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因素是古琴艺术发展的基础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赵宋王朝。建国后，宋太祖在结束了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吸取了唐“安史之乱”后因藩镇割据而导致政治动乱的经验与教训后，于建国第二年（961年），一方面通过“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措施来削弱武将的兵权、制约武将的钱谷、夺回武将的精兵；另一方面采取重用文官，谏者无罪的“右文政策”，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方略，迎来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盛世。
（一） “杯酒释兵权”
宋朝给人以“积弱”的感觉，此种“积弱”表现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节节退败，从繁华的汴京到江南临安的偏安一隅，从靖康之难到崖山海战，最后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十万军民跳海殉国。此种“积弱”反映了宋朝军事力量的薄弱，而这与宋朝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联。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宋太祖宴请石守信、高怀德等一批开国将领，酒至半酣，宋太祖回顾了倚仗众位而龙袍加身之事，暗示大家应放掉手中的兵权，并透露自己日日不得安枕，表现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众将问之才明白，宋太祖担心“这把龙椅，谁不想坐？”宋太祖好言劝告各位将领拿着俸禄归乡颐养天年。众将惶恐，纷纷称病辞职，之后宋太祖削弱武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制约他们的钱谷、夺回他们的精兵，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宋太祖从唐末五代各王朝频繁的更迭和民不聊生的人间疾苦中，深感武将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建国初，国家内部有割据势力的威胁，国家外部有契丹侵扰的重压，后周遗臣在中国南北建立了众多的藩镇型政权，互相征伐，王朝像变脸一般更替，生灵涂炭，有些甚至“及闻禅代，日夜缮甲治兵” (48)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收兵权、管钱谷、夺精兵，将所收精兵编入禁军，禁军的调动、作战都受到皇帝的直接控制，以文臣代替武将，将中央权力集于皇帝一身，直接统属政事、军务和财政三大系统，另设御史台司监察，以控制科举取士权，不仅巩固了王朝的统治，而且也强化了中央集权。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措施对宋朝300多年的统治来说可谓是影响久远和意义非凡。“杯酒释兵权”及后一系列措施贯穿于宋朝300多年的统治，从其积极意义来说，在加强了宋朝的中央集权，巩固其统治地位后，为宋代政治清明局面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为宋代文官政治的兴盛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为宋代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宋代经济的空前发达作好了准备。从其消极意义来看，统治者轻视与猜忌武将，打击其积极性，出现兵不识将和兵无常帅的现象，导致宋代军队战斗能力衰弱；宋代不仅大量任用文官而导致“冗官”现象的出现，增加了宋朝的财政负担，而且也带来了困扰皇权的敏感问题，即严重的“朋党”现象。(https://www.daowen.com)
（二） “右文政策”
宋太祖本人是通过武人干政而获得皇位的，所以他对于武人干政带给国家和人民的灾难体会尤深，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他认为必须彻底遏制武人干政，由文官来治理天下。宋太祖曾在太庙立下誓碑，令继承皇位的子孙，不得滥杀士大夫和谏事之官，而后继位的皇帝也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士大夫们迎来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黄金时代。余英时先生认为，宋代士大夫群体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并以儒家理念改良政治秩序，是对儒家“内圣外王”的某种实现。由此，余先生称，此前的汉、唐为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 (49) 。
自宋太祖以来，“右文政策”是宋朝实行300多年的一项基本国策，宋代重视科举，给予士大夫较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俸禄，重视文化事业建设，兴办学校，发展图书收藏、编撰和印刷。在重用文官，谏者无罪的“右文政策”保障之下，宋代对文人报以开放宽容的态度，士大夫的主体意识被空前唤醒，一时人才辈出，众多士子都能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宋太祖及其后继者主动抑制皇权才出现的局面，在历代帝王统治中实属难得。而宋太宗则从制度上弘扬文化，使文人得到重用，宋真宗继续这项政策，到了宋仁宗执政年间，才真正迎来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盛世。
宋代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有效制约，从宋代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宋太祖与宰相赵普之间关于官员的任免、赏罚升迁等问题的对话可见，宋太祖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问题，大臣们的意见同样也要三思，这样便形成了对皇权的牵制作用，有效避免皇帝的独断专行。此外，皇帝在财权、军权方面也都受到士大夫的限制，甚至皇帝的生活事务方面，也受到士大夫的监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载，庆历三年庚申，宋仁宗宠幸张修媛，谏官却以张修媛资薄而得厚宠不当，请求贬为美人。欧阳修也认为宋仁宗厚宠张修媛，恐是祸患之源。最后，宋仁宗只好答应谏官的请求。“帝许之。戊申，以张修媛为美人。” (50) 这一切，似乎都可以看作儒学教化皇权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