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发展演变
古代出版事业的发展演变主要受到两大历史条件的影响，一是出版技术，二是社会环境。
一、 出版技术
出版技术主要指文字记录方式、书写材料制作手段和书籍装帧形式。在长期的出版活动中，这些出版环节都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史称“书籍制度”。自先秦以来，中国的书籍制度几经变迁，书写材料由竹木而为缣帛，继由缣帛转而为纸；装帧形式则由简策而为卷轴，继由卷轴转为册页；出版方式由抄录而为雕版，继由雕版并用活字。
简策是春秋以迄秦汉三国时期书籍的主要形式。简策之“简”，早期专指竹质的书写材料，木质者则称为“牍”。策，又作“册”，是指由若干简牍编连而成的书册。所以，简策就是指书写在竹木上的书籍，也就是这一时期的出版物。在长达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简策在书写、编次、装帧等方面都已具备后世正规书籍的基本要素，因而成为中国书籍之始。
帛书是指书写在缣帛上的书籍。缣帛是丝织品，包括帛、素、缯、缣等品种。缣帛质地轻薄，书写时可以根据文字内容的长短随意裁剪，舒卷方便，且在携带、阅读和保藏各方面都十分理想。作为书写材料，缣帛的这些优点都是简牍所不具备的。所以到东汉时，帛书得以盛行。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周易》《战国策》等20余种帛书。其整幅帛高与二尺四寸简的长度相近，半幅帛高则与尺简近似。帛面画有很细的朱丝栏，栏宽约0.6厘米，与竹简宽度相近，很像是把帛面划分成一枚枚竹简，且其实物为卷轴状存放。这说明帛书的形制是依简策沿用而来的。
图1-3 《书仪新镜》书影
敦煌写本（S.1040）
纸与印刷术发明后，全国各地逐渐涌现出众多的优质名纸和刻书中心，繁华的都市开始形成书肆集中的特色文化街。中国的图书出版事业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纸与印刷术成功地催生了纸本和印本书籍的面世，而纸本和印本书籍在制作、版式和装帧等方面形成了与简策不同的特色。
六朝隋唐时期，纸质书籍大都为抄本，其装帧形式沿袭帛书而为卷轴装（图1-3）。卷轴装是指在一卷书的末尾安上一根轴，以轴为中心，书卷可以由尾向前卷起。现在书画作品的装裱仍采用这种形式。
印刷术的发明，宣告人类的出版活动进入印刷新时代。
唐末五代以来，雕版印刷的书籍，开始由单叶书纸积累装订而成，其生产制作的工艺规程形成了新的制度，史称“册页制度”。册页制度包括书籍的版式、行款、字体、装帧等内容。
在出版史研究领域，以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为界线：此前为写本时代，或称为卷轴文化时期；此后为印本时代，或称为雕版文化时期。
写本时代，书籍的生产只有人工抄写一种方式，费时耗力、差错率高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状态下，书籍的复制量非常有限，“能具书疏者，百无一二”的现象十分普遍。图书复本的稀少，一是使图书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社会传播，从而影响社会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二是造成图书流传保存的困难。图书的传与不传，有幸与不幸，存在复杂的因素，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复本的多少。在抄本时代，即使是国家藏书，一般也只有三份复本，这么少的流通数，使书籍很容易在流通中遭受损失，甚至湮灭。
这正如希尔斯对西方早期著作存佚原因的判断一样，他说：“可以断言，包括最伟大的作家在内的某些著作，其当时存在的全部手稿抄本，在公元后大约五百到一千年之间急剧减少了。以抄写方式进行复制的速度（伴随着讹误）远不及遭到破坏的速度。” (9) 进入印本时代，相对多的复本，使宋代以来的书籍亡佚情况大大改善。虽然今天宋代原刻本传世的也已经很少，但是宋刻原本的重刻本、翻刻本、影写本大量存世，这也是依赖于复制容易的雕版印刷技术。
雕版印刷术的诞生，有其自身的技术条件、物质条件，更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推动作用。(https://www.daowen.com)
二、 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一般指的是政府的思想文化政策、与之相适应的有关制度以及社会文化风尚等。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政策是在大一统的政治框架下制定的。
