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政府的文化政策及其编撰成就
秦汉时期，尤其是两汉的图书编纂出版活动，在图书种类和编辑体例方面都有建树，为后世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一、 政府的文化政策
秦始皇统一中国，新政权实行中央集权制度，首先需要采取应对措施消除这些差异，真正做到天下一统。在思想文化方面，秦王朝的统一措施是书同文和禁私学。
秦统一文字是我国文字演变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书同文的成果，使秦王朝在广袤的统治区域内，有效地消除了“文字异形”给统一事业带来的种种影响。必须指出的是，书同文的进程并没有在秦代短暂的十几年中完成，而是经历了汉初几十年不间断的使用、完善，逐步走向定型的。
秦王朝实行严禁私学的文化政策，其具体表现就是先后爆发焚书、坑儒事件。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述，秦始皇焚书的原因在于博士淳于越以古非今，力主分封制，反对郡县制，在有关国家大政上与新政权的方针大唱反调。秦始皇断然采纳李斯的焚书建议，旨在巩固历六世改革奋斗建立起来的大一统新政权。一年后，因咸阳儒生“为妖言以乱黔首”，秦始皇再施厉招，将460余名犯禁的儒生“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新生的秦王朝在思想文化上采取焚书坑儒的严厉措施，禁绝以古非今的反时代思潮，以保证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大一统政权避免分封倒退的危险。然而，秦始皇、李斯对思想文化上的反对派采取“焚书坑儒”这样的剿灭政策，显得过于简单、残暴，大失人心。秦始皇焚书，主要以民间藏书为主，没有涉及官藏书籍，司马迁和东汉王充都十分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尽管这样，这种大规模人为焚毁图书的文化剿灭活动，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对秦代和汉初的文化传播和图书编辑出版活动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和破坏。
汉朝政权在性质上与秦朝是一致的，也是中央集权制。但是在吸取秦朝速亡的教训后，汉朝统治集团在施行“与民休息”的治国大政的同时，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汉高祖君临天下不久，即废除秦代对私学的禁令，惠帝四年（前191）更诏告天下取消“挟书律”，秦始皇在文化上所采取的简单野蛮的政策被完全纠正。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汉代的文化建设事业开始步入逐渐复苏进而繁荣的时期，其标志之一，就是图书编纂出版活动增多，成果累累。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追述的：“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图2-3 汉武帝表章六经图
清宫廷版画
汉代的文化政策是统治者为适应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而制定的，从根本上讲也是专制的。所以，尽管文化政策对各学派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而受制于文化政策的图书编辑出版活动仍然表现出对官方哲学和文化思想的回归。从汉高祖至武帝百年之间，法家、兵家、道家，最后是儒家的思想，先后成为官方哲学。终汉一代，在思想文化政策方面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武帝时期树立起“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旗帜。对此，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中这样称道：“（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图2-3）这一政策的确立，对汉代乃至历代文化政策和图书编辑出版事业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然而武帝本不好儒学，尊儒徒名而已。所以，武帝之世，儒家经典并没有如意想中那样得到迅速繁衍。至西汉后期，好尚儒学的汉成帝，精于《诗》《书》，观览古文，所以命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天下图书，以“六艺”为先。儒学作为官方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首要地位，通过国家图书目录的形式得到重申。
东汉政权沿袭西汉崇儒的文化政策。光武帝刘秀除了积极争取儒生博士的支持外，还广泛组织了对图书文献“采求阙文，补缀漏逸”的搜集编纂活动，从而使在西汉末新朝王莽时期“怀挟图书，遁逃林薮”的四方学士，纷纷出山，云集京师，服务东汉王朝。东汉皇帝不少崇尚儒学，雅爱典籍。明帝刘庄曾亲自主讲儒经，诸儒或执经端坐于前，或侧耳站立于后，听讲者数以万计。章帝刘炟亲自组织主持今古文学派的学术辩论，成《白虎通义》一书。灵帝刘宏熹平年间诏诸儒正定经书文字，刊于石碑。
文化政策一经确定，官方的哲学思想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宣扬。东汉一朝，由于帝王的积极倡导，儒学的今古文学派之争逐渐弥合。崇儒的文化政策，使儒家经典的编纂和出版传播活动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同时带动其他种类图书的编辑与出版。
二、 辉煌的编撰成就
1. 字书编纂活动的开创与发展
中国古代解说文字形、音、义的著作，称为字书。字书产生的历史，可以远溯至西周时期。《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字书《史籀》15篇，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撰，今已失传。
在我国传统学术领域，素有“读经要自识字始”的观念。字书作为经学的附庸，成为一类十分重要的典籍。按照传统经部小学类的著录，传世字书分为以《尔雅》为代表的训诂、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字书和以《广韵》为代表的韵书三大类。其中开古代训诂、字书先河的《尔雅》《说文解字》，以及《方言》《通俗文》《释名》等都编成于汉代。
《尔雅》，首创按内容性质分类释辞的体例，开古代词典之先河。其成书历史上曾经有西周、战国初期、战国末期、西汉初年和西汉中后期等5种说法；一般认为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历经许多学者纂集增补，最终成书于汉代。该书较全面地分类汇编了先秦以至西汉出现的大量训诂材料，不仅有益于阅读儒家经典及其他先秦古籍，而且有助于体认社会和自然名物。所以古人强调，读《尔雅》可以使人“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https://www.daowen.com)
