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与出版史
早在文字和书写材料诞生之初，中华民族的出版活动就已经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数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实践经验。了解中国出版活动的历史渊源，可以从“出版”和“出版史”二词谈起。
一、 出版
出版，是指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制作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并使之进入流通领域，以保存、传播人类知识的社会专业化活动，包括排版、印刷、装帧和发售等环节。
“出版”一词是外来语，大约在近代机械印刷工业初起的19世纪下半叶从日语中引进。但是个中的内涵，在后唐明宗长兴年间（930—933）已有较为完整的表述。考宋初《册府元龟》卷六〇八《学校部》所载，后唐宰相冯道重经学，因向明宗李亶建言：“常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 (1) 冯道所言“雕摹流行”，后来经省简固定为“版行”“刊行”或“梓行”，其义包括摹写、雕版、印刷、装帧和发行诸项，与“出版”相同。此外，尚有“镂版（板）”“刻版（板）”“雕版（板）”“付梓”等词，其义一般不包含印刷、装帧和发行的环节。
上述各词基本都与雕版印本书籍的生产相关，是唐代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于图书生产后出现的术语。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的出版活动就始于唐代。
在雕版印刷术诞生之前，中国的图书出版和传播经历过一个漫长而辉煌的写本时代，也正因为写本时代手工抄写方式的相对低效，给繁荣兴盛的社会需求带来种种不便，而使之成为寻求生产制作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
写本时代的起始，据已知文献的记载，当不晚于商代。《尚书·多士》中所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即是明证。那时的王公贵族都有意识将一些重要的事情通过各种形式记载下来，传于后世。如《墨子》中就多次出现“书于竹帛”的表述。《尚贤》篇曰：“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盘盂，传以遗后世子孙。” (2) 《天志》篇在表彰三代圣王顺天行事得天德、谴责三代暴君逆天行事为天贼后，都强调“不止此而已，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 (3) 。二例中“书之竹帛”一语就是指将事实和思想用文字抄录在竹帛上，使后世子孙能够借此了解古者圣王仁义尚贤的德行和暴君劫弱暴寡的乱行。原意虽非强调面向社会出版，但符合出版活动最终目的在于保存、传播的要义。
至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文化学术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学术著作大量问世，正如《墨子·天志》所载“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 (4) 。所以，墨子“南游使卫，关（同扃）中载书甚多” (5) ，而“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6) 。大量书籍经传抄流入民间，成为私人藏品而产生重大社会影响，致使战国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采取挟书禁令，禁止民间藏书。
中国文化元典大多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而传抄使这些元典中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那时，传抄就是出版活动。繁盛的传抄行为使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版活动的高潮。
图1-1 《孔子诗论》(https://www.daowen.com)
战国楚竹书 上海博物馆藏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多批战国竹简相继出土，为深入研究探讨我国早期的出版活动，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804枚战国竹简，经学术界多年整理研究，这批1.3万字的竹简，包括道家著作2种4篇，儒家著作11种14篇。1994年春，上海博物馆陆续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1218枚战国楚简，约3.5万字，包括《易经》、《孔子诗论》（图1-1）等80余篇（部），内容涵盖儒家、兵家、道家、杂家等先秦诸子著作。2008年，清华大学收到校友捐赠的一批长期流散在境外的战国竹简，共约2500枚，经初步整理，包括《尚书》和类似《纪年》的史书等。
郭沫若曾指出：“殷代除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简书和帛书。……甲骨文中也有册字和典字，正是汇集简书的象形文字。但这些竹木简所编纂成的典册，在地下埋藏了三千多年，恐怕不可能再见了。” (7)
概括来说，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地下出土文物的双重证据，中国历史上的出版活动肇始于殷商时代。
二、 出版史
出版史，就是出版活动的历史。
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是图书，图书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种物化了的精神产品，它能不断反映、复制、放大、传播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所以，图书的出版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包括政府的思想文化政策、时代风尚、社会需求、生产技术状况等。考察历史上围绕图书而发生的一切社会文化现象，我们发现可以将其分为创造性活动和利用接受行为。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作用于图书，使图书在形制、编纂体例和内容、生产技术等方面得到持续的创新、丰富和发展；人类利用图书的行为，包括人们的阅读活动、社会的传播方式和收藏兴趣等。这种行为会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出版活动在内容、体例方面的开拓创新。
出版活动正好贯穿融通于创造和利用之间。因此，出版史的研究内容相应包括两大方面：其一，出版活动内部在体例、内容、技术、制度等方面的继承发展及其相互联系；其二，出版事业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具体来说，这两方面的内容主要通过出版家的活动、各类典籍的持续出版和图书市场的日益扩大综合表现出来。鉴于在写本时代出版活动的主体是创作者和编纂者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大致将古代出版史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解析为以下五点：（1） 政府的思想文化政策及其对出版事业发展的影响；（2） 重要文化典籍的编辑出版过程及其历史意义；（3） 著名编纂出版机构的创办发展及其历史地位；（4） 杰出编纂出版家的重要业绩及其历史影响；（5） 重大出版技术与制度的产生、完善及其历史作用。我们借此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梳理出清晰的发展轨迹，并探讨其发展规律，突出历史上出版活动为社会文化传播作出的巨大贡献，为出版事业现在乃至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