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等人的环境审美观
城市是人口大量集聚的地方，也是欲望、权力和社会资源集中的地方。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的丰裕，必定带来城市的迅速发展，并使城市的内质和外观为之一变。但若不加以节制，则很有可能适得其反，最终导致城市的衰败和城市生活环境的破坏。特别是在中国古代，专制制度和特权阶层的存在，以及阶级矛盾或权力斗争所引发的动乱、战争和朝代更迭，使得几乎所有城市的发展都难逃由兴起到衰败或由简朴到奢华、再由奢华转入萧条和荒废的循环。
唐代的城市发展基本上走的也是这样一条注定衰败、湮灭的老路。关于它的衰败和湮灭，多见于晚唐五代以后的历史记载和文学描写，而关于它的繁华和奢靡，则在晚唐五代以前就有很多记载和描写。这些记载和描写有的是歌颂和赞美，而有的则是讽刺和批判。如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太宗朝，天下新承隋氏丧乱之后，人尚俭素。……则天以后，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至天宝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赐死，县官簿录太平坊宅，数日不能遍，宅内有自雨亭，从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又有宝钿井栏，不知其价，他物称是。安禄山初承宠遇，竞为宏壮，曾不十年，皆相次覆灭。肃宗时，京都第宅，屡经残毁。代宗即位，宰辅及朝士当权者，争修第舍，颇为烦弊，议者以为土木之妖，无何皆易其主矣。中书令郭子仪，勋伐盖代，所居宅内，诸院往来乘车马，僮客于大门出入各不相识。” (81)
唐代城市尤其是都城的繁荣，大约是在开国之后的五六十年到灭国之前的七八十年之间这段时间。这个时期的城市建设，从肯定的方面来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彰显了为历代文人学者所赞美的“盛唐气象”；而从否定的方面来说，则也可以说是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国家衰亡，恶化了生存环境。城市中不断增饰的宫殿、寺观、宅第、别业等构筑物，不仅滋生了腐败（侵占土地、掠夺资源、贪污受贿）和浪费，而且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据唐代文学家李华《含元殿赋》一文的记述，大明宫含元殿中使用的建筑木材，是从江南山林中精选运来的号称“择一干于千木”的荆杨之材。而且为了砍伐这些木料，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操斧斤者万人”，然后“朝泛江汉，夕出河渭”，运至长安，“拥栋为山”。 (82) 在唐代，由于对建筑材料的大量需求以及城市中对燃料的需求，导致大量树木被砍伐。至玄宗时，长安周边的终南山、太行山已无大木可伐，不得不从南方转运。
在唐代，有关城市发展和人居环境建设的讨论，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是“崇丽”（以宏大、富丽为美），一是“尚俭”（以实用、简约为美）。这构成了唐代环境美学思想中一对突出的矛盾。
唐代一直有很多人提倡节俭，反对城市建设中的奢靡与浪费，如唐太宗、张说、辛替否、白居易等人。
立国之初，唐太宗鉴于前朝的教训而力主节俭。其《帝京篇十首并序》说：
余以万几［同“机”——引注］之暇，游息艺文，观列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奢极丽。征税惮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瞻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故沟洫可悦，何必江海之滨乎！麟阁可玩，何必两［一作“山”——引注］陵之间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释实求华，以人纵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 (83)
在这篇序中，唐太宗批评了自秦始皇以来“峻宇雕墙，穷奢极丽”的都城建设，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君王无德、自取灭亡的表现，是“释实求华，以人纵欲，乱于大道”。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注重节俭和简约的城市发展观：
望古茅茨约，瞻今兰殿广。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 (84)
唐太宗写的《帝京篇》，主要思想是主张节制财用，与民休息，反对“淫放”或铺张浪费。唐代初期的城市建设也可以说基本上贯彻了唐太宗的这种思想：初唐时期直接接受了隋代的城市遗产，甚至拆掉了一些过于奢华的建筑；其间，新的建筑并不多。虽然，唐太宗时期已开始了大明宫的修筑，但这在当时是完全出于实用的考虑，因为太极宫地势太低，潮湿闷热，完全不适合居住。与此同时，当时的城市住宅也大多比较简陋。
唐太宗的上述思想在《贞观政要》中也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如：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自古帝王兴造，必须贵物顺情［即以百姓的需要为需要——引注］。……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