《说文解字》，古代第一部字典。东汉许慎编撰。全书将收录的9353个汉字，按部首形体分为540部，使先秦以来纷纭复杂的文字初步有了门类。这是许慎在文字编纂学上的创造性成果。这种以偏旁分部的方法，成为后世字典编纂的一种主要体例。书中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以及汉代和以前的很多训诂材料。
《方言》，全称为《
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方言词典。书中收录的语言包括古今的方言和通行的普通话，涉及的区域包括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绝大部分地区，甚至还杂有少数民族的语言。今本《方言》13卷，收字1.2万多个，略依《尔雅》的体例，分类编次所收方言词汇，如卷一释诂，卷三释草木，卷四释衣物，卷五释器具，卷八释禽兽，卷九释兵器舟楫。
《释名》，东汉末北海人刘熙编纂。全书以音训方法解释词义，开我国音训词典编纂之先，启发学者从语音方面探索义近形声字之间关系的研究之路，对后世双声叠韵辞书的编纂，产生很大影响。其在释词中叙述了许多有关古代名物、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方面的知识，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2. 科技著作
中国历史上流传的科技类著述，相对于经学、史学而言显得较少，但其起源则在先秦时期，与诸子百家同步。除了能从先秦诸子百家著作中找到关于古代科技萌芽发展的记录，如《墨子》中关于小孔成像，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的光学实验观察研究，《山海经》中关于水文、动植物学方面的知识，《管子》中关于土壤分类和植物生态学方面的知识，还形成了一批科技专著，这就是在秦始皇焚书禁令中得到保护的医药、占卜和种树之书。
我国古代科技体系大致在汉代基本形成，数学、天文学、地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各自都有了自己的科学范式。数学以《九章算术》为代表，天文学以《周髀算经》的盖天说等为代表，地学以班固《汉书·地理志》为代表，医学以《黄帝内经》及《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为代表，农学则以《氾胜之书》为代表。旧题战国时秦越人号扁鹊所撰《难经》、托名神农的《神农本草经》和东汉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等都是两汉时期的产物。
此外，《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农家类著录《神农》等9家114篇，其中《氾胜之》18篇、《蔡癸》1篇、《董安国》16篇明确著录为汉时人。
根据汉代图书六分法的原则，科技类书籍除农学著录在诸子略外，其余大都被分入数术和方技两略之中。从现存最古的书目《汉书·艺文志》来考察，著录的科技类著作很少，有的是来不及著录，如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有的应是不重视而失载。两汉时期朝廷崇儒，经学如日中天，科技书籍被冷落，书目缺载，导致后世散佚情况严重。
3. 《史记》与纪传体裁的开创
春秋时期，我国的文字记载已由简单的片段逐步形成正式的史书。传统史籍记事方法的多样和体式的丰富，给早怀修史壮志的司马迁以极大的启示。然而，历史学家总是他自己时代的产儿。旧有史体虽备，但历史视野终囿于一国一地，难以容纳反映汉武帝大一统时代地越千里、民合百族的宏大气势。于是，司马迁心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理想，开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卓绝的探索和创新。
《史记》是中国史事第一次系统整理的伟大成果。司马迁在确定了表现大一统的民族历史和时代精神的修史宗旨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寻找一种可以承载如此深广厚重之历史内容的撰述体例。司马迁悉心考察各种体例在表述上的长短胜拙，不拘一格，取裁熔炼，成功地开创了构架雄伟、气势宏大的新史体。这一新史体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环连而成，体现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特点，后世遂称其为纪传体。
司马迁的修史理想是“成一家之言”，《史记》的纪传五体在结构和形式上提供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基础条件。而理论上的表述，也即《史记》中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对历史变化发展的规律、条件、动力等问题的探究与思考，则大都集中在序赞论中。而《太史公自序》作为全书的总论，对书中130篇文字逐一总括旨意。《自序》云：“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这表明《秦始皇本纪》中将着重于对秦始皇在位施政大事的评述，立篇的旨意清晰可见。
司马迁之前，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纂《淮南子》，是汉代编纂出版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
刘安（前179—前122），西汉沛郡（今江苏沛县，一说丰县）人。汉高祖刘邦孙子，淮南厉王刘长长子。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袭封淮南王。史称刘安博学好书，擅鼓琴，不喜声色犬马。善属文，武帝曾命作《离骚传》，为最早解说《离骚》之作。后因谋反事发，自杀，国除，受牵连者数千人。汉武帝即位，刘安入朝觐见，上《淮南子》21篇。这部“博极古今，牢笼天地”的论著，对西汉前期的道家思想，即与“文、景之治”相适应的统治思想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总结。从编辑出版史的角度看《淮南子》，其在编辑结构上所开创的叙录之例，极大地影响了古代目录学的创立和发展。《淮南子》第21篇为《要略》（图2-4），其内容为依次罗列前20篇篇目，逐一阐明宗旨，揭示内涵，剖析精要，最后提纲挈领，点出全书的纲要：究天地之理，接人间之事，备帝王之道。正如高诱对此篇的注释：“凡《鸿烈》之书二十篇，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字其微妙，论其大体。”《淮南子·要略》篇客观上起到指导阅读的作用。
图2-4 《淮南子》书影
《四部丛刊》据北宋影写本影印本
先秦诸子著述，皆无自己命篇的意识。至西汉刘安编纂《淮南子》，始在书末撰写叙例，叙录书中各篇的述作之意。这样就等于将著作完整的篇章结构明示于世，先秦古书编次不明的问题至此得到有效解决，古代书籍的编纂体例更趋完善。这不仅影响司马迁在所撰《史记》中设置《太史公自序》，更在百年之后，启示另两位汉宗室刘向父子在古籍编校活动中创建叙录体古籍系统目录。