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市的破坏

唐代后期，即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的城市建设在总体上转入衰退。虽然也有一些建设项目，如上面提到的唐宪宗时期对大明宫的增修，以及一些豪门或权贵仍在大修府第，但由于国力日趋衰微，城市建设在总体上远不如唐代前期。

与治乱循环的宿命一样，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似乎也难逃建设—破坏—再建设的厄运。

安史之乱（755—763年）时，两都沦陷，长安、洛阳及其他州府城市的建筑、园林（如曲江苑）、道路、绿化等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当时的京城长安一片狼藉，已成为一个伤心之地。王维诗云：“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18) 安史之乱刚过不久，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反，引吐蕃军队攻陷长安，大肆烧杀抢掠。但相对来说大规模的城市破坏在唐代后期尤其是唐末更为严重。如长安城在唐僖宗以后就遭到了多次破坏。从僖宗中和三年（883年）到昭宗天祐元年（904年）的20年间，军阀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大规模烧杀抢掠，使长安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如僖宗中和三年（883年），黄巢起义军被迫离开长安时，其他诸道兵马突入长安，“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 (19) ，致使长安宫室及民居所剩无几。随后，李克用等诸藩镇兵马再次进入长安，“互入掳掠，火大内［大明宫——引注］，惟含元殿仅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在禁苑内——引注］而已” (20) ；与李克用在沙苑交战失败的田令孜因李克用逼近京城，下令“焚坊市，劫帝夜启开远门出奔”，又焚烧宫城，“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 (21) 昭宗乾宁三年（896年），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起兵作乱，相继进入长安，在京城到处放火，致使“宫室廛间，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 (22) 。天复元年（901年），宦官韩全诲勾结李茂贞劫持昭宗，为逼昭宗出走凤翔，“遂火宫城” (23) 。天祐元年（904年），朱温迫昭宗从长安迁都洛阳，拆除了皇家宫殿、百司衙署和大部分民间庐舍，将拆下来的木头顺渭水、黄河转运到洛阳，对长安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毁灭性的破坏，使之沦为一个单纯的军事性城池，面积缩减到原来的6.3%。《新五代史·职方考》说：“雍州，唐故上都。昭宗迁洛，废为佑国军。” (24) (https://www.daowen.com)

洛阳城的破坏也很严重。如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李希烈叛乱之时，火烧洛阳皇宫，致使居民流离失所。张籍《董逃行》诗云：“洛阳城头火曈曈，乱兵烧我天子宫。宫城南面有深山，尽将老幼藏其间。重岩为屋橡为食，丁男夜行候消息。闻道官军犹掠人，旧里如今归未得。董逃行，汉家几时重太平。” (25) 至“唐末兵乱，摧垲殆尽” (26) ，仅就其园林的破坏即可见一斑。北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说：“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亡者，无余处矣。” (27)

至于扬州，虽然保持了长时间的繁华，但其最终的结局也与长安、洛阳差不多。前引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条末说：“自毕师铎、孙儒之乱，荡为丘墟。杨行密复葺之，稍成壮藩，又毁于显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28) 毕师铎、孙儒、杨行密是唐末割据地方的军阀，“显德”为后周太祖郭威的年号。据洪迈的说法，扬州在唐末因遭战火洗劫而沦为废墟，期间复建，但很快又在后周时毁掉。一直到宋朝建立之后，经过170年的发展，它的规模和繁荣程度也仍不及唐代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