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
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旁。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 (85)
在这些谈话中，唐太宗反复强调的是奢靡败国，有害无益，为人君者必须正身节欲，志尚清净，以百姓之心为心，一切建设都必须以制欲节用、不损百姓为准则。
贞观二年（628年），有臣僚因太极宫卑湿，上疏请求营建新宫，太宗以“靡费良多”、不合“为人父母之道”驳回。随后，又多次发布诏书，倡导节约，如：
洛阳宫室，创自有隋，朕因其成功，无所改作。今屋宇湮坏者，宜量加修葺，使才充居处。自外材木，宜分洛州郭内贫民因水损居宅者。（《量修洛阳宫诏》） (86)
朕闻上代无为，檐茅而砌土。中季华用，戺玉而台琼。燥湿之致虽同，奢俭之情则异。……南营翠微，本绝丹青之工，才假林泉之势。……爰制玉华，故遵意朴淳，本无情于壮丽。（《建玉华宫手诏》） (87)
从现有的记载来看，唐太宗对于城市建设的一贯主张是“遵意朴淳”，“无情于壮丽”；在他当政的时期，城市建筑很少，社会上普遍崇尚简朴，“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88) 在他的影响之下，当时许多大臣的家宅都极其简朴，甚至可以说是简陋不堪，如：“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吾本为汉南一布衣，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89) 又如户部尚书戴胄卒，居宅弊陋，连祭奠的地方都没有，太宗命有司特造一庙。尚书右仆射温彦博逝时，因家中没有正寝，只能殡于旁室，太宗又命有司兴造。魏徵家中也无正堂，他生病的时候，太宗把自己准备建造小殿的木材给他营造正堂，并送上被褥。
但是很可惜的是，唐高宗、武则天执政之后，唐代的城市建设并没有按照唐太宗的预想去发展。由于国家的日益强大，城市建设包括宫苑、寺观、住宅等建筑开始朝着宏大、壮丽、奢华的方向发展。吕思勉说：“隋、唐两代，于宫室颇侈。以隋文之恭俭，犹营仁寿宫以劳民，而隋炀帝无论矣。窦琎营洛阳宫，失之壮丽，唐太宗毁之，而阎立德为营玉华、翠微二宫，徐惠不以为俭。此所谓作法于贪。至武后，遂大纵恣。中宗集群臣于梨园毬场，令其分组拔河，武崇训、杨慎交注膏作场，以利其泽。此真匪夷所思。至睿宗，又为金仙、玉真二主作观。中叶后，则穆宗于禁中造百尺楼，敬宗以钜金饰清思院。其仍世侈靡，不亦甚乎？” (90)
很多有识之士对这种日益奢靡的风尚提出批评。如武则天在洛阳大营宫室，并于久视元年（700年）在嵩山行宫三阳宫避暑，至秋不还。张说上疏进谏说：“造设奇巧，诱掖上心。凿山疏观，竭流涨海，俯穷地脉，仰出云端，易山川之气，夺农桑之土。延木石，运斧斤，山谷连声，春夏不辍。劝陛下作此者，岂正人哉？” (91) 唐中宗当政时，宠爱其女安乐公主，任其强占民宅大造府第，又迷信佛教，致使寺庙林立，靡费过度，左拾遗辛替否就上疏进谏说：“当今疆场惊骇，仓廪空虚，揭竿守御之士赏不及，肝脑涂地之卒输不充，野多食草，人不识谷，而方大起寺舍，广营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栋梁；运土塞路，不足充墙壁。夸古耀今，逾章越制，百僚钳口，四海伤心。臣闻释教者，以清净为基，慈悲为主。故常体道以济物，不为利欲以损人；故常去己以全真，不为荣身以害教。三时之月，掘山穿地，损命也；殚府虚帑，损人也；广殿长廊，荣身也。损命则不慈悲，损人则不济物，荣身则不清净，岂大圣大神之心乎？臣以为非真教，非佛意，违时行，违人欲。” (92) 唐睿宗当朝时，崇信道教，花费大量钱物为其女金仙公主、玉真公主建造金仙观、玉真观，辛替否又以左补阙的身份上疏规劝睿宗皇帝沿用“贞观故事”，停止建造宫观，把节约的财物周济贫穷、充实国库，并且说：“臣闻出家修道者，不干预于人事，专清其身心，以虚泊为高，以无为为妙，依两卷《老子》，视一躯天尊，无欲无营，不损不害。何必璇台玉榭，宝像珍龛，使人困穷，然后为道哉！” (93)
张说和辛替否的批评，基本上沿袭的是唐太宗的思路，即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或从国家安危及民生的角度出发。可惜在当时奢靡成风的大环境下，这是一种相当微弱的声音，并未能让统治者回心转意，回到倡导简约和简朴的传统上去。而且，即便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帝国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奢靡之风也仍在当时的上层社会继续蔓延。对此，诗人白居易在早年写的讽谕诗中也有很多描写和批判。如：
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洞房温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虚且迥，坐卧见南山。绕廊紫藤架，夹砌红药栏。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伤宅》） (94)
右为梁，桂为柱，何人堂室李开府。碧砌红轩色未干，去年身殁今移主。高其墙，大其门，谁家第宅卢将军。素泥朱版光未灭，今日官收别赐人。开府之堂将军宅，造未成时头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心是主人身是客。更有愚夫念身后，心虽甚长计非久。穷奢极丽越规模，付子传孙令保守。莫教门外过客闻，抚掌回头笑杀君。君不见马家宅，尚犹存，宅门题作奉诚园。君不见魏家宅，属他人，诏赎赐还五代孙。俭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墙围大屋。（《杏为梁·刺居处僭也》） (95)
