好知识传播，让民众了解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的具体内涵，尤其要注意事件发生后的处理方法。这是因为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会带来很多次生危机，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等（见图5-9），如果处理不好将会进一步扩散危害范围。传媒机构须及时在相关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发生后做好次生危害的传媒预警，告知民众其发生概率，解释次生灾害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并传播预防或自救的措施，帮助民众形成对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更加全面立体的认识，从而达到传媒预警的效果。
图5-9 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引发的次生风险及概率(https://www.daowen.com)
除了遵循时空规律，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的传媒预警策略还应遵循以下三大原则：精准感知、多部门协作和信息公开。这三大原则相互结合，可以有效发挥传媒预警作用。第一点是精准感知。应对高致病性病毒导致的新发传染病和突发疫情，预警的关键是及早侦察病原体、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12]从上文可以得知，不少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发生突然且无迹可寻，比如2018年的动物疫情事件发生频次突然飙升，从2017年的41次急遽增长至308次。这就是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的特征：发生突然、规律难寻。当出现了如2018年非洲猪瘟这种历史上少见的动物疫情时，其极易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并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在遇到这类情况后，应及时对非洲猪瘟的病原体、传染源、传播渠道进行分析处理，建立病原体档案，制订精准的传染源控制和传播渠道切断方案。突发事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精准感知的问题，即准确感知致病因子、病例、受感染的人员等并形成有效信息，为后续响应行动提供基础。精准感知能力还与快速防控能力成正相关关系。从科学技术来说，基于病毒学、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的现代检测方法为病毒本体调查和追踪检测提供了基本的原理和方法，高灵敏度、高特异性、重复性好、高通量检测病原体的仪器和设备成为病原体早期诊断的重要基础和技术支撑。缺乏深厚、前沿的病毒学基础研究和快速、灵敏、准确、简便的现场检测技术，就无法进行快速诊断并及时采取防控措。[13]
如何能够实现有效的精准感知呢？这就是第二点即要善于进行多部门协作。新发传染病的识别、确认、预警以及感染人群的检测和识别等是典型的管理性行为和社会性行动，只有依靠多层面、多尺度和多元化的组织和人员的协同配合才能有效完成。[14]通过上文所述，我们能够发现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规律，通常是前一年发生频次较高，后一年发生频次就会降低，可以合理推测是前一年的积极治理使后一年状况明显好转，而新发传染病的再次“反扑”也能从侧面反映保持稳定的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因此，媒体组织要积极总结治理经验，上下联动，向群众宣传政府的工作和群众可以参考的预防手段，为应对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做好准备。一方面需要建立从临床医生的病例报告到疾病控制中心的预警机制，其中既包括信息的跨层级传递，也包括相关专业人员的协同研判和集体决策；另一方面需要社会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在这个人员聚集、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中，保证在维持城市正常运行的同时，准确、快速地识别出感染人员并迅速实施精准管控[15]，“网格化管理”便是这种策略的典型代表，从网格中获得的信息可以迅速、有效地成为预警内容，有针对性地传递到不同区域，最终实现上下联动，各地互通。
第三点就是信息公开，当年SARS疫情就是因为信息不公开导致传媒预警无法及时开展，从而人们无法及时知晓事件有关信息并进行提前预测和防范。面对变幻莫测的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笔者认为应建立数据库，不断积累相关经验，在事前进行信息公开，进行事前报道让公众知晓相关事宜，在事件发生后建立信息公开共享平台，比如新发传染病后的实时情况播报，只有最快地让公众知道发生了什么，公众才能提高防范的意识，避免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因人为因素快速扩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避免因信息不畅通引发公众恐慌，加剧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引发的次生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