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自然环境

美国学者马立博说：“一般来说城市——长安也不例外——代表了一种脱离自然的状态，一种新型的、塑造出来的环境。长安城通过城墙与周边乡野隔离开来，城门在夜晚也是关闭的。” (48) 在汉语中，“城市”一词是由“城”和“市”组成的，而“城”的本义是指用夯土筑成的、高大的城墙。自先秦至清朝，中国的城市都是带有城墙的，城墙内外仿佛是两个世界，在空间感知和景观构成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高大而坚固的城墙，是一种人造的防护屏障，同时也是一种人为的空间分界线。它的存在，常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封闭的感觉，同时也加剧了“人工”与“自然”的分立和对抗。

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古代，虽然城市本身是一个庞大的人工构筑体系，但这个体系通常又是以一个更大的自然背景作为支撑的。因此，城市的选址非常重要。选址不仅影响到一个城市的布局和形态，而且也造就了特殊的城市风貌。选址所框定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就构成了一个城市的外部自然景观。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或人工环境的“自然化”，即一方面将城市置入自然，另一方面又将自然引入城市，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包括唐代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是建筑在由山水组成的自然环境之中的，山水是构成城市外围屏障和景观的必要条件。而且相比之下，水似乎比山更早出现在城市建设中。按照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说法，“中国民族，最初大约是湖居的”，其证据有三：“（一）水中可居之处称洲，人所聚居之地称州，州洲虽然异文，实为一语，显而易见。……（二）古代有所谓明堂，其性质极为神秘。一切政令，都自此而出。……《史记·封禅书》载公玉带上《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入，名为昆仑，正是岛居的遗像。明堂即是大学，亦称辟雍。辟壁同字，正谓水环宫垣。雍即今之壅字，壅塞、培壅，都指土之增高而言，正像湖中岛屿。（三）《易经》泰卦上六爻辞，‘城复于隍’。《尔雅·释言》：‘隍，壑也。’壑乃无水的低地。意思还和环水是一样的。然则不但最初的建筑如明堂者，取法于湖居，即后来的造城，必环绕之以壕沟，还是从湖居的遗制，蜕化而出的。”吕思勉认为，靠水而居是最古老的居住理想：“文化进步以后，不借水为防卫，则能居于大陆之上。斯时借山以为险阻。……再进步，则城须造在较平坦之地，而借其四周的山水以为卫，四周的山水，是不会周匝无缺的，乃用人工造成土墙，于其平夷无险之处，加以补足，是之谓郭。” (49)

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往往依托的就是特殊的自然环境或山水环境。首先有所谓风水的考虑在内。风水、山水或外部自然环境本来是客观的存在，但在中国古代存在与价值合一的宇宙观念影响之下，又往往被赋予了吉凶、祸福、妖祥、贵贱等价值属性。如汉代青乌先生的《相地骨经》中说：“厚福之地，雍容不迫。……山欲其凝，水欲其澄。山来水回，逼贵丰财。……山顿水曲，子孙千亿。……水过东西，财宝无穷。”晚唐著名风水师杨筠松的《撼龙经》说：“黄河九曲是大肠，川江屈曲为膀胱。分肢擘脉纵横出，气血勾连逢水住。大为都邑帝王州，小为郡县君公侯。其次偏方小城镇，亦有富贵居其中。……两水夹处是真龙……外山百里作罗城。”又，其《疑龙经》说：“凡山大曲水大转，必有王侯居其间。……两山之间必有水，山水相夹是机源。……古人建都与城邑，先寻顿伏识龙关。” (50) 这些看法，总的来说是强调城市选址要以大山大水环绕的平坦之地作为首选。就唐代的情况来看，城市选址也基本上遵循的是这样的原则。长安和洛阳两都，都是山环水抱、植被丰茂、土地肥沃之地，它们不但有广阔的原野和充分的建设空间，还有由终南山、嵩山、渭水、泾水、洛水、伊水等形成的山水环境。(https://www.daowen.com)

其次，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实际上更多考虑的是实用——防卫、安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需要。如长安城的选址，汉代班固《两都赋》中说：“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东），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南）。右界褒斜、陇首之险（西），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北）。众流之隈，汧涌其酉。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隩区焉。” (51) 又，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中说：“长安厥壤肥饶，四面险固，被山带河，外有洪河之险，西有汉中、巴、蜀，北有代马之利，所谓天府陆海之地。” (52) 洛阳城的选址也大有讲究。古洛阳“居天下之中”，素有“九州腹地”之称。胡交《修洛阳宫记》云：“考极相方，实处天下之中。风雨所会，阴阳所和，而冲气钟焉。其川河洛，图书之渊，珍符是兴。其镇嵩高，孕秀生贤，神灵是宅。其浸瀍涧，伊水之利，环流灌溉。壤沃物丰，其地广衍。平夷洞达，万方辐凑。朝觐贡赋，道里均焉。奠位宅中，兹实帝王之居也。” (53) 又，韦述说：洛阳“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然其地北据山麓，南望天阙，水木滋茂。川原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 (54) 。顾炎武说：“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 (55)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唐代的西京和东都，都具有当时看来非常理想的自然环境。这种环境的选择既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同时也包括审美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