公元前221年，千古一帝秦始皇吞并六国，席卷天下，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随即实行统一文字的书同文政策。公元前202年，胸怀统一宏图的刘邦把骁勇盖世的强敌项羽一举逐出历史舞台，重新奏响大一统的凯歌。经由汉初自高祖刘邦至景帝刘启六帝持续奉行“与民休息”、重建社会经济的政策，励精图治60余年，到武帝刘彻即位，国家经济建设已经取得十分可观的成就。元光元年（前134），锐意兴革的汉武帝雄心勃勃地规划建成远比前代更加强盛的统一帝国，决意奉行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确定了大一统的思想文化意识。公元前91年，司马迁撰写成《史记》，提供了自黄帝以来中华民族近三千年大一统的历史。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刘向奉诏领衔整理自孔子以来传播天下的典籍，编撰完成系统目录《七略》《别录》，为后世的典籍整理出版建立起体现大一统精神的分类体系。
两汉以来，历代政府多实行文治，奉行尊儒重道、劝学兴教的思想文化政策，设立贯彻实施朝廷思想文化政策和主导文化传播活动的文化出版机构，逐步确立政府主导的图书编纂出版体制。这里简单介绍国子监、史馆制度和科举制度。
国子监，又称“国学”“太学”，祭酒为主管长官。西汉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始设国子学。隋炀帝即位后，改名国子监。
国子监一身两职，既是古代掌管国家儒学训导政令的官署衙门，又是古代国家的最高学府。隋唐之际，科举制度确立，国子监常受命勘正经籍，传布天下。唐贞观中，国子监祭酒孔颖达即受命校撰《五经正义》。唐末五代时，雕版印刷术开始大规模应用于刊行儒家经典，由于国子监中聚集了全国优秀的博士儒生，堪当校读缮书之任，国子监自然成为朝廷刊行书籍的主要机构。
史馆制度滥觞于东汉，确立于唐代。
东汉初明帝时，已开始确定由史官分撰本朝国史。历经安、桓、灵三朝，史官班固、陈宗、刘珍、李尤、边韶、崔实、蔡邕、卢植等前后续撰，终成《东观汉纪》143卷。这一编纂活动已具有后世朝廷设立史馆修史的性质。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设立史馆代替著作局的修史之职，修撰本朝的“实录”和“国史”，并确立宰相监修之制。自贞观四年（630）至显庆四年（659），30年间陆续修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8部纪传体史书，国家重臣魏徵、房玄龄、令狐德棻、褚遂良、长孙无忌等皆参与其事。中晚唐史馆主要修撰实录、国史，至五代后梁、后唐，史馆沿袭搜集史料的传统，后晋史馆则主持修纂《旧唐书》。
史馆制度的核心就是由朝廷大臣主持或监修朝廷典籍的纂修工作，以确保典籍在思想文化方面体现国家意志和文化政策。
科举制度是隋唐制度建设中一个迹映千秋的亮点，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
隋唐以前，朝廷选拔人才必须由地方官员推荐，士子不能自由报考，故名之为“察举”。隋唐科举则规定士子通过地方或学校的选拔考试，优秀者由地方或学校荐至朝廷参加各科考试。士人或学生都可以自由参加选拔考试，一般没有门第流品的限制。出仕为官，建功立业，自古以来就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于是，科举就成为一项由成千上万家庭从子弟童蒙修学开始就精心规划应对的规模浩大的社会活动。
隋唐以来，朝廷选用官员主要通过科举一途，所以在科举的科目和内容上体现官方的意图，以确保未来的官员在政治思想上与朝廷同声和调，就显得十分重要。朝廷规定《礼记》《春秋左氏传》《诗》《周礼》《仪礼》《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等“九经”，以及《孝经》《论语》等经书，《史记》《汉书》《东观汉纪》等“三史”，《文选》、诸子百家等书，为各科考试必读书。熟读规定的经史典籍自然成为叩开科举仕进之门的隆重开端。科举对社会各阶层开放，逐渐成为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士族后代、庶族子弟都要通过这个途径猎取功名，踏上仕途。为了保证子弟能够在科举选拔中胜出，收藏阅读科举规定的经史典籍，成为名门世族、士庶之家的共同取尚。“士大夫以《诗》《礼》立身，儒素为业，广聚坟典，以遗子孙。若良农之储耒耜，百工之利刀尺也。缮其简编，饰诸缃帙。手自刊校，心无倦怠。至于义畜百家，室盈千卷，观乎油素，达圣哲之心，遗之子孙，为清白之业，异夫金玉满堂，赀币润屋，多藏为累，后亡可俟者也。” (10) 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成为社会推崇的信条，诗书教子的文化传统在科举时代得到进一步地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两汉以来，历代政府多实行文治，奉行尊儒重道、劝学兴教的思想文化政策，选拔官员以儒家经学的造诣为标准，尤其隋唐时期确立的科举制度，为包括庶族寒门子弟在内的有志青年，铺就一条通向成功的锦绣之路，从而形成“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向学风尚。大量学童士子攻习举业，阅读朝廷指定的儒家典籍和相关指导书，社会因此形成诗书教子的文化传统。这种持久量大的阅读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图书的生产，成为图书出版技术创新的巨大的社会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