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城市建设

除长安和洛阳两都之外，唐代还有许多作为地方治所的城市，如汴州、宋州、益州、楚州、扬州、苏州、杭州、台州、明州、泗州、泉州、广州等。还有一些边疆城市或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如高昌、交河、统万等。这些城市的发展，除了政治和军事的原因，也与当时发达的交通和频繁的商业往来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运河的开通和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外贸易，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规模及面貌的改变。在这些城市中，就建设规模和繁华程度而言，当属扬州最为著名，它的城市人口在鼎盛时期约有50万，仅次于长安和洛阳，位居全国第三。

扬州的建城历史十分悠久，隋唐以前的城址都是在扬州北部的蜀岗之上。后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繁荣，扬州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约在盛唐或稍后，在蜀岗之下的平原上增建了罗城。因此，唐代的扬州城城市范围包括子城和罗城两个部分，总面积大约20平方公里。北部为子城，当时又称为衙城，是衙署集中的区域，建在蜀岗之上，沿用吴、楚、汉、晋、隋故城而建，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可以控制罗城；南部为罗城，当时也称大城，建在蜀岗之下的平原上，修建于唐代中期，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300米、东西宽约3100米，城内构筑有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系统，是人口稠密的居住区、商业区和手工业区。

扬州是地方城市，它与作为都城的长安和洛阳有很大区别：第一，扬州的政治地位和城市等级要比长安和洛阳低很多。它没有长安和洛阳那样的宫城、坛庙和苑囿之类专门服务于皇家的建筑物，只有作为城市布局核心的地方官署衙门。同时，它的里坊、街道等设施在尺度上也比长安和洛阳小很多。但换一个角度来说，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政治地位上的差别，才使得扬州在规划设计上显得比长安和洛阳更为灵活。扬州的里坊面积比较小，每坊在平面上呈长方形，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330米，这与长安和洛阳的标准坊制是不同的。而且它在罗城之外，也设有里坊，这与《唐六典》所说“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的唐代城市制度也不尽相同。第二，扬州地处东南丘陵水网地带，在地质、水文、气候等方面都与长安和洛阳有很大差异。因此，扬州城无论是从城市的平面布局形态上看，还是从建筑物所使用的材料上看，都与北方城市有很大的不同。第三，扬州在建城之初的城市定位主要是军事要塞，但到了隋唐时期，便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为经济支柱的繁华大都市，这不是因为军事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隋唐时期运河的开凿、航运业的发达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业繁荣。扬州的城市发展是先有子城、后有罗城，从子城到罗城，中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城市发展模式，与扬州商业经济的发达直接相关。其中，以街市为中心修筑的罗城，便是经济发展和人口剧增的必然结果。自隋炀帝大力经营江淮地区以来，扬州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便日益突出，尤其是大运河的凿通，使扬州成为大运河江北段的起点、连接江南运河及长江入海口的重要枢纽。这对扬州经济的发展无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第四，作为商业型城市，扬州在规划和管理上也与作为政治型城市的长安和洛阳有着明显的不同。长安和洛阳的城市规划体现的是“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原则，因此在修筑宫城的同时就考虑了郭城的规划和布局，同时加强了对城市居民的控制和管理，如在郭城内实行严格的封闭式里坊制度和入夜时关闭坊门的宵禁制度。据文献记载，扬州的里坊制度主要模仿洛阳，但面积较小，而且似乎也没有严格的宵禁制度，尤其在唐代后期，很多里坊围墙被拆除，改为临街的店面。而且，因为偏居江南物产丰富之地的地理优势，扬州相对较少受到北方各种动乱的影响，其商业仍然维持着繁华的局面，许多店铺生意兴旺，甚至通宵达旦经营。

从唐初蜀岗之上的子城到唐中期以后蜀岗之下的罗城，唐代的扬州城不仅在城市规模上扩大了，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它的城市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即由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密集的、重要的商贸城市和对外港口。入唐以后，随着江淮一带经济的发展，扬州成为中国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国内外的商品大都由水路经扬州源源不断转输长安、洛阳两京。正如《唐会要》卷八六“关市”条所说：“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 (13) 加上“江淮俗尚商贾，不事农业”，百姓经商之风更趋盛行。这无疑对扬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它成为商贾云集、热闹繁华的经济大都会。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条中说：“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风十里珠帘’之句，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其盛可知矣。” (14) (https://www.daowen.com)

据相关史料记载，唐代的扬州城已经有了很多繁华的长街和夜市，如上述洪迈所引张祜《纵游淮南》诗中提到的“十里长街 (15) 市井连”和王建《夜看扬州市》诗中提到的“夜市千灯照碧云”。这说明晚唐时期的扬州，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严格的里坊制度和宵禁制度的束缚，其临街开设的店铺和丰富多彩的夜市生活，已经有了宋以后城市的一些特点和气质了。

此外，在唐代，随着国际间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泛海而来的日本、朝鲜、波斯、大食等国使臣、商人、求法僧侣等，也大都沿长江航道进入扬州再转赴两京。因之，扬州城逐渐成为当时对外交流和贸易的重要港埠之一。据文献记载，侨居扬州从事经商活动的胡商数以千计。《新唐书》卷三六记载：唐天宝十载（751年），“广陵大风驾海潮，沉江口船数千艘” (16)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记载：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广陵之乱时，平庐兵马使田神功率兵“入广陵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 (17) 。扬州商业之盛可见一斑。史称“扬州富庶甲天下”，这是扬州经济繁荣的真实写照。而且，为了便于交通运输，商贸活动往往选择在运河两岸，由此形成了以运河为中心的街市，如唐代扬州著名的小市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