与唐太宗、辛替否和张说等人一样，白居易的批评也带有浓厚的政治和伦理色彩，但由于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他的批评又超越了一般的政治和伦理或社会批评的范围，而直接上升到了对人生意义的拷问，即：生命是有限的，人生是短暂的，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精力去营造富丽奢华的宅第既是巨大的浪费，也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是一场人生悲剧，因为没有人可以永远占有这些东西，“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甚至在有生之年也未必能够占有这些东西，“碧砌红轩色未干，去年身殁今移主。……素泥朱版光未灭，今日官收别赐人。开府之堂将军宅，造未成时头已白”，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认为，人能占有的只是自己的内心，“逆旅重居逆旅中，心是主人身是客”，除了“心”，没有什么可以长存不朽，因此，对于人居环境的经营，当以“俭”为贵，“俭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墙围大屋”。在此，“俭”成了一种因抑制欲望膨胀而使内心安定、调适和满足的精神境界。
(1) 在名义上，唐代曾有过东、西、南、北“四都”之说，即除长安和洛阳之外，还有太原和益州（成都）。太原是李氏王朝发迹的地方，称为北都；益州（成都）是玄宗、僖宗两代皇帝避难的地方，称为南都或南京。
(2) 弘义宫，也称为宏义宫，后改为大安宫，建于太极宫西侧。
(3) 参见〔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4) 孙望编著：《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3页。
(5) 韦述的《两京新记》也说，大明宫“北据高冈，南望爽垲，视终南如指掌，坊市俯而可窥”。见〔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6) 宋人程大昌说：“兴庆宫者，虽有夹城可以潜达大明，要之隔越衢路，亦当名为离宫而已。”见〔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3页。
(7) 〔唐〕魏徴、令狐德棻：《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88页。
(8) 清代学者顾炎武说，隋大业元年，“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实之。又于阜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见〔清〕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8页。
(9) 〔唐〕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0) 〔宋〕宋敏求、〔元〕李好文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0页。
(11)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19页。
(12) 《全唐诗》（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16页。
(13) 〔宋〕王溥撰，牛继清校证：《唐会要校证》（下），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3页。
(14) 〔宋〕洪迈著，夏祖尧、周洪武校点：《容斋随笔》，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8页。
(15) 这里的“十里长街”是指运河两岸南北纵向的街道。这条街道上市井相连，店肆沿街而设，可能已经是开放式的街道布局。
(16) 〔宋〕欧阳修、宋祁撰，陈焕良、文华点校：《新唐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565页。
(17)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三），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32页。
(18) 〔唐〕王维：《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见《全唐诗》（四），第1308页。
(19) 〔五代〕刘昫等撰，陈焕良、文华点校：《旧唐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446页。
(20) 〔宋〕欧阳修、宋祁撰，陈焕良、文华点校：《新唐书》（四），第4066页。
(21) 〔宋〕欧阳修、宋祁撰，陈焕良、文华点校：《新唐书》（四），第3686页。
(22) 〔五代〕刘昫等撰，陈焕良、文华点校：《旧唐书》（一），第468页。
(23) 〔宋〕欧阳修、宋祁撰，陈焕良、文华点校：《新唐书》（四），第3693页。
