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景象

唐代以前，中国古代的城市，尤其是都城，大多为政治性的、军事堡垒式的城市。其设计，首先要考虑的，一是如何在精神和心理上——通过城市规模、布局、建筑和道路尺度等——彰显皇权（包括作为其统治合法性的神权）的至高无上，二是如何在功能上——通过空间分割、组织、门墙和水渠等城防设施——强化其军事防卫与安全保障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唐代的城市设计与之前的城市设计是一样的。但相对来说，唐代的城市由于普遍采用坊市制，并且充分考虑到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所以开始出现商业与政治分离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城市，包括都城，其军事堡垒功能均已相对退化了。而与此同时，商业、居住、宗教、文化、娱乐等功能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虽然唐代的城市还算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但与同期的欧洲城市相比，其在各个方面都发育得更加成熟，也即更加接近于现代城市。

首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唐代的城市——无论是都城还是地方城市，都由于水陆交通的发达和城市中市的设置而出现了繁荣的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唐代的城市中，存在着大量商业性建筑。唐代商业建筑的最大特点是里坊式的市场与商业街并存，如唐长安城的东、西两市。东市和西市是唐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全国的工商业贸易中心。东市占两坊之地，面积约为0.92平方公里，由于靠近三大内（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周围里坊也多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第宅，主要经营各种奢侈品。西市也占两坊之地，面积约为0.96平方公里，由于地处皇城外的西南部，周围多平民百姓住宅，主要经营衣、烛、饼、药等日常生活用品。两市相比，西市的商业氛围尤为浓厚，它是长安城主要的工商业区和经济活动中心，故也被称为“金市”。此外，西市由于距丝绸之路的起点——开远门比较近，周围里坊居住有不少外商，从而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市场。这里有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他们多侨居于西市或西市附近的一些里坊。因此，西市中有许多外国商人开设的店铺，如波斯邸、珠宝店、货栈、酒肆等。其中有很多有西域女子歌舞侍酒的胡姬酒肆，吸引了不少少年光顾，李白《少年行》中就有“五陵少年金市东……笑入胡姬酒肆中” (73) 之句。

早期，唐代的市场管理非常严格，一律实行严格的定时、定点贸易和宵禁制度。但这种严格的、封闭的市场管理自中唐以后就开始走向松懈和废弛。中唐以后，除了东、西两市，长安的宫城内经常出现“宫市”，外郭城内各坊则逐渐出现了许多专业性市场、店铺和作坊，如安善坊和大业坊的牛马驴市、永昌坊的茶肆、延寿坊的金银珠宝店、宣阳坊的丝绸染店、长兴坊的毕罗店（即抓饭店）、辅兴坊的胡麻饼店、崇仁坊的乐器店、宣平坊的油坊等等。这说明坊与市截然分开的城市规划制度已不能适应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需要。到了中晚唐，长安城内出现了冲破禁令的夜市，以及供人短期休憩的类似旅店的场所，以至“昼夜喧呼，灯火不绝” (74) 。而且，长安之外，各地方城市也出现了许多街市。中唐时期，扬州这类地方商业城市在南方逐渐兴起。由商业行为推动的更加灵活多样的商业街区开始出现，其内店铺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昼夜灯火通明。如扬州城的十里长街，它不但深受一般百姓的欢迎，也使得一大批文人雅士深受感染，从而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成为之后的主要市场模式。

城市商业和经济的繁荣，加上唐帝国开放的国策，使唐代的城市生活充满了活力，形成一道道独特的城市生活风景线。比如长安太极宫的北门玄武门，地居龙首原余坡，地势较高，俯视宫城，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是宫城北面的重要门户。但与此同时，它在和平时期，也是皇帝举行盛宴、营造歌舞升平景象的重要场所。如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曾在玄武门宴群臣及河源王诺曷钵，“奏倡优百戏之乐”；景龙三年（709年），唐中宗曾登玄武门楼观宫女分组拔河为戏，并“遣宫女为市肆，鬻卖众物，令宰臣及公卿为商贾，与之交易，因为忿争，言辞猬亵。上与后观之，以为笑乐”。 (75) (https://www.daowen.com)

从诸多历史文献和唐人诗文作品中可以看出，从立国到唐玄宗当政时期，唐代的城市生活总的来说呈现的是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游春、登高、修道、习禅、蹴鞠、宴饮等，均可在唐人诗文中找到大量生动的描绘。尤其是宴饮，更是唐代城市生活中的独特风景。李白《将进酒》中有句云：“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76) 宴饮是最能反映唐人生活态度的一种生活景象。宴会中有歌舞、流饮、行令、赋诗等名目繁多的活动，有的还有女性参加，气氛非常热闹。尤其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风俗奢靡，宴处群饮……公私相效，渐以成俗” (77) 。唐代的宴会名目繁多，大体上包括宫廷宴会（如皇家园林中的各种节庆赐宴）、文人宴会（包括一般的“文会”或“文酒之宴”，以及特为新科进士在曲江池杏园举行的“杏宴”“关宴”“樱桃宴”“闻喜宴”“离宴”等）、仕女宴会（在户外举行的野宴，如立春和谷雨之间举行的探春宴、上巳节前后举行的裙帷宴）和各种私人宴会四种类型。有的宴会规模很大，甚至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如皇帝在中和、上巳、重阳等节庆日于曲江池芙蓉园紫云楼亲自主持的曲江宴，参加者多达万人，包括皇亲国戚、各级官吏和他们的妻妾。诗人丘丹《忆长安》云：“忆长安，四月时，南郊［即芙蓉园——引注］万乘旌旗。尝酎玉卮更献，含桃丝笼交驰。芳草落花无限，金张许史相随。” (78) 此外，唐代的宴会有很多是在夜间举行的。夜宴的盛行，说明唐代虽然在城市中实行宵禁制度，却并没有禁止夜生活。非但没有禁止，其夜生活还相当丰富。除了大规模的宫廷夜宴，文人的夜宴更加频繁。孟浩然《寒夜张明府宅宴》中说：“瑞雪初盈尺，寒宵始半更。列筵邀酒伴，刻烛限诗成。香炭金炉暖，娇弦玉指清。醉来方欲卧，不觉晓鸡鸣。” (79) 说明文人夜宴有时是通宵达旦地畅饮。

最后，唐代城市生活一个更具时代色彩的特色是它独一无二的异国情调。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杭州、楚州、密州、海州、泗州、登州、青州、汴州、泉州、广州等城市都有外国人（胡人、高丽人、新罗人、日本人等）居住。大量外国人的涌入，造就了唐代独具特色的异域风尚，尤其是“胡风”。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80) 从立国之初到开元天宝时，整个唐代的城市生活似乎都染上了一层“胡”的色彩，同时形成了唐帝国开放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