(24) 〔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7页。
(25) 〔唐〕张籍撰，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13页。
(26) 〔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页。
(27)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三编 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173页。
(28) 〔宋〕洪迈著，夏祖尧、周洪武校点：《容斋随笔》，第78页。
(29) 〔西晋〕张华：《博物志序》，见〔清〕严可均辑，陈延嘉等校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02页。
(30) 〔明〕计成原著，陈植注释，杨伯超校订，陈从周校阅：《园冶注释（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31) ［英］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
(32)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咸阳六冈》说：“咸阳有六冈，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阳。唐时宫殿皆在九冈上，而作太清宫于九五冈上，百官府皆在九四冈上。”见〔宋〕周密撰，王根林校点《癸辛杂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33) 大兴城的宫殿建筑均采用坐北朝南的布局形式。“坐北朝南”既是一种政治观念，也是一种风水观念，因为按照传统风水理论的说法，建筑一般应按子午向即坐北朝南的方向布置，这一说法也为历代帝王所尊崇。
(34) 由于从南到北渐次降低的地势，宫城所处的位置相对要低一些。但把宫城放置在较低的位置上，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有什么不妥，因为根据天上星宿的位置，最为尊贵的紫微宫居于北天中央，以北极为中枢，东、西两藩共有15颗星环绕。皇帝贵为天子，地上的君主和天上的星宿应该相对应，因此，只能把皇宫安排在北边中央的位置。而且北边有渭河相倚，从防卫的角度看，也比较安全。
(35) 〔宋〕宋敏求、〔元〕李好文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第256页。(https://www.daowen.com)
(36) 〔唐〕韩琬：《御史台笔记》，见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页。
(37) 转引自岑仲勉《隋唐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30页。
(38) 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0页。
(39) 轴心舍是唐代官署常用的平面形制，即在前堂与后室之间，沿中轴线贯以连廊，形成工字形的平面布局。
(40) 这些规定有时也被一些有权势的人突破，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宅舍逾制的情况很常见。如元载，史称其“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轸，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者一百余人，恣为不法，侈越无度”。见〔五代〕刘昫等撰，陈焕良、文华点校《旧唐书》（三），第2132页。
(41) 〔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42) 《全唐诗》（三），第834页。
(43)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81页。
(44) 《全唐诗》（二），第432页。
(45) 〔唐〕沈佺期：《长安道》，见《全唐诗》（三），第1020页。
(46) 《全唐诗》（二），第518页。
(47) 《全唐诗》（六），第1999页。
(48) ［美］马立博著，关永强、高丽洁译：《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9页。
(49) 吕思勉：《中国通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199页。民国常乃惪认为：“就古史及一般文字的记载研究起来，中国史前人民的生活大约有山居、水居两种。山居者，中国古代称人民为‘丘民’，称群众为‘林蒸’，都可证明人类系属山居；水居者，中国的古代货币名都从‘贝’字，可证明系水旁民族的生活。”见常乃惪《中国的文化与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6—17页。
(50) 吴龙辉主编：《中华杂经集成》（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1、650—651、673—674页。
(51) 〔梁〕萧统编，海荣、秦克标校：《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52) 〔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53)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四），第3564页。
(54) 〔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第72页。
(55) 〔清〕顾炎武：《历代宅京记》，第148页。
(56) 转引自〔清〕顾炎武《历代宅京记》，第101页。
(57) 岑仲勉：《隋唐史》，第572页。
(58) 唐代水运交通之发达并不限于两京，也不以两京为最。唐代崔融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闵、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来，昧旦永日。”见〔五代〕刘昫等撰，陈文焕、文华点校《旧唐书》（三），第1862页。又，《唐语林补遗》说：“凡东南都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转引自吕思勉《中国通史》，第208页。
(59) 洛阳城内的地下水资源也有记载，如洛阳惠和坊“内道东南醴泉涌出，水面阔数尺，煖而甘，泉上常有气如雾，疾病者取饮之，多效”。见〔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2页。
(60) 〔清〕顾炎武：《历代宅京记》，第96页。
(61) 参见〔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第74页。
(62) 〔唐〕刘餗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30页。
(63)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第282页。
(64) 〔清〕顾炎武：《历代宅京记》，第101页。
(65) 〔清〕顾炎武：《历代宅京记》，第102页。
(66) 〔宋〕王溥撰，牛继清校证：《唐会要校证》（下），第1349页。
(67) 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一），第126页。
(68) 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一），第12页。
(69)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第283页。
(70) 〔唐〕李白撰，杨镰校点：《李太白集》（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
(71) 《全唐诗》（四），第1306—1307页。
(72) 〔宋〕王溥撰，牛继清校证：《唐会要校证》（下），第1346—1347页。
(73) 〔唐〕李白撰，杨镰校点：《李太白集》（一），第43页。
(74) 〔宋〕宋敏求、〔元〕李好文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第275页。
(75) 〔五代〕刘昫等撰，陈焕良、文华点校：《旧唐书》（一），第85页。
(76) 〔唐〕李白撰，杨镰校点：《李太白集》（一），第14页。
(77) 〔宋〕王溥撰，牛继清校证：《唐会要校证》（下），第802页。
(78) 《全唐诗》（十），第3480页。
(79) 《全唐诗》（五），第1644页。
(80)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2页。
(81) 〔唐〕封演撰，李成甲校点：《封氏闻见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82)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四），第3184页。
(83) 《全唐诗》（一），第1页。
(84) 《全唐诗》（一），第2—3页。
(85) 〔唐〕吴兢编著，王贵标点：《贞观政要》，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213、214—215、333页。
(86)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一），第73页。
(87)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一），第100页。
(88) 〔唐〕吴兢编著，王贵标点：《贞观政要》，第213页。
(89) 〔唐〕吴兢编著，王贵标点：《贞观政要》，第218页。
(90)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29页。
(91) 〔唐〕张说：《谏避暑三阳宫疏》，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三），第2256页。
(92) 〔唐〕辛替否：《陈时政疏》，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三），第2761页。
(93) 〔唐〕辛替否：《谏造金仙玉真两观疏》，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三），第3763页。
(94) 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一），第31—32页。
(95) 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一），第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